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中日進出口貿易總額從1972年中日(中日邦交正常化是在1972年,是否正確)

出現了有利于發展的重要機遇期，我們沒有抓住，日本則抓住了，當我們“噩夢”醒來的時候，我國經濟幾乎到了崩潰的邊緣，而日本則在戰爭廢墟之上，發展成了世界經濟強國。21世紀初，世界又出現了有利于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對于中國來講，真是千載難逢，只能抓住，不能放棄，也不能受干擾。當前中國正處于實現未來民族核心利益的關鍵時期，任何局部的暫時的不和諧因素都要關注和重視，決不能使不和諧因素影響到未來中國核心的實現。“小不忍則亂大謀”。中日關系雖然復雜，雖然責任在于日方，但處理不好，對中國影響更大。我們要善于從未來中國的核心利益出發看待和處理中日關系，從暫時看，問題很大、麻煩很多，但從未來中國核心利益看，就是另外一番景象了。

中日關系必須妥善處理，從戰略高度，即從歷史、大局和未來角度看待和處理中日關系當是理性選擇和最佳方式。

中日經濟的相互影響與分析

第一章 中日經濟關系發展的歷史沿革

本章將以史實與數據為依據，考察中日經濟關系在過去50多年的發展歷程。重新考察這段歷史，就是要從這段“剪不斷理還亂”的歷史中理清中日經濟關系的發展脈絡，考證兩國經濟往來在各自經濟發展中的地位以及經濟關系對兩國發展所起到的作用。從而為進一步考證兩國經濟關系與政治關系的相互影響奠定基礎。

第一節 復交前的中日經濟關系

中日復交之前，經濟往來比較簡單，主要是貿易往來，而且此一時期的貿易往來受到了政治限制。在當時的國際形勢下，對于沒有外交關系的中日來說，貿易往來在相當一段時期內主要是為政治需要服務的，其象征意義也更大。

一、50年代的兩次貿易協議與兩次貿易協定

1、第一次貿易協議。新中國成立之初，美國占領下的日本當局曾與新中國有著相當規模的貿易往來，然而由于冷戰的需要以及朝鮮戰爭爆發，日本追隨美國等西方國家對中國采取了禁運限制了兩國貿易的發展。1952年6月，由日本繞道西歐經過蘇聯訪問新中國的三位日本國會議員高良富、帆足計和宮腰喜助代表日方貿易團體與時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并代表中方貿易團體的南漢宸簽訂了《中日貿易協議》，這是一個以物易物的簡要民間協議。協議規定雙方到該年底各出口3000萬英鎊。隨后的11月，根據第一次貿易協議日本“巴商事”株式會社與中國進出口公司在北京簽訂了第一個38萬英鎊的進出口合同，然而日本當局不予批準，第一個合同最終未能履約。由于日方執行美歐的“封鎖禁運”，導致了兩國貿易遲遲沒有進展，中方兩次同意展延協議。盡管如此，第一次中日貿易協議也僅僅執行了協議總金額的5%。

2、第二次貿易協議。1953年朝鮮戰爭停戰后，在“日中議聯” 的推動下，日本國會通過了《促進中日貿易決議》，日本的貿促運動逐漸興起。同年9月，“日中議聯”接受中國貿促會邀請，組團參觀訪華。訪華期間，雙方經過20多天的談判，于10月29日簽訂了第二次中日貿易協議。這次協議仍然是同類物資交換的易貨貿易協議，協議金額仍然是各方出口3 000萬英鎊。本次協議在14個月期間，完成了總額的38.8%，比第一次協議的執行情況已經大大改善。

