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中國對外貿易形勢報告讀后感(今日說法 求一篇新聞報道！要最新的 最好是2月 1月的話不要超過23號 不是讀后感)

會發生嚴重的金融危機? 這場金融危機帶給我們什么啟示？本文擬對此進行探討。

一、美國金融危機的原因

美國因次貸問題而引發的金融危機有著復雜的確背景，我認為其主要的原因有以下幾點：

1.刺激經濟的超寬松環境埋下了隱患

2007年4月2日，美國第二大次級貸款機構新世紀金融公司宣布破產，標志美國次貸危機大爆發。次級抵押貸款危機的源頭是其前期寬松的貨幣政策。在新經濟泡沫破裂和“9.11”事件后，為避免經濟衰退，刺激經濟發展，美國政府采取壓低銀行利率的措施鼓勵投資和消費。從2000年到2004年，美聯儲連續降息，聯邦基金利率從6.5%一路降到1%，貸款買房又無需擔保、無需首付，且房價一路盤升，房地產市場日益活躍，這也成就了格林斯潘時代晚期的經濟繁榮。提供次級抵押貸款本是一件好事，使得低收入者有了自己的住房。對一般個人家庭來說，低利率和房產價格一路飆升，編織出一幅美好的前景，投資住房成為巨大的誘惑，于是大量居民進入房貸市場。到2006年末，次貸涉及到了500萬個美國家庭，目前已知的次貸規模達到1.1萬億至1.2萬億美元。

2.以房產作抵押是造成風險的關鍵

美國次貸的消費者以房產作抵押，房產的價格決定了抵押品的價值。如果房價一直攀升，抵押品價格保持增值，不會影響到消費者的信譽和還貸能力。一旦房價下跌，抵押品貶值，同一套房子能從銀行貸出的錢就減少。如果貸款利率被提高，次貸使浮動利率也隨著上升，需要償還的錢大大增加。次貸貸款人本來就是低收入者，還不上貸款，只好放棄房產權。貸款機構收不回貸款，只能收回貸款人的房產，可收回的房產不僅賣不掉，還不斷貶值縮水，于是出現虧損，甚至資金都流轉不起來了。房價縮水和利率上升是次級抵押貸款的殺手锏。

從2005年到2006年，為防止市場消費過熱，美聯儲先后加息17次，利率從1%提高到5.25%，市場利率進入上升周期。由于利率傳導到市場往往滯后一些，2006年美國次貸仍有上升。但加息效應逐漸顯現，房地產泡沫開始破滅。

3.次級貸款資產的證券化加重了危機的擴散

美國絕大多數住房抵押貸款的發放者是地區性的儲蓄銀行和儲蓄貸款協會，地方性的商業銀行也涉足按揭貸款。這些機構的資金實力并不十分雄厚，大量的資金被投放在住房抵押貸款上對其資金周轉構成嚴重的壓力。一些具有“金融創新”工具的金融機構，便將這些信貸資產打包并以此為擔保，用于發行可流通的債券。給出相當誘人的固定收益，再賣出去。許多銀行和資產管理公司、對沖基金、保險公司、養老基金等金融機構投資于這些債券。抵押貸款企業有了源源不斷的融資渠道，制造出快速增長的新的次貸；投資機構獲得較高的收益。

各種各樣的金融衍生工具使得投資機構現金流得到更合理的利用，利益也得到了分解和共享，風險也得到了分攤。但事物都有兩方面，金融創新制度帶來風險分散機制的同時，也會產生風險放大效應。像次貸這樣一種創新使美國不夠住房抵押貸款標準的居民買到了房子，同時通過資產證券化變成次級債，將高風險加載在高回報中，發散到了全世界。從這個意義上說，凡是買了美國次級債的國家，就要被迫為美國的次級危機“買單”。當房地產泡沫破裂、次級貸款人還不起貸時，不僅抵押貸款企業陷入虧損困境，無力向那些購買次級債的金融機構支付固定回報，而且那些買了次級衍生品的投資者，也因債券市場價格下跌，失去了高額回報，同樣調進了流動性短缺和虧損的困境。自2007年第三季度開始，金融機構開始報告大額損失，反映了抵押貸款和其他資產的價值大幅下跌。

