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中國老年雜志訂閱價格(哲學的角度看廣告的論文，或是如今改革開放三十年的家庭收入狀況改變的論文)

成本為0.15元，市場售價為0.40元，一天只要賣100個茶葉蛋，每月至少有750元收入。而當時二0二廠的李冠興月薪才掙500元。“造原子彈的不如賣茶蛋的，拿手術刀的不如拿剃頭刀的”成為那個時代的一個怪現象。

1977年，鄧小平在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上提出：“我們國家要趕上世界先進水平，從何著手呢？我想，要從科學和教育著手”，“不抓科學、教育，四個現代化就沒有希望，就成為一句空話”。從7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鄧小平同志堅持“實現四個現代化，科學技術是關鍵，基礎是教育”的核心思想，為“科教興國”發展戰略的形成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和實踐基礎。

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簡單的小作坊生產和粗放的商品經營模式在市場經濟的大潮中越來越沒有競爭力。“科教興國”發展戰略的提出與深入實踐讓擁有豐富科學知識的科技人才，擁有先進管理知識的管理人才，逐漸成為香餑餑，人才戰略也成為各級政府必抓的重要工作。

高考

1977年國家恢復高考，當時的考生李明華這樣形容自己：“前腳放下大錘，后腳便進了考場。”無數知識青年終于盼到了回歸校園的日子，然而，當時想要走入最高學府，難度非常之大。全國共有570萬人參加高考，每29個考生中才能有一個人考上大學，我市1982年高考報名人數為8788人，錄取1090人，每12個人里才有一個人考上大學，到了2008年，報名人數為25120人，錄取比率達到78％，我市與全國一樣，高等教育已經從三十年前的精英教育發展到成為大眾化、普及化教育。

國家對人才的日益尊重，已經讓越來越多的百姓明白知識的重要性。“科技是第一生產力”已不再僅僅是一句口號，而是指導人們奔向富裕的康莊大道。曾經“造原子彈的不如賣茶蛋的，拿手術刀的不如拿剃頭刀的”怪現象徹底成為歷史的一個玩笑。

如果說萬元戶、下海、計劃生育、科教興國、高考這些熱詞標示了改革開放之初人們對財富、思想、生活的迫切追求，那么下崗、黃金周、跳槽、房奴則從另一個層面上展示了近年來人們生活、思想的巨大變化，人們可以主動更換自己的工作，有了長假可以旅游，有金融機構借錢給你買房……這些都是改革開放之初人們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如今一件件都已變成了現實。

下崗

1995年，下崗風潮終于在包頭的大中小企業全面開花。“那時候大伙兒都怕，有個固定工作不容易，一旦沒了，歲數也不小了，誰愿意啊？”同在東河區一家小企業工作的王阿姨和愛人遇到了相同的問題，“下崗還是不下崗？”王阿姨開始動搖，也許下崗并不可怕。當時兒子已經16歲，上學也要用錢，愛人堅決不同意，“兩個人賺錢多好，下崗你干啥去？”兒子卻格外支持，“媽，你下來也沒事，你有能力！”

后來，王阿姨主動要求下崗，這個舉動在當時讓很多人都無法理解。然而13年過去了，王阿姨下崗后經營的小吃店早已變成了一家規模不小的飯店，她不僅供兒子念完了大學，還將兒子送出了國。曾經不理解王阿姨的老姐妹們現在都很欽佩王阿姨當年的魄力。

下崗，職工下崗的簡稱，是我國勞動力長期供大于求造成的一種客觀現象。我國人口多，勞動力總量大、增長快，遠遠超過社會生產的需求，就業崗位相對不足，結果造成不少需要分流的企業富余人員暫時找不到就業機會而成為下崗職工。在過去統包統配的就業制度下，國有企業承擔了過多的安置就業任務，結果造成冗員充斥、人浮于事、效率低下。面對激烈的市場競爭，企業要求得生存和發展，就必須把以往積存的富余人員分離出去。

