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中國茶葉對外貿易(近代中國與西方的茶葉貿易 中國近代茶葉貿易)

1850年代，即太平天國起義期間，由于上海被小刀會占領，于是茶葉貿易中心迅速轉移到福州。可以這樣說，福州自從有了繁榮的茶葉貿易后才得到了真正的發展。“由于湖南省及中國其他各地的騷略冬茶葉運往廣州和上海的內地運輸常有中斷，福州遂成為收購茶葉的主要商港之一”，福州“作為一個對外貿易地點，正在迅速日臻重要”。（45）當然，從貿易額上來說，有時鴉片要超過茶葉，但顯然茶葉貿易對福州更為重要。紅茶是福州最為重要的出口貨物，1856年福州辟為茶葉外運的正規口岸，茶葉貿易發展更快，“此事為茶葉貿易開辟了一個新紀元”。（46）1856-1860年，福州的茶葉出口一般都占到了全國的40％以上；1859年超過上海出口量的8％，達到46萬磅。（47）福州的茶葉出口對福建、江西、湖南等地的茶葉產業及商品經濟的發展起到了促進作用。

由于茶葉這種商品的特性，茶葉貿易繁榮對經濟的發展是有利的。但由于中國特殊的歷史條件，茶葉貿易對中國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又是非常有限的。在整個19世紀，中國茶葉出口數目一直是上升的，但出口值卻并未隨出口數目的上升而增長。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茶葉貿易促進了中國的經濟增長，并給中國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機遇。由于從茶葉貿易的客觀情形看，直到19世紀中后期以前中國都是世界上最大甚至是唯一的茶葉生產國和出口國；也恰恰正是在19世紀，世界茶葉消費迅猛增長，對中國的依靠度加大。然而，中國茶葉出口的迅速增長并未帶動中國融進全球化的步伐，茶葉產量雖有增加，但產值并未相應增加，生產和加工技術也未有明顯改進。清政府看重的僅僅是茶葉生產和貿易帶來的稅收，不僅沒有具體措施激勵茶葉生產和貿易，還設置種種關卡限制中國茶商的茶葉貿易。這直接導致中國茶葉生產和加工水平低、本錢高、茶葉質量下降，促使英國在印度和錫蘭等地開辟新茶園。到19世紀后期，國外大茶園迅速崛起，中國茶葉的國際市場遂逐步萎縮，中國茶葉貿易由盛轉衰，隨之而來的是貿易赤字增加，經濟形勢惡化，危機加劇。因此，茶葉貿易除了暫時給政府帶來短期的稅收效益以外，

近代中國茶葉產銷的變化趨勢和原因

茶葉是中國19世紀最重要、最大宗的出口商品，但在1886年出口量達到歷史最高峰后便急遽下滑，因此，人們習慣上將該年作為中國茶葉國際貿易由盛轉衰的標志。僅從出口量上看，這是沒有問題的，但沒有抓住問題的關鍵。因為，中國茶葉在國際市場上的危險處境早在19世紀70年代就暴露無遺了，即印度紅茶在英國、日本綠茶在美國都已成為中國的競爭對手，中國在這兩個茶葉消費大國的市場份額正在被強勁的對手所瓜分。只是由于在這個階段中國出口俄國的茶葉增長迅速，出口總量直至1886年仍在增長，危機情況暫時沒有顯現而已，但危機的種子卻早已埋下了。①作為一個傳統的農業國，中國本來應該有機會借茶葉出口實現農業的大改造，而借助于茶葉加工又可以促進工業的發展。但現在看來，這只是今人的一種美好的愿望，在那個時代是根本不可能實現的。因為中國茶葉出口一蹶不振并不簡單的是茶葉本身的問題。茶葉出口危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19世紀中國社會的危機。

印度、錫蘭茶業雖然興起較晚，但因為其生產方式的先進，很快超越了中國茶業。在茶葉的種植方面，中國茶葉生產與印度、錫蘭非常不同，后者是大規模茶園生產，且為歐洲人控制，采取先進科學的管理方法，不僅產量高，而且品質優良。印度阿薩姆地區的茶園全是大面積經營，有的茶園面積達千畝以上。這種經營資本雄厚，有條件對茶葉生產的各道工序進行科學實驗。比如在茶葉品種的選擇上，印度最初多選用中國茶種，但英國人經過對比實驗，發現印度土產茶種更加優良，最后不但放棄了大規模引進中國茶種的最初嘗試，而且連中印雜交品種也不再栽培了。①中國則任由農民種植于“畸零之土地”即不太適合耕作莊稼的土地上，如山坡、屋旁田邊等，只視為一種副業；中國茶農“所注重在于他種農作物，故對于茶葉之采摘多漫不經意”。②茶農也無力給土地提供肥料，更不可能定期更換種茶的土地，茶園在年復一年的連續使用之后漸趨耗竭。英國人最初在阿薩姆種茶時也仿效中國人，選擇在山坡處種植，但實驗結果很不理想，于是將茶園選定在土地肥沃的大河沖擊地帶，產量大幅度上升，品質也得以提高。大農場集中經營、科學管理，與小農分散耕種、各自為政相較，優劣高下，不言自明。

