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中國對外貿易發展史的讀后感(《偉大的歷程：中國改革開放40年實錄》讀后感)

憲宗之即位：“憲宗之得立為帝，實由宦者俱文珍等之力。”

牛李黨爭起于憲宗之世：“牛李黨派之爭起于憲宗之世，憲宗為唐室中興英主，其為政宗旨在矯正大歷、貞元姑息茍安之積習，即用武力削平藩鎮，重振中央政府之威望。當時主張用兵之士大夫大抵屬于后來所謂李黨，反對用兵之士大夫則多為李吉甫之政敵，即后來所謂牛黨。而主持用兵之內廷閹寺一派又與外朝之李黨互相呼應，自不待言。是以元和一朝此主用兵派之閹寺始終柄權，用兵之政策因得以維持不改。及內廷閹寺黨派競爭既烈，憲宗為別一反對派之閹寺所弒，穆宗因此輩弒逆徒黨之擁立而即帝位，于是“銷兵”之議行，而朝局大變矣。”

“元和朝雖號稱中興，然外朝士大夫之黨派既起，內廷閹寺黨派之競爭亦劇，遂至牽涉皇位繼承問題，而憲宗因以被弒矣。”

吐突承璀在憲宗一朝受寵一時，而穆宗之即位，由于支持澧王寬后被穆宗（遂王）所誅。

“銷兵”成長慶一朝之國策：“銷兵”之數每年僅限百分之八，且歷時甚短，其所以發生如是之大影響者，蓋當時河朔為胡化區域，其兵卒皆善戰之人，既被裁遣，“合而為盜”，遂為朱克融、王廷湊所利用，而中央政府征募之人自然不能與河朔健兒為敵也。

憲宗、敬宗之死，敬宗、文宗之得帝位都為閹寺所為。“致敬宗及絳王悟之被弒害，與夫文宗之得繼帝位，均是內廷閹寺劉克明黨與王守澄黨競爭下之附屬犧牲品及傀儡子耳，亦可憐哉！斯又唐代皇位繼承不固定輿閹寺黨爭關系之一例證也。”

理清牛李黨爭發展之歷程：“文宗一朝為牛李黨人參雜并進競爭紛劇之時期”“就牛李黨人在唐代政治史之進退歷程言之，兩黨雖俱有悠久之歷史社會背景，但其表面形式化則在憲宗之世。此后紛亂斗爭，愈久愈烈。至文宗朝為兩黨參錯并進，競逐最劇之時。武宗朝為李黨全盛時期，宣宗朝為牛黨全盛時期，宣宗以后士大夫朋黨似已漸次消泯，無復前此兩黨對立、生死搏鬬之跡象，此讀史者所習知也。”

“鄙意外朝士大夫明黨之動態即內廷閹寺黨派之反影。內廷閹寺為主動，外朝士大夫為被動。閹寺為兩派同時并進，或某一時甲派進而乙派退，或某一時乙派進而甲派退，則外朝之士大夫亦為兩黨同時并進，或某一時甲黨進而乙黨退，或某一時乙黨進而甲黨退。迄至后來內廷之閹寺“合為一片”（此唐宣宗語，見下文所引）全體對外之時，則內廷閹寺與外廷士大夫成為生死不兩立之仇敵集團，終于事勢既窮，乞援外力，遂同受別一武裝社會階級之宰割矣。”

“李訓、鄭注所以能異于宋申鍚，幾成掃除閹寺之全功者，實在利用閹寺中自分黨派，如王守澄與仇士良、韋元素等之例是也。又當時牛李黨人各有其鉤結之中官，訓、注之進用本皆由于閹寺，故能悉其隱秘，遂欲同時一舉將閹寺及士大夫諸黨派俱排斥而盡去之也。當日閹寺之黨派既是同時并進，互相爭鬬，達于劇烈之高點，故士大夫之黨派各承其反影，亦復如之。斯為文宗一朝政治上最要之關鍵。”

“由憲宗朝至文宗朝，牛李爭鬬雖劇，而互有進退。武宗朝為始終李黨當國時期，宣宗朝宰相則屬于牛黨，但宣宗以后不復聞劇烈之黨爭。究其所以然之故，自來未有言之者，若依寅恪前所論證，外朝士大夫黨派乃內廷閹寺黨派之應聲蟲，或附屬品，儻閹寺起族類之自覺，其間不發生甚劇之黨爭，而能團結一致以對外者，則與外朝諸臣無分別連結之必要，而士大夫之黨既失其各別之內助，其競爭遂亦不得不終歸消歇也。”