3、第一次貿易協定。第二次貿易協議簽訂后，中日民間友好運動升溫，鳩山、石橋兩屆內閣也采取了較為積極的態度。在這種政治氛圍下，第一次貿易協定于1955年5月4日在東京簽訂。與以往不同，此次協定是中國具有民間和政府雙重性質的中國貿易代表團訪問東京期間簽訂的；而且在日本一方，以鳩山為首的日本內閣首次對協定表示了支持和協助，此次貿易得以由兩國國家銀行支付清算。稱為協定而不稱為協議，正是因為已經與官方發生了聯系。協定的貿易額仍然是3 000萬英鎊，依然是甲乙丙類物資同類易貨原則，為期一年并在一年屆滿之后因協定中的雙方互設商務機構問題沒有進展再延長了一年。第一年完成貿易協定總額的67.2%，第二年完成77.7%。

4、第二次貿易協定。岸信介上臺后，采取了敵視大陸的政策。談判第二次貿易協定的日本通商使節團遲至1957年9月才到達北京開始談判，由于雙方在中國在日商務代表機構的問題上遲遲難以達成一致，直到1958年3月日本通商使節團再次訪華才簽訂了第二次中日貿易協定。此次協定仍然采取同類物資易貨的原則，協定金額發生了變化，即一年內各方出口3 500萬英鎊。然而，由于1958年5月長崎國旗事件 的發生與日本政府的錯誤態度，該協定僅履行了一小部分。隨后，中日貿易完全中斷。

二、60年代的友好貿易和備忘錄貿易

岸信介、池田勇人、佐藤榮作三屆內閣的對華政策，基本上都是“政經分離”——政治上承認臺灣，不承認大陸，經濟上同大陸進行一定程度的貿易。不過三屆內閣的掌握程度不同，因此三屆內閣期間中日貿易情況也有變化。1960年，對華持敵視態度的岸信介因為在國會強行通過了《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條約》招致人民的反對，被迫下臺。其繼任者池田勇人對華采取了較為友好的政策，中日民間貿易開始恢復。1962年11月，中日雙方代表廖承志和高崎達之助簽訂了《備忘錄》，其中規定：雙方開展長期綜合的易貨貿易，自1963年到1967年的第一個五年內，列出雙方有計劃長期供應的主要商品貨單，平均每年進出口交易總額約為3 600萬英鎊。此外，雙方還同意互設常駐機構、互派記者。1963年6月，中日間第一個成套設備合同簽訂，并使用了日本輸出入銀行貸款。隨后又簽訂了兩項大型合同，但由于日本受到臺灣和美國的壓力，不再使用日本輸出入銀行的貸款；而最后這兩筆合同也因“吉田書簡” 事件而失效。佐藤上臺后，對華政策再次轉向，中日間貿易受到影響，因而未能在1967年備忘錄第一個五年結束后續簽貿易。盡管佐藤上臺前后，中日關系處于低谷，但是直到中日復交日本中小貿易商社仍然同中方有相當數額的貿易往來。

從表一來看，中日貿易額在1960年代初期之前一直都是相當小的，但是1960年代中期以后中日貿易額卻有很大的增長，盡管1964年佐藤上臺后對華采取了較為敵視的政策。之所以出現了這種情況，一方面是因為對華政策較為友好的池田內閣同中方簽訂了長期貿易合同，這些合同的相當部分得到了執行；另一方面，中國與蘇聯的關系在1960年代初期嚴重惡化，使得中蘇貿易受到了極大影響。此時中國需要的進口的大部分物資和產品都轉向從日本獲得，因而中日貿易額較大。

表一、復交前的中日貿易歷年統計 （單位：百萬美元）

歷 年 中國經貿部統計 日本通關統計

中方出口 中方進口 合計 日方出口 日方進口 合計

1950 21 26 47 19 39 58

1951 0.9 11 12 5 21 27

1952 3 1 4 0.6 14 15

1953 6 3 9 4 29 34

1954 20 14 35 19 40 59

1955 58 25 83 28 80 109

1956 64 63 128 67 83 150

1957 59 55 114 60 80 140

1958 32 48 80 50 54 105

1959 — — — 3 18 22

1960 — 0.1 0.1 2 20 23

1961 21 14 36 16 30 47

1962 31 42 73 38 46 84

1963 64 64 129 62 74 137

1964 141 160 302 152 157 320

1965 192 261 454 245 224 469

1966 269 333 603 315 306 621

1967 233 304 537 288 269 557

1968 204 334 539 325 224 549

1969 222 381 582 390 234 625

1970 223 582 806 568 253 822

1971 281 592 873 578 323 901

（資料來源：轉引自林連德：《當代中日貿易關系史》，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出版社，1990年2月，第188頁，189頁）

