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中國近代對外貿易史資料(從全球史觀和歷史的角度看你認為應該如何正確處理東西方的貿易關系？)

權利。 

取得取得在華傳教、租地建房的權利。 

取得領事裁判權。 

取得部分中國領土的占有權。 

這些不平等權利構成了中國最早的不平等條約體系，無論是今后的租界、內河巡航、高額賠款都不過是上述權利的延續、發展與補充。

1853年在上海的一場小刀會起義令英國人取得了控制中國海關的絕佳機會；第一次鴉片戰爭后14年，英法為擴大在華權益再度挑起第二次鴉片戰爭，這場持續4年的戰爭帶來了一系列新的條約：

中英、中法、中美、中俄《天津條約》、中俄《璦琿條約》（1858年） 

中英、中法、中俄《北京條約》（1860年） 

這次戰爭帶來的新的不平等條約加深了中國半殖民地化的程度，歐美各國又取得了一些新的條約特權：

胃口大開的領土要求。 

擴大對外貿易窗口的要求。 

內河航運權。 

鴉片貿易合法權。 

內地自由行動權。 

勞工出國權。 

這一時期的不平等條約大多圍繞著貿易而進行，對于當時的資本主義國家而言，工業革命后生產力的提高帶來了大量的商品，在本國市場銷售商品取得利潤不能完全滿足資本家的欲望，因而就要開辟新的海外市場。所以各國采用的都是自由貿易的經濟方針，政府制定的對外政策無不以擴大貿易對象，實現商品輸出為主要目的。打開中國的大門，建立殖民地，要求五口通商、協定關稅都是這一方針的具體體現。面對頑固不愿開放的清朝政府，各國就采用了先以武力手段迫使中國政府談判，再取得交易特權與商品市場。

第二階段（1860年－1919年）

 

在《北京條約》簽訂之后，清帝國進行了一場洋務運動的變革；在1860以后的一段時期內，清政府“內外祥和”，稱之為“同治中興”。但是，好景不長，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相繼進入帝國主義階段。1876年因馬嘉理案簽訂煙臺條約。1883年，法國為侵略越南而挑起戰爭。在這場被稱為中法戰爭的戰爭中，清軍于馬尾海戰大敗后在陸地戰場上取得了決定性勝利，此時清政府卻主張趁勝求和。1885年李鴻章和法國公使巴德諾簽訂了喪權辱國的《中法新約》。這場戰爭顯示了洋務運動的成績，更暴露了洋務運動的嚴重不足。

此時，日本正處于明治維新時期；他們制定了入侵中國的“大陸政策”，并通過不斷擴軍備戰一步步實施他們的計劃。1885年，日本趁朝鮮內亂之際與清朝簽訂中日天津條約。在一切就緒之后，1894年，日本發動了日本稱為日清戰爭的甲午中日戰爭。由于清政府的腐朽，戰爭迅速失敗。1895年李鴻章和伊藤博文在日本馬關春帆樓簽訂了《馬關條約》

此后，列強在中國大肆劃分勢力范圍，強占租借地，中華民族同外國矛盾日趨激化。以“扶清滅洋”為口號的義和團運動迅速在中國北方興起（南方也有類似性質的運動，規模較小）。義和團運動在反侵略也極端排外，仇視一切外來事物；在華北四處殺害外國人與信仰基督教的中國人，燒毀教堂、鐵路等一切跟外國有關的事物。外國人紛躲入使館避難。列強以保護僑民為名，英法美俄德日意奧八國聯合起來，組成聯軍進入中國，在天津登陸后向北京進發。清政府則以“義和團可用”，讓義和團及清兵在北京圍攻外國使館，并向十一國宣戰。八國聯軍攻入北京后，清皇室倉皇離開；并以政府之前是被義和團脅持為名，由李鴻章出面跟列強求和。義和團則被中外聯合剿殺。同時俄國更乘機占領中國東北。1901年，李鴻章代表清政府同11國簽訂了《辛丑條約》。因為列強之間的矛盾，中國免于被瓜分。但條約對中國處以懲罰性的條款，包括容許外國在北京至天津駐兵，并對各國賠償大額軍費。李鴻章不久病死。這個條約進一步削弱清政府的統治。