總之，在論述內外朝之黨派與皇位繼承之關系時，陳先生認為唐代中后期的皇位嬗變閹寺乃是幕后黑手，皇帝只不過是一種傀儡罷了。而閹寺與外廷，則閹寺為主導，外廷乃是閹寺的附屬品。而外廷斗爭（朋黨之爭）之湮滅乃是由于閹寺“合為一片”。

其中有幾位皇帝是值得注意的：肅宗、代宗、憲宗、宣宗、哀帝，為什么呢？肅宗登基，李輔國因是為擁戴之元勛，遂特創后來閹寺擁戴或廢黜儲君之先例；代宗登基"皇位繼承之決定，乃歸于閹寺之手矣"；憲宗之世牛李黨爭起；宣宗即位后士大夫朋黨似已漸次消泯；而哀帝時為何這種統治瓦解了呢？筆者在陳先生的論述中還是沒有找到答案。（也許是我過于愚笨了）

下篇：外族盛衰之連環性及外患與內政之關系

開篇先生就言：茲所欲論者只二端：一曰外族盛衰之連環性，二曰外患與內政之關系。在外族盛衰之連環性一節當中先生依次論述了突厥、回鶻、吐蕃、高麗、南詔……

如按陳先生的意見，那么我們所夸耀的大唐盛世豈不是也在民族的夾縫中生存？東北有高麗，西北先后有突厥、回鶻，西南有南詔。如此中國在唐朝怎么可以算得是一個大國呢？首先從國界來說，唐代不是歷史上首屈一指的；其次又有這么多的外族勢力在不同時期內的犯邊；

關于第二節外患與內政之關系，陳先生首先從府兵制的瓦解入手，論述了吐蕃的侵犯與邊疆戍兵的關系，從而說明其府兵制瓦解是與外族的侵犯有關的。兵農合一的府兵制是唐代兵制的一大特點，但是面對吐蕃的進攻，這種兵農合一已經滿足不了邊防的需要，“故不能不有長期久戍的‘長征健兒’”。“此吐蕃之強盛所給予唐代中國內政上最大之影響也”。

其次論述了回鶻與中國在和平時期財政經濟之關系。（陳先生在前說回鶻與中國摩尼教之關系，在此頗有疑問，摩尼教那是西方傳入中國的，怎么覺得先生好像說這倒是中國本土的了？）先生就馬價問題展開一番論述：“蕃得帛無厭，我得馬無用，朝廷甚苦之”“唐與回鶻在和平時期之關系中，馬價為國家財政之一大問題，深可注意。”后文又說：“唐室之應付此項困難問題，計出于無聊，抑又可知矣。”

再次陳先生從回紇與中國人民經濟關系加以略論。許倬云先生在《我者與他者——中國歷史上的內外分際》中把唐代的他者分為三類：一曰陸續由近邊外族，流入中國的人口；二曰外商因為來華貿易流離中國的胡客蕃商；三曰整體投奔中國的外族；外族商人與中國人民經濟的關系就有一定的關系了。

在此篇的最后陳先生引用宋祁的話：故宋子京曰：'唐亡于黃巢，而禍基于桂林'。筆者對此還是不能理解！

《偉大的歷程：中國改革開放40年實錄》讀后感

《偉大的歷程：中國改革開放40年實錄》一書由廣東經濟出版社出版，由遲福林所著。該書回顧了我國改革開放40年的歷程，展望了我國的經濟復興之路。在總序中，就已經指明“堅定不移推進改革開放，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每一個中華兒女共同的期盼。該書跨越多個領域，客觀系統地反映了改革開放偉大歷程中的理論探索與實踐經驗，對我們研究改革開放問題有著很大的幫助。

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 1978年12月，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正式拉開了我國改革開放的序幕。政府部門結合中國實際國情，緊緊圍繞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和黨建六大改革主題，制定了從思想解放到改革實踐，從農村到城市，從封閉半封閉到全方位開放，從經濟體制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的策略，取得了很好的成績。2017年10月18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隆重開幕。大會作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的重大判斷，并提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的結論。這意味著，我們在過去的40年中取得了不錯的成績。但站在新的歷史起點，我們全面深化改革依舊任重而道遠。

