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中國對外貿易市場結構演變(國際貿易的歷史演變過程)

施”。對于農產品的進口，中國已經約定關稅稅率和關稅配額，但是，根據wto的若干例外條款——如國家安全例外、環境例外和國際收支例外等，可以采取一些臨時性的限制措施，但前提是符合wto的例外規定。

各國制定對外貿易政策時主要考慮國內的政治經濟狀況，國際經濟環境以及各主要貿易對象國的政治經濟狀況，和本國參加的國際或區域性經濟組織的要求。對于中國來說，國家安全、可持續發展應該是考慮對外貿易政策的重要因素。由于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中國已經成為“世界工廠”，納入了全球生產鏈、資本鏈、產品鏈的環節，中國依靠傳統的勞動力比較優勢已經不能維持長久的優勢，因為勞動力比較優勢極容易為它國取代，或被機器節約。從美國、德國、日本、韓國的經驗出發，中國對外貿易政策的指導理論應該從傳統的外生比較優勢理論轉移到內生比較優勢，從靜態比較優勢轉移到動態比較優勢。

簡而言之就是：首先，認識到比較優勢不是天生的，而是可以通過后天的培養形成的，所以政府可以采取各種措施來扶持比較優勢產業的形成；其次，比較優勢不是靜止的，而是不斷發生變化的，在整個的生命周期中，產品和技術會從知識密集型轉移到資本密集型再到勞動力密集型，所以一國在某種產品和技術的生產上是不可能永遠具備比較優勢的。這就意味著，每個國家都必須在產品和技術的創新與模仿上做文章，而且根據波特的國家競爭優勢理論可以知道，要素越是高級、專業，其帶來的競爭優勢或比較優勢就越持久，企業自身管理和競爭情況也可以帶來強大的競爭優勢。因此，中國的對外貿易政策的選擇就應該圍繞培養更持久的競爭優勢或比較優勢，換句話說，就是斟酌采取某些戰略性貿易政策。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日本、歐盟等發達國家開始從自由貿易或貿易自由化傾向逐漸轉向“公平貿易”政策的實行。所謂“公平貿易”主要是指為企業創造公平競爭的環境，必要時采取反傾銷、反補貼或保障措施等一系列的貿易救濟措施以恢復市場的可競爭性。wto的規則在很大程度上是依照了美日歐的這些做法，因此，中國在入世之后的對外貿易政策必須加強這方面政策措施的改進與完善，防止本國產業和企業或產品在遭受類似的損害之時無法可依，在遭遇貿易對象國的指責時無以回應，當然首要的還是《反壟斷法》出臺。

綜合來說，中國對外貿易政策的趨向應該是依據wto的基本原則以及例外條款，以國內經濟發展要求為基礎，在兼顧區域經濟發展的利益上進行完善，傾向于采取開放型的公平與保護并存的貿易政策。

國際貿易的歷史演變過程

國際貿易的歷史演變過程：

1、國貿起源：國際貿易是指世界各個國家（或地區）在商品和勞務等方面進行的交換活動。

它是各國（或地區）在國際分工的基礎上相互聯系的主要形式，反映了世界各國（或地區）在經濟上的相互依賴關系，是由各國對外貿易的總和構成的。

由于對外貿易是一國與別國之間發生的商品交換，因此，把對外貿易按商品分類和按國家分類結合起來分析研究，即把商品結構和地理方向的研究結合起來，可以查明一國出口中不同類別商品的去向和進口中不同類別商品的來源，具有重要意義。

2、資本主義方式準備時期，實行的是保護政是重商主義下的強制性貿易保護政

3、資本主義自由競爭時期出現了兩種政策，自由貿易政策和保護貿易政策

4、19世紀末到20世紀30年代推行帶有壟斷性質的超保護貿易政策

5、二戰后，出現了兩中傾向，一是20世紀50年代帶70年代出現了貿易自由化。

二是70年代中期以后，出先了新貿易保護主義。

 

6、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發達國家開始推行協調管理貿易政策。

7、當前國際貿易步入新一輪高速增長期，貿易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愈加明顯；以發達國家為中心的貿易格局保持不變，中國成為國際貿易增長的新生力量；多邊貿易體制面臨新的挑戰，全球范圍的區域經濟合作勢頭高漲；國際貿易結構走向高級化，服務貿易和技術貿易發展方興未艾；

