03 中國的對外貿易早于西歐國家(中國在什么時期便通過海路進行對外貿易，到什么時期最為鼎盛？)

也有輪船等航運，卻都是依賴于運河并不是大海。我國政治中心都在北方，北方與南方的交通運輸主要是憑借著運河卻不是海運。京杭大運河的開辟，曾經造就了一批繁華昌盛的城市，如淮陰、揚州、臨清、古泗州等，都沒真正意義上的港口城市。如大連因為俄國而興建為港口，青島因為德國興建為港口，今天連云港的主要城區距離港口大約為30公里。可以看到，港口城市都不繁華，建設都很落后。

 我國不是航海民族，是農業民族

我國古代民族都是農業民族為主，能與航海民族扯上關系的，就是閩粵人，也就是福建與廣東人。閩粵人由于山多地少，生存需要喜歡去東南亞南洋一帶經商，發展貿易，但都不是社會的主流。古代占據統治地位都是北方人，熱衷于在華北平原、關中平原等大平原上種植農作物，民間百姓都是傾向于男耕女織或者飽讀詩書考取功名光宗耀祖。并不像歐洲國家人們熱衷于去海外經商，發展海外貿易。農業民族的特性，使統治者對于不擅長的航海領域都具有一種先天性恐懼。

尤其是滿清入關之后，統治者認為自己能占領中原就是騎射，武力自信心都來自于騎射，對當時西方先進武器火器的研究就有一種打壓與蔑視，民族比較傾向于內守自保卻不是開放與進取。這一切，導致了沒有去海外殖民擴張的欲望。

“朝貢體制”的影響，使得航海活動沒有經濟利益支撐

西方國家熱衷于航海，喜歡在海外建立殖民地，都還是因為太“窮”了。航海目的，就是為了“脫貧致富”。我國的航海，卻是一種“炫富”行為的“大航海”。由于這一種沒有利益回報的航海，最終都會因為國庫的空虛而廢至。

鄭和下西洋的根本目的，就是大明天子四處炫耀“我是大富翁”、“我是大土豪”等，為了炫富拼命撒錢，不求經濟利益與回報。伴隨來世一大批南洋島國都前來明朝朝貢，明朝朝廷也是“厚往薄來”的原則，也送這些朝貢的島國數倍或者十數倍的禮物作為回報。在做生意角度上，簡直是“虧本”。

所以，中國古代“朝貢體制”的本質，就是小國家向天朝叫一聲“爹”，然后天朝就給小國家“壓歲錢”。當這些小國家嘗到了甜頭，就會天天過來喊“爹”騙“壓歲錢”。長期下去，天朝的財政就會國庫虧空、捉襟見肘，自然也為畏懼這些小國們的朝貢。于是，為了體恤邊遠小國的朝貢的路途遙遠之苦，就把朝貢時間由一年一朝改為兩年一朝或者五年一朝，漸漸也希望這些國家永遠不來朝貢更好。

如明朝劉大夏說的，“三保”（鄭和）下西洋耗費的錢財達到數千萬，軍民死亡千萬，即使得到一個寶貝歸來，對國家有什么益處，這也是一個弊政。這一種指責也是有道理的。鄭和下西洋沒有給明朝時候的中國社會帶來任何改變，更沒有開創一個嶄新的時代，只是一種毫無實際意義的消耗錢財。

 統治者沒有真正意義的“大航海”動機

西歐航海家哥倫布、達伽馬、麥哲倫這些航海家的航海，都是由于經濟利益興起，背后就是各國政府的組織與資金支持。我國古代統治者階級，在對外與他國外交的公開場合都是認為“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對于“利益”都是羞于啟齒，奉行都是“仁義之道”，更加談不上經濟“利益”上掠奪。但是，統治者外交場合的“奉獻”與“仁義”，都是由國內老百姓自己來買單。

在中國封建王朝統治者看來，國家一直都是人口眾多，疆域遼闊。百姓雖然不富足，總量卻是龐大的。統治者是不缺少“銀子”的。如清末的《辛丑條約》《馬關條約》賠償了幾億兩白銀，但是慈禧太后每一餐該有多少道菜，是不會少一道的。這樣的統治階級就沒有去航海，到“新大陸”掠奪財富的欲望。

西歐國家不同。如西班牙、葡萄牙等都是一些小國家，國內比較“窮”，即使是王室也非常缺“銀子”，也常常找商人“借銀子”。這樣，上層統治者與下層的民間百姓都會形成一種大航海掠奪財富的欲望。