在殘酷的市場競爭中，中國茶農更是處于劣勢。傳統的小農經營方式使中國茶農只能被動地去適應市場，而對外部世界的無知又使中國茶農處于愚昧狀態，任人宰割。嚴中平指出，研究中國茶葉的對外貿易，一定要注意茶葉生產的特殊性問題。因為一般地說，生產周期越是短的行業，就越能適應市場的變化，從而調整產銷結構；反之，越是生產周期長的行業，適應市場變化的能力就越低。茶葉生產無疑屬于前者。茶樹從培植到產茶旺盛期，需生長八年，此間茶農無任何收益可言；旺產期可維持十年，但如果此間茶價下跌，茶農將受到重大損失，只能降價銷售，有的甚至無法收回投資。中國的實際情形是，在19世紀三四十年代，國際市場對茶葉的需求大增，而當時中國幾乎是國際茶葉市場的唯一供應國，在這樣的形勢刺激下，茶農積極擴大茶園，1840年后的三十年間，茶葉產量增加四倍之多。但國際茶葉市場到19世紀70年代以后大變，即紅茶遭遇到印度、錫蘭的競爭，綠茶遭到日本的競爭，中國對英國和美國的出口量大減，這時已經擴大生產的茶農如果不毀棄茶園、忍受更大的損失，便只有降價求售的唯一出路。③這個現象引起許多學者的關注，班思德正確地指出，因為華茶“均由小農自由種植，生產數量漫無節制、殊欠組織，栽培方法墨守成規、鮮知改良”，因此“趨于沒落，乃勢所必然也”。④在這里，市場這只手對中國茶農來說是無形的，對主要競爭者英國人來說卻是有形的，因為為了徹底解決茶葉供應的問題，英國人已經有目的的默默奮斗了幾十年，其奮斗的目標就是擺脫完全依賴中國茶葉供應的局面，而在這幾十年當中，中國人卻并未意識到中國茶葉市場將要出現的窘況。鴉片戰爭前后，茶葉產區雖然擴大，產量提高，但很少規模生產，經營方法一如既往。

英駐中國領事在商業報告中比較了中印兩國茶葉生產的狀況，指出印度茶逐漸在英國站穩腳跟是有其深刻原因的，并分析了印度茶業的優勢和中國茶業的劣勢:最主要的，是印度茶的種植與制造有歐洲技師的監督。這些技師能夠制造各種等級的茶葉，以滿足市場的需要。另一個極重要的優點，在于每年的茶葉收獲量，事前能有精確的估計，以指導購茶者準備購買。中國的情況則迥然不同。茶葉的種植、制造和出售，都是出于本地茶農之手，他們墨守長久相傳的、刻板的制茶方法，一點也不知道外國消費者經常變化的嗜好。任何季節可能提供的出售量，也只能從買辦等等不確實的報告中，粗略地加以揣度，而這些人的報告常常是不可靠的。因此中國市場上的購茶者，不得不經常在黑暗中進行工作，因為不知道茶葉收獲的情況，他們對于茶葉的供應能否滿足需要，或超過需要何種程度，常常毫無所知。⑤

報告人是站在消費者和購買者的立場上談這個問題的，由此可以探知中國茶葉的生產和加工完全是處在自發和無序的狀態中，在沒有競爭者的情況下尚能夠繼續維持，一旦有任何的競爭者出現，都將可能成為犧牲品、失敗者。

中國產茶源遠流長，茶葉又是重要出口物資，歷史上中國即是世界最大的茶葉生產國和輸出國。

1、近代中國茶葉生產和貿易

早在一千多年以前，中國茶葉就運銷國外，清朝（約公元1684年）海禁開放后，更促進了茶葉海運貿易的發展，先后與中東、南亞、西歐、東歐、北非、西亞等地區的30多個國家建立了茶葉貿易關系。1842年清政府被迫簽訂《南京條約》，實行五口通商后，中國茶葉對外貿易迅速發展，而快箭船的出現，又加速了茶葉海運貿易的發展。同時，清朝政府由于允許大量鴉片和工業品進口，致使貿易入超與年俱增。為了平衡貿易逆差，抵制白銀外流，曾大力推進農業，擴大絲茶出口，所以這一時期茶葉產銷高速發展。