下崗，是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變的一個必然產物。改革開放之初，社會上流傳著這樣一句口頭禪———捧著鐵飯碗，吃著大鍋飯，干好干壞都一樣。那時，能進工廠當工人就算捧上了鐵飯碗，無論干好干壞，都有口飯吃。但隨著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下崗以及其延伸出的詞匯競爭上崗，有效地提高了人們工作效率，并分流了部分剩余勞動力，對于第三產業的迅速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黃金周

2001年“十一”黃金周前夕，王小帥帶著妻子到旅行社報了團準備去上海旅游，這也是他和妻子的第一次長途旅游。平時，王小帥和妻子工作很忙，每天8個點的上班，想出門走走也沒機會。終于等來了7天的長假，王小帥看到周圍的親戚朋友都在張羅黃金周旅游，他也想趕回時髦。然而，7天的長途跋涉后，王小帥和妻子除了帶回來大包小包的旅游紀念品外，就是厚厚一摞布滿人影的“風光照”。

為了拉動內需，1999年9月國務院出臺新的法定休假制度，每年國慶節、春節和“五一”三個法定假期與前后雙休日“搭橋”，形成三個連續7天的長假。從此，黃金周改變了人們的生活休閑方式，也造就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假日經濟”。

從2008年起，“五一”法定假期從3天改為1天，意味著“五一”黃金周被取消。

從1999年到2008年，黃金周已經走過10個年頭。這一具有中國特色的公共長假消費熱潮，從最初的備受追捧到現在的飽受爭議，它雖然給人們帶來了大量休閑的日子和消費的日子，但近年來，黃金周的問題也在顯現———環境的破壞、物資的過度浪費等等。因此，黃金周的去與留一時成為人們的熱點問題。然而，隨著“五一”黃金周的取消和帶薪休假制度的建立，黃金周現在的問題已不那么刺眼了。

跳槽

就是指調換工作。原來，在計劃經濟時代，人們是不能夠隨便跳槽的，單位把人死死地束縛著，不少人甚至一輩子都在一個廠子里干到退休。想要跳槽換個單位，難度可大了，兩個單位和兩地人事局之間，要跑好多次才能辦妥手續。

在包頭的一家媒體工作近十年的張先生去年跳槽了，朋友們稱他有魄力，守在一個穩定且收入不錯的事業單位，是多么令人羨慕，可張先生卻放棄了這份穩定的工作，跳槽去了企業，也許更高的收入、滿意的職位和不同的人生追求是他跳槽的原動力。

俗話說得好，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可要將跳槽這件事放在二三十年前，難！要通過層層批準，要在一紙調令上蓋無數的印章。跳槽到了今天，已經不再是什么新鮮事了，只要你樂意，接收單位樂意，再也沒人能拖你的后腿了。跳槽、炒老板的魷魚也已經成為許多白領們的口頭禪。

房奴

2007年5月，結婚5年的張女士決定為剛出生的兒子換房，她在保利花園買了一套140平方米的房，價格是3400元/平方米,她用公積金辦理了20年的住房貸款，每個月的還款額度是2400元，這要占到家庭收入的1/3。對于這筆貸款，有一定積蓄的張女士表示，雖然能夠承擔得起，但如果考慮到孩子將來的教育開支，這個貸款買來的房子多多少少會影響到自己的生活品位。

2006年，房奴這個閃現著智慧光芒,也透著辛酸的新詞匯開始在民間流傳。它指城鎮居民抵押貸款購房，在生命黃金時期中的20到30年，每年用占可支配收入的40%至50%甚至更高的比例償還貸款本息，從而造成居民家庭生活的長期壓力，影響正常消費。購房影響到自己教育支出、醫藥費支出和撫養老人等，使得家庭生活質量下降，甚至讓人感到奴役般的壓抑。

在房價不斷攀升的2005年到2006年第一季度，市場上已經無法找到中低價格的房地產，導致很多購房者背上了沉重的還貸負擔；同時中國人民銀行2004年、2006年先后宣布的加息進一步加重了人們對房貸負擔的擔憂。對高房價和高利率的雙重擔憂導致人們擔心會像奴隸一樣為銀行工作，房奴這個詞應運而生，成為房地產泡沫的象征。同樣的詞還有“負翁”。