 

第三階段（1919年－1949年）

在這一階段，在中國植根近80年的不平等條約體系開始遭到動搖：早先蘇聯宣布廢除沙皇俄國與中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歷來傳聞如此，但是沒有證據證明蘇聯做到了這點，或者作出過這個聲明。）；國內民主意識與救亡圖存觀念日益上漲，大規模的群眾集會此起彼伏。令當時的北洋政府受到極大壓力。1919年爆發的五四運動展現出中華民族不甘于受人宰割的決心，其結果是遠在法國召開的巴黎和會上，中國代表沒有在破壞中國權益的《凡爾賽和約》上簽字。此后不久，隨著聯俄容共的實現，中國國民黨領導進行北伐。自1927年中華民國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中國大陸上出現了持續不斷的權力收回與“改訂新約”運動，使得中國的民族自尊心得到極大滿足。

 

這一時期掌握國家政權的政府雖不敢徹底廢除所有的不平等條約，但已經對部分國家主權展開收回行動。其主要活動為：

收回租界：包括1927年1月國民政府下令收回發生一三慘案事端的漢口、九江的英國租界；1930年10月1日收回英國占領的威海衛；1931年1月15日收回比利時在華租界。 

收回關稅主權：改訂新約運動的成果之一；1933年國民政府實行新稅則，標志著中國基本實現了關稅自主。 

廢除領事裁判權與最惠國待遇。 

但這一系列的活動并沒有徹底讓中國擺脫半殖民半封建社會的狀況，這是由于當時的中國國力依然不足以與世界強國對抗

鴉片戰爭后的中國歷史資料

第一次鴉片戰爭后的中國社會與文化

第一次鴉片戰爭，是中國近代史的開端。從此，中國進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所謂半殖民地，從國家地位角度而言，中國國家的領土主權、司法主權、海關自主權等方面遭到了破壞，已經不是一個獨立完整的主權國家了。但中國又沒有完全淪為殖民地，清政府依然存在，仍在行使著它的權力。所謂半封建，從經濟角度而言，西方資本主義列強憑借強加給中國的一系列不平行條約，妄圖將中國變成他們的商品市場、原料市場和勞動力市場，將中國經濟納入資本主義發展的鏈條之中，沖擊著封建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鴉片戰爭后，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除舊有的人民大眾同封建主義的矛盾外，又加上了中華民族同殖民主義的矛盾。而后者，往往成為各種社會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上述這些重大的變化，影響著中國的政治、經濟、思想、文化，使其出現了鴉片戰爭前未曾有過的局面。

（一）“國中之國”——租界的出現

第一次鴉片戰爭后，中國東南沿海的一些城市發生了重大變化。香港割讓給英國后，人口很快由兩千人發展到兩萬人，到19世紀50年代達到七八萬人。香港成了英國對中國進行經濟掠奪與武裝侵略的基地。16世紀葡萄牙人留居澳門后，中國一直仍對澳門擁有領土與行政司法主權。中國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失敗后，葡萄牙殖民者乘機趕走中國在澳門的官員，強迫居民向葡澳當局納稅，使澳門變成葡萄牙的帶有殖民地色彩的居留地。此后，澳門不僅繼續充當了香港之外又一個鴉片貿易的大倉庫，也成了西方掠賣華工的基地。與此同時，在中國的上海，出現了一個主權國家中少有的奇特的政治“景觀”，即后來演變成“國中之國”的租界。

上海原為江蘇省松江府屬下的一個縣。因其地處商品經濟比較發達的江浙地區，又有優越的地理環境，交通便利，戰前已經是中國第一港。江蘇省蘇松太道，即駐上海。鴉片戰爭后，上海發展迅速，到同治初年，上海取代廣州，成為中國最重要的通商口岸。正因如此，西方殖民者千方百計在上海攫取更大權益。