據史料記載，1840年中國茶出口總量為1.9萬噸，1843年減少到0.81萬噸，以后漸有增加，1860年增加到5.51萬噸，1870年上升為10.00萬噸，1886年更上一層樓，出口13.41萬噸，達到中國20世紀50年代前的最高紀錄。之后，由于內受軍閥混戰和八年抗日戰爭的影響，政局多變，經濟衰退，民難樂業，生產驟降；外受第二次世界大戰和世界新興產茶國爭奪市場的影響，中國茶葉產銷每銷每況愈下，一蹶不振，直至50年代以后，才重新得到恢復和發展。我國的茶葉生產和貿易，縱觀近150年的發展過程，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1840年至1886年，是中國茶葉生產的興盛時期。這時期茶園面積的不斷擴大，茶葉產量的迅速遞增，有力地促進了對外貿易發展。而茶葉出口迅猛增長的形勢，反過來又有力地促進了生產發展。據不完全統計，、1840年全國產茶5.0萬噸，出口1.9萬噸，至1886年全國生產和出口量分別達到25.0成噸和13.41萬噸，生產量增長4倍，出口量增長6.06倍，平均每10年增加一倍倍多。茶葉的出口商品率也由38.0%上升至53.7%，說明興盛時期國內人民消費不到一半，生產的茶葉主要供作外銷，出口創收約占全國各類商品出口總額的一增，1886年時甚至達到62%，對平衡貿易逆差起到很大作用。

第二階段：1886年至1949年，是中國茶葉生產的衰落時期。這一時期華茶從發展高峰一落千丈，1949年茶葉產量只4.1萬噸，出口量僅0.9萬噸。究其衰落原因，除上述政治和經濟方面的逆境影響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在國際市場茶業競爭中失敗。當時，荷屬東印度（今印度尼西亞）、印度、錫蘭（今斯里蘭卡）等新興產茶國家相繼崛起，產量突增，輸出驟盛，加之機械制茶，品質優異，在國際茶葉市場上具有較強競爭力，而華茶卻固步自封，不求改進，品質下降，成本增加，經營不善，致使英美等紅茶市場漸為印、錫等國所奪，綠茶、烏龍茶市場又為日本所擠，外銷幾瀕絕境；而國內處于連年戰爭，苛捐重稅，經濟蕭條，物價暴漲，茶農生活維艱，茶園成片荒蕪，茶業生產岌岌可危。

中國是如何失去了茶葉貿易的主導權？

與英國政府在廣告宣傳方面的積極主動相比，清政府則無所作為。清政府既不知道外國市場上發生的一切，對這些也不感興趣，甚至在中國的茶葉出口數量下降之后，仍然缺乏積極應戰的姿態，反倒有些幸災樂禍，認為這恰是一個勸導人民棄末務本的好機會。

閩浙總督卞寶第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至于武夷北苑，夙著茶名，饑不可食，寒不可衣，末業所存，易荒本務。現在種茶之區，市疲山敗，民心頗知改悔，乘勢利導，董勸并施，尤屬刻不容緩"。

缺乏了政府的組織，中國的茶葉銷售只停留在"由個體茶農采制小量茶葉，然后運往各處叫賣幾天"的階段。

正是雙方政府對待茶葉銷售的不同態度，英國政府積極扶持與清政府的無為甚至盤剝茶農與茶商，造成中國茶葉銷售始終是分散與個體的，不能形成強大的集團，多年以來壟斷國際市場的中國茶葉在短時間內即被印度茶葉擊敗。

伴隨著印度茶葉的興起，中國也完全喪失了茶葉在國際市場上的定價權。雖然我們不能完全將中國茶葉的失敗歸因于海外貿易被控制，但是兩者仍然存在一定的聯系。如果中國商人控制了茶葉的貿易網絡，那么中國商人的行為多少也會像17世紀荷蘭在香料群島的情況一樣，由于茶葉的種植難度遠遠高于香料，因此英國便很難從容地培育起一個新的茶葉生產基地。

正是中國與英國之間的茶葉貿易完全由英國壟斷，才使中國商人和中國政府完全沒有認識到英國的扶持政策，以至于英國從容地培養了一個中國的競爭對手，使中國在茶葉貿易中的壟斷地位徹底消失，而貿易壟斷權的喪失也就意味著生產控制權的最終消失。

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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