 中國航海技術也比西方落后

我們也知道唐朝時候鑒真和尚東渡日本，六次才成功抵達目的地的勵志故事，反映也是唐朝時候的航海能力還是比較落后的。我國航海能力大幅度提升，是在宋元時候。尤其是宋朝時候，海外貿易繁華昌盛，寧波、泉州等真正意義的港口城市興起。但是，在宋元時候，掌握泉州等港口城市商貿卻是波斯人（也就是色目人）、阿拉伯人。可以看到，當時主要還是波斯人和阿拉伯人來中國貿易，很少中國人去這些海外國家貿易。這也是航海技術落后的反映。

在鄭和之前，也沒有華人遠洋航行的記載。鄭和是穆斯林人。當時，明成祖朱棣選擇鄭和為下西洋船隊的領隊，也是有一定原因的。鄭和是穆斯林，他的船隊中有大量的穆斯林，航海路線都是阿拉伯商人往返的路線。（鄭和七次下航海的航線，最遠抵達東非、最多抵達的今天馬來亞、印度一帶，都歸屬于穆斯林）。鄭和的航線都是貼著海岸線，利用洋流航行，困難程度與麥澤倫環球世界、哥倫布橫跨大西洋是不能相媲美的。

西方的航海圖

從古代東西方的制圖水平，可以看到中國航海水平也是落后于西方。雖然鄭和下西洋都是一些龐大的海船，但是航海能力不是比賽船只的大小，太平洋一些土著島嶼是可以獨木舟穿過去的。就如農耕民族的騎射水平遠遠不能與游牧民族騎射水平相比是一個道理的，中國航海水平都是落后于歐洲的古希臘人、腓尼基人、維京人、迦太基人，更加難以與熱衷于航海的威尼斯人、熱那亞人相媲美。航海技術的落后，也使古代中國人很難在大海中深入航行，探知末知的新大陸。

如何解釋明朝中后期持續巨額貿易順差現象？

【轉自中國經濟史論壇】明朝中后期世界白銀為何大量流入中國

作者：陳昆

【提要】明代中后期的1550年代至1800年代，中國保持巨額貿易順差達兩個半世紀之久，這在世界貿易史上實屬罕見。巨量白銀流入有兩個原因：貿易順差和套匯。文章考察了這兩個因素形成的機制。與晚明時期類似，當前我國也出現了持續的巨量貿易順差。究其原因是政府對貿易的干預政策所致。本文認為，不能簡單地評判貿易順差的優劣，關鍵是貿易順差與經濟發展水平、經濟結構等因素是否相適應。

【關鍵詞】國際競爭力；海上貿易；套匯；白銀流入

引言

自1550年代中歐海路開通至1800年代，中國保持巨額貿易順差達兩個半世紀之久，這在世界貿易史上實屬罕見。大衛.休謨[1] 著名的“價格—鑄幣流動機制”理論也無法解釋這一現象。根據這一理論，在以貴金屬為本位貨幣的時代，理論上并無一國能長期保持貿易順差。[1]葡萄牙學者馬加良斯·戈迪尼奧的研究表明，日本白銀產量的絕大部分和占美洲產量一半的世界白銀流入了中國，數量十分龐大，因此他將中國形容為一個“吸泵”，形象地說明了明清中國吸納了當時全球巨量白銀。[2]

弗蘭克[3]在他的著作《白銀資本———重視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中認為，1400—1800年是以中國為中心的單一世界體系格局，他用貿易和套匯來說明他的這一理論。

關于國際貿易，他認為，有四個地區長期保持著商品貿易逆差，它們是美洲、日本、非洲和歐洲。美洲和日本靠出口白銀來彌補它們的貿易逆差，而非洲則靠出口黃金和奴隸彌補逆差。因此，這三個地區都能夠生產世界經濟中的其他地方所需要的“商品”。與此形成對照的是，歐洲幾乎不能生產任何可供出口的商品來彌補其長期貿易赤字。于是，歐洲只能靠“經營”其他三個貿易逆差地區的出口來過日子，從非洲出口到美洲，從美洲出口到亞洲，從亞洲出口到非洲和美洲，歐洲成為全球貿易網絡中的中介。為了平衡中國似乎永久保持著的順差，世界白銀流向中國。[3]