次級貸款資產的證券化過程實際上是資產組合和信用增級的一個過程，也是多種資產疊加、多個信用主體信用疊加的一個過程，在資產證券化后，這種資產證券化組合的信息和相關風險信息披露可能趨于更加不透明，導致市場中很少有人能清楚地讀懂其中的風險，更不用說對其進行實時的風險定價了。由于對資產真正的價值和風險認知不足，投資者嚴重依賴評級公司的報告作出決策。信用評級機構的信用評級在金融市場的作用和影響已經越來越大，信用評級也是資產證券化過程中的必要和重要環節。信用評級是否客觀公正，是否真正了解金融工具，是否存在著利益沖突和道德風險等，這些因素都會對全球金融市場產生重大影響。次級抵押貸款債券本來是從一些低質資產發展而來，“金融創新”則使這些低質資產通過信用評級公司評級獲得了高等級標號，事后證明價值被嚴重高估。

由于信息不對稱和風險損失不明，一旦次級抵押貸款出現了重大風險和損失，構筑在這些證券上信用增強和信用疊加也會如同沙漠上的空中樓閣一般會“瞬間倒塌”，由此必然會引起廣大投資者的投資信心恐慌，規避風險的本能加速了投資者的拋售，并加劇了金融市場的動蕩，金融災難也就在劫難逃。在次貸、證券化、信用衍生產品這個風險傳遞鏈條中，如果沒有信用評級公司的參與，次按危機或許根本就不能發生。

二、美國金融危機的啟示

美國因次貸問題而引發的金融危機給我們的教訓是深刻的，我國應引以為誡。

1.認識和防范房貸的市場風險

房貸有房產作抵押，似乎是最安全的資產，但房產的價值是隨著市場不斷變化的。當市場向好時，房地產價格上揚會提高抵押物的市值，降低抵押信貸的風險，會誘使銀行不斷地擴大抵押信貸的規模。但房地產的價格也不可能無休止地漲下去，因為任何企業或個人都不可能無視其生產與生存的成本。當市場發生逆轉時，房價走低，銀行處置抵押物難，即使拍賣抵押物，其所得收益也不足以償還貸款。這不僅給貸款銀行帶來大量的呆賬壞賬，還會危及銀行體系的安全及整個經濟的健康發展。因此，銀行需要在風險和收益中做出理性的選擇，提高識別和抵御市場風險的能力。

2.認識和防范信用風險

次級貸款違約率高，原因在于貸款機構在放貸中沒有堅持“三C”的原則，即對借款人基本特征（Character）、還貸能力（capability）和抵押物（買粉絲llateral）進行風險評估。從國外的經驗看，借款人的基本特征（年齡、受教育水平、健康狀況、職業）、購房目的（自住還是投資）、婚姻家庭狀況，還貸能力（房貸房產價值比、房款月供收入比、家庭總債務收比、資產負債比等）和抵押物（房產價值、新建房、二手房、使用期限、地段、獨戶、多層高層建筑等）都與違約率密切相關。

香港在東亞危機中資產價格大幅縮水，許多購房者承受負資產的壓力，但銀行卻沒有出現違約率大幅上升的問題，就是因為香港銀行業自身有較強的抗風險能力，對個人住房貸款有嚴格資格審查標準，借款人購房多是自住，職業穩定，收入現金流不變，房產使用價值不變，仍會按期還貸。

我國的商業銀行在擴大個貸業務中應避免“政績目標”等非經濟和非理性色彩，減少行政手段介入信貸資金配置，加強對借款人還貸能力的審查，對不同信用風險等級的借款人實施不同的風險定價、借貸標準，包括自有資本金、首付比例、利率、期限等，以促進銀行從服務風險定價向客戶風險定價轉變，從粗放經營向精細化、個性化轉變，提高自身抵御風險的能力。

3.建立完善信息披露機制和貸款規范

監管部門應監督從事住房信貸的銀行和保險機構，在各類貸款和保險產品的營銷中，要向借款人充分披露產品信息，讓借款者有充分的知情權、選擇權，減少信息不對稱對借款人權益的損害。推進標準化的合約、貸款審核程序、借貸標準，規范銀行貸款行為和貸后的服務。

