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中國對外貿易伙伴排名(中國對外的主要貿易伙伴及進出口產品)

景象，不少論者喻之為日本20世紀80年代“泡沫”經濟時期，但那時候日本內資制造業有著強大的自主知識產權技術，制造業基礎堅實；而我國目前制造業過度依賴外資，也缺乏自主知識產權的技術，基礎不堅實，比作日本可能不太恰當，反而與90年代的東亞“四小虎”和東盟國家接近。

第三，巨額外匯儲備加大了人民幣匯率升值壓力，且我國在相當程度上陷入減輕人民幣升值壓力與抑制貨幣供給增長難以兼顧的兩難境地：要減輕外匯占款造成的過多基礎貨幣發行對國內貨幣市場的影響，中國人民銀行必須加大回籠現金力度，或提高利率，但這些操作將加大人民幣升值壓力；如果為了減輕人民幣升值壓力而增加貨幣供給，或降低利率，本來就已經極為寬松的貨幣市場將因此雪上加霜，過度寬松的貨幣供給又將刺激國內資產市場泡沫膨脹。

第四，為了消除外匯占款導致基礎貨幣投放增長過快帶來的上述負面效應，中國人民銀行進行沖銷干預的準財政成本日益提高。中國人民銀行在公開市場上進行沖銷操作的主要工具是通過發行央行票據來吸收由此增加的基礎貨幣。從2003年4月23日發行第一期50億元6個月期限中央銀行票據至2006年6月，人民銀行共計發行中央銀行票據328期，票面金額71940.7億元，期限從3個月到S年不等。大多數中央銀行票據采取貼現方式發行，共計回籠貨幣7萬億元左右，需要支付利息1363億元。目前，中央銀行票據發行規模越來越大，頻率越來越快。截至2006年6月22日，2006年人民銀行已經發行3個月期、1年期.票據43期，共計21680億元，接近2005年全年的發行規模，占2003年以來發行總額的1／3。

發行中央銀行票據的代價是央行票據利息支出不斷增長。迄今中央銀行票據需支付利息共計1363億元，其中2006年截至6月20日需要支付309億元，2003—2005年同期分別為20.5億元、120億元、229億元(扣除3年期央行票據的利息)。

第五，匯率的高度波動性使發展中國家在管理外匯儲備時陷入一個兩難境地：由于發展中國家與某一個發達國家的貿易、投資往來往往占其對外交易的絕大部分，發展中國家通常需要持有較多的這個國家的貨幣，以便隨時動用，但這樣做又與外匯儲備多元化以分散風險的要求相悖。盡管金融市場發明了眾多規避風險的金融工具，但一個高度波動的市場必然提高資本形成的成本，造成經濟無效率。

第六，因為儲備資產收益率較低，存在資產收益差問題。發展中國家投資資本回報率昔遍高于發達國家，1994—2003年間，拉丁美洲、東亞(日本除外)、其他發展中國家投資資本回報率分別為12.9%、14.7%和11.3%，全體發展中國家平均為13.3%，而西方七國集團投資資本回報率平均只有7.8%，最高的美國也不過9.9%。當前中國“經常項目順差轉化為9>匯儲備資產+大規模外商直接投資內流”的組合結果本質上是中國用海外低收益資產替換了國內高收益資產，為此中國不僅犧牲了國民當前的消費，而且也犧牲了回報率更高的投資機會，而投資效率不高正是國內外公認的中國投資癥結。

全面權衡，有序調整“雙順差”和對外資產

任何一國都不可能無休止地積累貿易順差和儲備資產而不引起整個國際貿易體系失衡。2005年中國巨大的貿易順差和資產儲備增量已經被視為全球經濟失衡的重要表現而在國內外引起了廣泛的關注，由于這一格局在中長期內蘊藏著較大的風險，如何對此加以調控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的重要課題，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一五”規劃綱要為此已經明確提出保持“國際收支基本平衡”的目標。要遏制“雙順差”和外匯儲備增長失控，一方面需要降低貿易順差增速，另一方面需要通過新的外匯管理制度避免國際收入順差全部轉化為官方外匯儲備增量。

在降低順差增速方面，我們要做的不是遏制出口增長，而是通過啟動內需、尤其是消費需求帶動進口增長。“十一五”規劃綱要已明確提出要“積極擴大進口”。在擴大進口增長方面，也應避免在高位大量買入初級產品。

在外匯管理制度方面，造成高額外匯儲備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我國的強制結售匯制度和實施近10年的非正式盯住美元匯率制度。在這種匯率安排下，企業除了可以保留少部分外匯收入之外，其余外匯收入必須全部在規定期限內調回國內并兌換為人民幣，而中央銀行在外匯市場上必須全盤吃進其余市場參與者拋出的外匯，導致9一C儲備在很大程度上被動增長。對此，我們已經在外匯市場上引進了新的做市商，下一步應當是逐步放松強制結售匯制度，改為意愿結匯制度。

不僅如此，美歐是我們的主要貿易伙伴兼最大貿易順差來源，我國對其出口業績在相當程度上取決于其內部宏觀經濟形勢。2006年美歐經濟形勢看好，其進口和貿易逆差總體規模短期內不太可能顯著削減，我們如果一味追求抑制貿易順差增長，結果很可能是喪失我們本來可以贏得的市場，而讓其他國家有機可乘，美歐貿易保護主義的力度也不會明顯降低，從而使我們兩頭落空。

有鑒于此，至少就2006年而言，我們在追求對外經濟平衡時不宜單純遏制出口和貿易順差增長，而應當減少資本項目順差，通過外匯市場和外匯管理制度的調整來使順差不至于全部轉化為官方外匯儲備增量。為此，一要強化監管，減少熱錢流入，以及繼續適度擴大資本流出的自由度，有秩序地減少資本流出管制，推進對外直接投資發展；二要向意愿結匯制過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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