我國改革開放40年中， 我國的經濟、文化面貌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符合我國的實際國情，有利于經濟的發展。同時，我國把對外開放作為基本國策，順利乘上了經濟全球化、貿易全球化的順風車，把握住了時代的機遇。2012年-2017年，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30%左右，位居全球第一。而隨著人民幣國際化、“一帶一路”普及化，我國已逐漸成為世界貿易大國和外匯儲備大國。國家經濟的發展也帶動了人民群眾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國用40年的時間，完成了發達國家300年才能達到的城鎮化水平。目前，我國已經實現脫貧攻堅全面小康了。這無疑是中國政府一心為人民服務，用心辦實事的結果。為了提高人民的幸福生活水平，我國社會保障體系不斷升級、經濟體制不斷完善，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受惠群體不斷擴大。在很多方面，我國在國際賽道上已經從“跟跑”，發展到“并跑”，乃至領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空前堅定。

回顧改革開放40年的風風雨雨， 我國成功開辟了了一條適合中國基本國情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總結起來，一共有六條經驗：

“1.堅持黨的領導，堅定黨的基本路線。

2.解放思想，實事求是

3.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發揮群眾首創精神。

4.堅持市場導向的經濟體制改革大方向不動搖。

5.主動融入世界經濟，堅定不移擴大對外開放。

6.正確處理改革、發展與穩定之間的關系。”

當今世界正處于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的時代。面對前所未有的大變局， 中國對外開放的步伐從未動搖過。 我作為一名00后，也見證了我們國家不斷發展的歷程。在我還很小的時候，智能手機、網購、機器人等概念都還沒有普及，可如今這些都已經成為了大家很熟悉的名詞了。再回顧過去，這仿佛是很遙遠的一件事了。如何不讓人感慨良多呢?我們完全可以信任自己的祖國，并為我們的祖國而感到驕傲。

《城市發展史》讀后感

《城市發展史》是美國著名的城市理論家、社會哲學家劉易斯·芒福德所著，著重從人文科學角度系統地闡述了城市的起源、發展，并展望了遠景，《城市發展史》3000字讀書心得體會。內容包括：史前的城市，城市在美索不達米亞的誕生，古埃及城市，并涉及政治、經濟、文化、宗教、地理、城市規劃等多個學科領域，從多角度綜合地研究了城市發展史，并對今后城市發展提出了戰略性意見。對學城市規劃的我們，無論在理論學習上還是思想 都上都有一定的啟示作用。 城市的演變過程——起源、發展、蔓延

一、城市的起源

“為了讓我們對當今世界的迫切任務有足夠的認識，我們專門回溯了城市的起源。我們需要構想一種新的秩序，這種秩序能包括有機界和人，乃至包括人類的全部功能和任務，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為城市發展找到一種新的出路”。這正是芒福德編寫此書的目的。 “遠在活人形成城市之前，死人就先有城市了“。這源于古人類對死去同類的敬重心里，他們需要尋求比實際生活需要更有力的促使古人要尋找一個固定的聚會地點，并最終促使他們形成連續的聚落。來表達對祖先的懷念或撫慰他們的靈魂。所以為什么在去一個大城市的時首先看到的是一排排陵墓是就可以理解了。而促使城市形成的第二個因素就是巖洞，被認為是最早的空間，不僅是居住地也是藝術和禮俗活動發生的地方。而這兩種因素的共同協同作用便促使了最初城市的形成。

芒德福說“城市首先是具備磁體功能，而后才具備容器功能的”。村落的基礎是食物和性，而城市則該是能夠：追求一種比生存更高的目的”城市或者說人類聚落的最初雛形期，往往不是源于居住而是源于祭祀活動，而這種活動地點作為一種磁體，就已經把一些非居住著引導此地。如羅馬，耶路撒冷等古城仍然是并且繼續追求這寫原始目的的。總之城市一開始就是外向的，就是能夠吸引和容納陌生人和陌生因素的而不像鄉村那種較為固定，內向，并敵對的對待外來事物。

在其論述中認為舊石器時代是一種具備男性性格的，粗糙的，以狩獵為主的具有強攻擊型的社會結構，而新時期時代，則是以定居為主以女性的陰柔性格為主的時代，并開始從事農業生產。而真正的城市起源源于這兩種文化的聯姻，而城市作為一種包容的有磁性的容器，使城市中生發各種活動，使城市開始慢慢發展起來。

二、 城市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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