4.建立房地產金融預警和監控體系，提高抗風險能力

既然金融風險在經濟生活中無處不在，是一種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存在，監管部門的職責就是提高風險識別的能力，預測、防范、規避和化解風險，提高風險的可控性。因此，建立房地產金融預警和監控體系是迫在眉睫，它將對銀行體系的安全，房地產市場和整個國民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產生積極促進作用。

5.政府部門應從危機中得到警示

讓百姓安居樂業是政府的職責，但“人人享有適當住宅”并不意味人人都要買房，讓無支付能力的低收入者進入購房市場，拔苗助長不僅事與愿違，還會產生許多負效應。特別在我國抵押擔保、抵押保險等相關金融基礎設施不健全的情況下，無形中讓銀行承擔了許多政策風險。因此，一個優化的住宅市場結構應是新建房與存量房，出售房與租賃房，商品房與政府提供公共住房多樣化的統一。政府應加大經濟適用房的供給，改變經濟適用房“只售不租”為“租售并舉”；并通過信貸、稅收、土地政策引導房地產企業增加中低價位普通商品房的供給，在開工許可審批中優先考慮普通商品住宅。

6.中國應建立健全抵押保險和擔保制度

中國應建立健全抵押保險和擔保制度，完善住房信貸風險防范和分擔機制。引入商業保險和政策性擔保的機制，有利于促進抵押貸款營銷的規范化、合約的標準化，抑制商業銀行盲目放貸的沖動;合理的保險風險定價機制，有助于商業銀行規避信用風險、道德風險和房地產市場周期波動風險。

僅供參考，請自借鑒。

希望對您有幫助。

今日說法 求一篇新聞報道！要最新的 最好是2月 1月的話不要超過23號 不是讀后感

上周，香港特首曾蔭權的外出訪問經費開支，成為港人津津樂道的討論話題。有香港媒體披露，曾蔭權在過去四年外出訪問發生的費用不足百萬港元，節約程度令人驚訝。

香港特區政府特首辦日前向《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提供了一份統計文件，詳細披露了曾蔭權從2007年11月至2010年11月之間外出訪問的明細安排。

該統計詳細記載了曾蔭權在上述期間的每項活動日期、地點、行程項目、機票費用及其他開支情況。根據特首辦的數據，四年來，曾蔭權外訪活動共40次，開支總金額為987086元（港元，下同），其中機票費用為54萬元，另有44.7萬元為其他支出。而單筆外訪費用最高為14.19萬元，是去年10月香港特區政府派團赴印度新德里和孟買時發生。

40次外出僅8次外訪

這份精確到元的外訪開支單，顯示了曾蔭權這四年來外訪的一些頗有意思的現象，從某種程度上，也可以反映出曾蔭權的一些外訪特點。

首先，從外訪次數來看，曾蔭權的外出活動頻率似乎與宏觀經濟形勢緊密相關。在2008年，他外訪16次，但在金融海嘯之后的2009年，出行次數驟降至只有11次；到了2010年，隨著經濟形勢的好轉，曾蔭權外訪次數微升至12次。

不過曾蔭權的外出活動看來都是“直奔主題”，平均在每個地方停留時間不超過三天——特別是去年，有三次外訪活動均是當天就往返香港，其中包括去年10月20日，赴上海主持世博會香港活動周的閉幕儀式。

其次，曾蔭權的40次外出安排中，僅8次是赴外國訪問，其余大部分均在中國內地城市出行。這可以看出，特首非常重視與內地的往來，但也有香港評論員認為，曾蔭權似乎在外國的活動少了一些。面對外界有聲音說香港特首的外訪活動不夠“外國化”，特首辦回應說，行政長官不時“因應邀請或工作需要”，到內地及海外參觀和訪問，相當多元化。

不過，無論從外國出訪次數與外訪地點來看，香港特區政府的開支還算是秉持高效特點。可以看到，曾蔭權赴外國活動中，有4次集中在金融海嘯之前的 2008年，在2009年及2010年分別僅2次。這些赴外國的活動均與當時香港特區政府強調的經濟發展策略緊密相關，從出訪國來看，絕大多數以新興市場為主，與香港特區政府近年來一直高喊的口號一致。

如2008年1月走訪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及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宣傳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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