貿易投資一體化趨勢明顯，跨國公司對全球貿易的主導作用日益增強；貿易自由化和保護主義的斗爭愈演愈烈，各種貿易壁壘花樣迭出。

擴展資料：

國際貿易的方式變革：

無紙貿易（簡稱EDI），是利用電子數據交換代替傳統的紙面單據進行貿易活動，將標準的經濟信息通過通訊網絡，在商業伙伴的計算機之間進行傳輸和處理，以實現買賣雙方交易的目的。

在國際貿易活動中利用EDI，可以大量減少甚至消除在傳統貿易過程中的各種紙面文件和單據，避免數據的重復輸入，簡化工作程序；

這不僅能加快信息的反饋速度，可及時得到大量的商業信息，減少差錯，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便于管理，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還可提供更有利于企業的貿易機會和條件。

無紙貿易始于60年代，但到80年代才逐步擴展到國際貿易領域。

從1992年開始，美國的進出口貿易報關都采用EDI；日本結合EDI的應用開發了“戰略信息系統（SIS）”；韓國也建立了EDI服務系統――韓國貿易網（KT―NET）；

中國 *** 已成立“中國促進EDI應用協調委員會”，負責推動EDI的應用工作；聯合國也提出了應用EDI的貿易服務促進項目――ET2000年，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UNCITRAL）正在制定有關EDI應用的國際法，為EDI在全球范圍內普及使用創造條件。

說明 有關中國近代貿易變遷的信息？

鴉片戰爭前,存在著一種近代意義上的非對稱的"世界體系"。中英兩國分別在不同的區域體系中控制著體系內部的平衡,但兩國的對外戰略構想不同,各自支配的體系的性質也不同。從制度變遷的角度審視,東亞的朝貢體系有其自然的漸進式變遷的邏輯和進程。進入近代,在組織嚴密、實力雄厚的西方商業資本的沖擊下,朝貢貿易體系逐漸遜位,終以鴉片戰爭及《南京條約》為標志走向解體。作為世界歷史進程的一個縮影,東亞朝貢貿易體系的解體無疑是勞動方式變革的結果。中國被迫開放貿易并按自由貿易帝國主義的原則開放通商口岸、租界和建立海關體系,從根本上改變了朝貢貿易體系的制度框架,為條約通商貿易體制的確立提供了條件。條約通商貿易體制在很大程度上侵害了中國的主權獨立,使中國的商品市場被納入由英國構建的西方世界經濟體系。客觀而言,這一體制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以口岸為中心的近代區域市場的發展和近代市場關系的形成。

鴉片戰爭前，存在著一種近代意義上的非對稱的“世界體系”。中英兩國分別在不同的區域體系中控制著體系內部的平衡，但兩國的對外戰略構想不同，各自支配的體系的性質也不同。從制度變遷的角度審視，東亞的朝貢體系有其自然的漸進式變遷的邏輯和進程。進入近代，在組織嚴密、實力雄厚的西方商業資本的沖擊下，朝貢貿易體系逐漸遜位，終以鴉片戰爭及《南京條約》為標志走向解體。作為世界歷史進程的一個縮影，東亞朝貢貿易體系的解體無疑是勞動方式變革的結果。中國被迫開放貿易并按自由貿易帝國主義的原則開放通商口岸、租界和建立海關體系，從根本上改變了朝貢貿易體系的制度框架，為條約通商貿易體制的確立提供了條件。條約通商貿易體制在很大程度上侵害了中國的主權獨立，使中國的商品市場被納入由英國構建的西方世界經濟體系。客觀而言，這一體制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以口岸為中心的近代區域市場的發展和近代市場關系的形成。

一、鴉片戰爭前非對稱的“世界體系”