中英南京條約簽訂后，上海即將開埠，英國殖民者立即圖謀在上海建立外國人的居留區，并初步選定居留區的地址。1843年，上海正式開放，英國駐上海首任領事巴富爾（G．Bal－four）在上海縣城東西大街租得一大院落為領事館。巴富爾曲解《虎門條約》的有關條款向清方訛詐，要求劃定一塊純粹供外國人占用的居留地。1845年11月29日，蘇松太道道員官慕久以其個人名義頒布了一個與英領事“依約商妥”的《上海租地章程》。該文件表面看來沒有什么公開直接損害中國主權的內容，但實際上許多條款都體現英國殖民者的侵略意向。根據這個租地章程，在上海劃出的“外人居住區”，尚屬于居留地性質，還稱不上“租界”，且當時也還沒有“租界”一說。

1848年3月，接任巴富爾的英國駐滬領事借口青浦事件強迫新任道臺麟柱答應了擴充居留地的要求，使居留地面積增加了兩倍多（原面積大約830畝）。

1848年，以主教文惠廉（W．J．Boone）為首的美國傳教士，擅自在虹口地區廣置土地，建造房屋，其它美國人紛紛效法。當時道臺吳健彰雖然答應了，但并無具體劃定界址。待到1863年正式劃定界址時，7856畝土地成為美國占領的地域，比英國居留地要大得多。

法國駐上海第一任領事敏體尼（L．C．Montigny）1848年到任后，于次年要求吳健彰援英國例設立居留地，后脅迫新任道臺麟柱于1849年4月6日發布告示，將986畝土地作為法國人的居留地。

必須指出，當初，在居留地內，中國政府在行政、司法等方面有干預權，且保有領土主權，這是有明文規定的。但隨著資本主義列強對中國侵略的加深，到了太平天國時期，中國保有的權利逐步淪喪。1854年，英、美、法三國領事與蘇松太道訂立《上海英美法租界租地章程》，規定外國侵略者在上海租界內享有行政、稅收、財政、警政等權利及行使司法權。為行使上述職權，上海租界出現了一個被譯為“工部局”的機關，下分設警務、稅務、財務、學務等機構，且設有法院，儼然就是一個市政府，居留地也便完全變成了租界，成為“國中之國”。1863年9月，美、英兩國租界合并成公共租界。

罪惡的租界制度在上海建立后，逐漸推廣到其它一些口岸。1859年起到1904年，外國侵略者先后在中國的廣州、廈門、福州、天津、鎮江、漢口、九江、煙臺、蕪湖、重慶、杭州、蘇州、沙市、鼓浪嶼與長沙等地設立租界。租界成為資本主義列強侵略中國、干涉中國內政的橋頭堡。當然，租界客觀上也是一個介紹西方文明的窗口，但更是西方冒險家的樂園。一個曾在中國海關任職的英國人也不得不承認，上海“已經變成了無法無天的外國人們的一個真正的黃金國。……其中許多人都是屬于這樣一種類型的：只要有利可圖，那么走私犯禁，一切都不顧忌，就是行兇殺人，也在所不惜”。（《中國沿海貿易和外交》第一卷）

（二）資本主義沖擊下的自然經濟

第一次鴉片戰爭結束后，西方資本主義列強立即開始向中國傾銷商品，并從中國大量掠奪原材料，中國社會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沖擊。

英國出口到中國的商品總值（不含鴉片），1837年為九十多萬英鎊，1843年便增加到一百四十五萬六千多英鎊，1845年又達到二百三十九萬四千多英鎊。與此同時，西方殖民者從中國掠奪走的生絲與茶葉等，也有大幅度的上升。1838年至1842年，中國向外輸出的茶葉年均在四千多萬擔，到1846年便增加了一倍，達到八千多萬擔。同時期生絲出口，由三千余包增至一萬八千余包，是原來的六倍。

英國出口到中國的商品，以棉紡織品為主，約占總值的70％。美國出口到中國的工業品，棉布占80％以上。西方大量棉紡織品的傾銷，對中國傳統手工業最重要的部門棉紡織業是一個很大的沖擊，東南沿海地區原有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開始出現了解體的征兆。

江蘇松江、太倉一帶，棉紡織業歷來比較發達。但隨著上海開埠西方機器棉紡織品的大量涌入，松、太布市消減大半。大量洋紗充斥，不少以棉紡織為業的村莊，已經無紗可紡。外國的洋紗洋布成本本來就低，加之不少英國商人不惜以低于成本價百分之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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