第二節 復交后的中日經濟關系

20世紀70年代初期世界局勢發生了巨大變化，尼克松總統上臺后美國的對華戰略也因而發生了變化。1971年10月25日，在聯大第26屆大會上，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得以恢復。隨后不久，1972年2月21日至2月27日，尼克松一行終于實現了北京之行，中美雙方于27日發表了“上海公報”。這兩件大事，震動了整個世界。而日本所受到的沖擊又是比其他任何國家更為巨大的。

多年以來，日本一直追隨美國“遏制”中國，但是日本在尼克松正式發表將訪問中國的講話之前幾分鐘才最終得知美國與中國的接觸。美國的“越頂外交”給日本帶來的所謂“尼克松沖擊”震撼了日本朝野，同時也正因為美中關系的改善，日本才得以獲得了美國的允許而與中國建交。田中組閣之后，迅速與中國接觸，并于1972年9月29日發表聯合聲明，中日邦交正常化終于實現。邦交正常化的實現去除了中日發展經濟關系的一系列政治障礙，從此中日經濟關系也進入了一個突飛猛進的新時代。

復交之后的中日經濟關系也可以大體上分為兩個時期，中日復交到90年代初期，兩國發展經濟關系，同時也考慮中日友好的大局；90年代中后期至今，兩國間被初期的友好所暫時掩蓋的問題以及兩國發展之中產生的新問題均浮出水面，經濟關系中“友好”的因素越來越少，逐漸走上常軌。另一方面，盡管復交之后中日經濟關系發展迎來了新的高潮，取得了非常大的進展，但是仍然存在一些問題。

一、從復交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的中日經濟關系

復交初期，雙方的友好關系在從官方到民間的各個層次上迅速發展，兩國人民對彼此的好感日益加深，雙方往來頻繁。良好的政治氛圍為經濟發展提供了理想的大環境，雙方經濟合作大大發展。

（一）、貿易關系。

1、政府間貿易協定、長期貿易協議的簽署和貿易混合委員會的成立。復交之后，兩國政府立即根據聯合聲明著手進行兩國政府間一系列協定的談判，在經過多次磋商之后，中日政府間貿易協定終于在1974年1月簽訂。這一貿易協定是中日間第一個正式的“政府間”貿易協定，周恩來總理在1960年提出的三原則中的“政府協定”終于實現，兩國貿易關系走上了正常的軌道。在這一協定的基礎上，在中日兩國政府和經濟界的共同努力下，中日貿易大幅度增長。

中日兩國貿易協定的簽訂揭開了中日貿易的新篇章，為了鞏固兩國間的貿易聯系同時也是實現日本經濟界人士就長期貿易協議問題提出的設想和建議，1978年2月14日，稻山嘉寬和土光敏夫率領日中長期貿易訪華團到達北京，并最終于16日中日雙方簽訂了長期貿易協議。該長期協議“期限為1978年至1985年共8年，規模為各方出口金額累計100億美元。日方在頭五年以延期付款方式出口技術設備70億美元至80億美元，建設器材20億美元到30億美元；中方在頭五年逐年增加原油、煉焦油、動力煤出口，原油從700萬噸逐漸增加至1500萬噸，煤炭從50萬噸逐漸增加至370萬噸，后三年的數量另訂。” 1979年3月，長期協議委員會雙方負責人舉行定期會晤，簽訂了會談紀要，一致同意將協議的期限延至1990年，在協議13年期間，將原定目標金額再增加一至二倍，即各方出口200—300億美元。后來，隨著實際情況的變化，雙方也對協議的內容做適當調整。

根據中日貿易協定，中日雙方政府還組建了貿易混合委員會，自1975年開始委員會召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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