貨幣不僅可以用來對貿易赤字進行“結算”，而且是一種能夠產生利潤的商品，是由供求法則支配的，由此產生套匯機會。供大于求的地方的白銀價格會低一些，求大于供的地方的價格會高一些，這就吸引著白銀從一地流向另一地。在16世紀和17世紀早期，歐洲人所做的就是在亞洲各國的黃金和白銀的兌換差價之間套利，以及在某些貿易往來中，尤其中國和日本的貿易往來中充當中間人的角色。任何一種貨幣都既是價值儲存器，又是各種貨幣和商品之間的交換媒介。各種面值和純度的貨幣都可以相互兌換或套利，也可以換取其他商品。因此，正是在全球范圍內的這種貨幣之間的套利兌換性以及它們與商品之間的交換性，使得實際上所有的商品都可以在世界市場真正地運轉起來！[3]

本文循著弗蘭克的思路，從海上貿易和套匯兩個方面對明朝中后期白銀流入作一考察。

一、明代中國商品國際競爭力

據史料記載，15世紀中葉至1820年（嘉慶二十五年）期間，中國是世界經濟最發達的國家。據統計，1522—1566年（嘉靖年間），中國的生鐵產量達到45，000噸，居世界第一位，而英國到1740年才達到2，000噸。1750年（乾隆十五年），中國工業總產量占世界工業總產量的32％，而全歐洲僅占23％；中國的國內貿易總值為4億銀兩。直到1820年（嘉慶二十五年），中國的GDP仍占世界經濟總量的32.4％，居世界各國的第一位。[4]

中國自明代中期以來開始逐漸成為世界經濟的中心，這依賴于中國強大的商品制造能力和生產出來的豐富商品。中國商品擁有千百年間發展起來的精湛工藝，質量優良。而且當時許多日用品生產技術為中國所專有，占據了有利的市場壟斷地位。就紡織品生產而言，中國是麻類纖維原產地，千余年間積累了豐富的生產技術，對麻縷“半浸半曬”、硫磺熏蒸等漂白技術均居當時世界領先水平。中國生絲制作的產品經得起海風吹拂而不變色，歐洲絲綢產品的款式、織法、圖案設計、印染工藝無不受到中國的影響和啟迪，更有甚者，英國直到1690年以后才織出質量較好的亞麻布。

明代中期，中國商品如生絲、絲織品、瓷器、茶葉、棉布、砂糖、糧食、藥材等，在國際市場上享有很高的聲譽，具有很強的競爭力。1629年（崇禎二年），荷蘭駐第三任長官訥茨（Nuyts）在給其國王的一份報告書中說：“中國是一個物產豐富的國家，它能夠把某些商品大量供應全世界”。 [5]當時一個西方作家也報道說：“中國人有世界上最好的糧食——米；最好的飲料——茶；最好的衣料——棉布、絲織品及皮貨。擁有這些主要物品和數不盡的其他次要的物產”。 [6]特別是中國絲貨，外國商人更是贊嘆不絕，“從中國運來的各種絲貨，以白色最受歡迎，其白如雪，歐洲沒有一種產品能比得上中國的絲貨”。 [7]根據史料記載。16—18世紀，中國向全世界出口的商品約有236種之多，其中手工業品有137種，占總數的一半以上。其中生絲、絲織品出口最多，其次是瓷器和茶葉等。

除了質量優越之外，明代中國商品的價格優勢也很突出。一方面由于中國勞動力資源豐富，勞動力成本低廉；另一方面由于宋明之間中國白銀需求增長一直快于供給增長，明代白銀購買力相當于宋、元時期的兩倍，而恰在此時，美、歐正處于“價格革命”時期，歐洲各國正在經歷史無前例的涉及所有工農業商品、持續約一個世紀之久的惡性通貨膨脹。在這場通貨膨脹中，西班牙、葡萄牙的物價從16世紀30年代到17世紀普遍上漲3倍左右，英國、法國、德國物價從16世紀中期開始上漲兩倍左右。這大大削弱了歐洲各國商品的市場競爭力，尤其是西班牙、葡萄牙兩國商品的市場競爭力。相對于歐洲各國，中國商品以白銀表示的相對價格極為低廉，在國際市場上具有極大的價格優勢。當時國際市場上中國主要大宗出口商品與外國同類產品價格對比如下：

絲織品：墨西哥市場上中國絲織品價格是西班牙同類產品的1/3，在秘魯是1/9，在東南亞是荷蘭同類產品的1/3，在歐洲是歐洲產品的1/4-1/3；

麻織品：墨西哥市場歐洲麻織品幾乎比中國同類產品貴8倍；

銅、鐵制品：菲律賓市場中國鐵釘價格為西班牙產品的1/4，致使秘魯總督卡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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