隨著美洲和通往東印度航線的地理大發現，世界商業貿易日益繁榮，并由此擴大了世人交往的范圍。多數西方學者據此認為，經濟全球化始于15世紀的歐洲，航海大發現使人類的腳步從一個大陸跨到另一個大陸之上，從而實現了從草原到海洋的革命性變革。羅伯森將15世紀初期開始的經濟全球化劃分為萌芽、開始、起飛、爭霸和不確定性五個階段。沃勒斯坦強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質上是世界歷史性的，經濟全球化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同步的，經歷了一個運用各種手段成功擴張的過程。而斯塔夫里阿諾斯則將經濟全球化的世界歷史劃分為“新興的西方世界”、“西方居優勢地位的世界”和“1914年以來西方衰落和成功的世界”三個階段序言5。無論如何界說，總是隱含的前提是存在一個以西方為中心的“世界體系”。

通常認為，西方世界體系體現了建立在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之上的民族國家之間的平等交往關系，因為和約確立了主權國家的合法邊界及對彼此國家內部事務的不干涉原則，而英國在競爭中脫穎而出，逐漸成為掌控歐洲力量均衡體系的主導者并有效地維持著西方秩序。1713年的《烏得勒支和約》使英國成功地以強大的實力實現了對海洋及海上貿易的主宰。拿破侖戰爭后期，英國通過組建四國同盟（Concert of Europe）這一國際機制來尋求一種力量均衡，牽制和對抗以歐洲大陸專制主義為重心的神圣同盟。1815年的《威尼斯和約》給歐洲帶來了一個長達百年的西方歷史上罕見的和平，更是被許多史學家頌為“英國治下的和平”（Pax Britannica）。

事實上，西方“條約和平”秩序的建立與維持，是英國控制著歐洲的力量均衡而追求自身全球利益的結果。在金融、財政等一系列有效率的制度創新的推動下，首先誕生于英國的工業革命浪潮導致了生產力的根本性變革，“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所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經過英法“七年戰爭”，英國最終確立了在軍事上的全球優勢，事實上已經擁有了在西方體系中的霸權。拿破侖戰爭給英國造成的損失微不足道，但戰爭中的商業封鎖延緩了歐洲大陸國家工業發展的進程，也使后者在海外的商業利益和殖民地遭到巨大損失。英國海軍的迅速強盛，得以輕而易舉地以堅船利炮轟開了廣闊的海外市場，并牢牢地控制著世界局勢的發展，造就了“維多利亞時代的盛大繁榮。”英國把越來越多的國家拉入到以英國為中心的世界貿易體系中，當時的世界市場只為“最早實現民族工業化”的英國提供了發展的空間，其他歐洲國家根本沒有機會走到前邊。

“文化同質性的地區當然會存在很強的相互依賴和深刻的相互影響關系”，“某些共同價值一般被認為是增進相互依存、擴大的前提條件”。相對于西方世界體系，自唐宋以來，東方世界便形成了一個以中國為核心的、以同源文化、同質制度為根基的亞洲經濟圈。所謂“中央文明”或“中央帝國”，絕非僅僅就地理位置而言的，中國對東亞國家的影響是全方位的。費正清的“中國中心主義”或“中國世界秩序”認為，東亞在歷史上已形成了一種等級嚴明的同心圓狀的中國對外關系的網狀結構，大致與近代歐洲所發展起來的國際秩序相當。乾隆所說的“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特因天朝所產茶葉、瓷器、絲斤，為西洋各國及爾國必需之物，是以加恩體恤，在澳門開設洋行，俾得日用有資，并沾余潤”，充分表露了封建統治者天朝上國意識，清政府的貿易變成了“懷柔遐方、加惠四夷”的政治行為。論及“中國世界秩序”，經常被援引的中西之間的禮儀（叩頭）之爭，體現了主權國家之間的關系抑或臣屬與宗主之間的關系。清政府堅持“外交”禮儀，其核心在于維護固有的“外藩”對“天朝”的朝貢體制，“華夷之辨”，反映的是華夏族身份的自我認同及其與周圍其他民族的差異，處于朝貢體系之外的其他“外之邦”更是“夷上加夷”，諸如“英夷”等。但在“中國世界秩序”存續期間，中國很少利用自己的宗主地位和強大的政治經濟軍事實力奴役、掠奪和圖謀體系內的朝貢國；大多數時候，朝貢在經濟上是無利可圖的，

很赞哦!（995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