貸款買房實現了很多人“居者有其屋”的夢想，但貸款買房也讓很多人背負了巨額的經濟負擔。當然，房奴這個名稱如今看來尷尬而辛酸，如果放到三十年前，人們還都住在“筒子樓”、“鴿子籠”的時候，房奴，那又是怎樣一個幸福的詞匯？

十大媒體是哪些?具體到相關名稱．比如回答電視是CCTV

影響美國的十大媒體

1851年9月18日，亨利·J·雷蒙德和喬治·瓊斯在一個沒有窗戶的閣樓上，點著蠟燭印出了4個版的《紐約時報》創刊號。該報在首刊中寫道：“今天我們發行紐約每日時報的首刊，我們打算在今后無限期內每天早晨（周日除外）發行一刊。”

辦報人的心態決定了《紐約時報》生命的長久。

NO.1：《外交》雜志（Foreign Affairs）——“在離你最近的報攤上洞察世界”

今年是該雜志創刊83周年。《外交》雜志是美國重大對外和國際事務的權威觀點發源地。雜志由獨立研究機構——“外交關系協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編輯出版，為雙月刊。該雜志寧可刊登對一些觀點的爭執，也從不刊登任何已取得公眾廣泛認同的觀點。

從1947年喬治·凱南向理查德·尼克松總統提議的《遏制法案》，到 1967年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沖突”的分析，在《外交》創辦至今的歷史上，它曾多次為美國的對外事務政策定下基調。

《外交》雜志還是美國很多大學專業的必讀刊物。該雜志在新世紀內也延續了它的傳統，從美國對伊拉克的政策到全球化、艾滋病和氣候變化，都是《外交》關注的內容。最近的由該雜志內容結集出版的暢銷書有斐里德·扎卡里亞的《自由的未來》、肯尼思·鮑勒克的《危險的風暴》、斯蒂芬·弗林的《易受攻擊的美國》。

2005年第一期，該雜志將推出對布什第二個任期內將面對的挑戰的特別調查，該選題共邀請了6位知名作者分別撰寫了重大政策、伊拉克問題、中東問題、亞洲問題、國際經濟的相關文章。

在這個美國影響力巨大的世界，當美國的選擇更具有影響力的時候，《外交》雜志具有比以往更加強大的力量。在主編詹姆士·F·霍格的領導下，即使面臨雜志報攤銷售普遍不景氣的情況，該雜志在過去十年的報攤銷售量仍上升了80%。雜志的總有效發行量近14萬份。

該雜志的發行口號是:在離你最近的報攤上找到世界大事。在該雜志的網頁上有專門的報攤搜索引擎，輸入居住區的郵政編碼，即可找到居住區內售賣《外交》雜志的報攤位置。

《外交》雜志網站：買粉絲.foreignaffairs.org

淡藍色封面，簡約設計的《外交》

NO.2：《國會（報道）周刊》（CQ Weekly：Congressional Quarterly Weekly）——“從A—Z，國會信息無遺漏”

《CQ》的兩個字母會根據每期封面圖片的需要變換字號。這在國內雜志中并不多見。

1945年，納爾遜·伯恩特與夫人亨瑞艾塔共同創辦了《國會（報道）周刊》（簡稱CQ）。納爾遜·伯恩特出生于一個新聞世家，從父親那里繼承了《圣彼得斯堡時報》并把該報辦成美國最優秀的地方報紙之一。后來，伯恩特想要創辦一個報道國會新聞的私有出版物，《CQ》誕生了。夫婦倆打算把《CQ》辦成一份介于國會和地方報紙之間的出版物，以幫助人們理解政府行為。

“聯合政府永遠不會建立一個恰當的機構去檢視自身。所以這需要私人企業去做這件事。”伯恩特在1965年這樣說。

開始，雜志“名不副實”——每年發行4期。后來，伯恩特發現這遠遠不能滿足讀者的需求，于是雜志發行得更加頻繁，現今已升級為周刊。

雜志刊登國會日常的計劃和新聞，對每周國會事務進行分析。編輯部已經積累了50年的“精確、綜合和無黨派成見”的報道聲譽。該雜志的網站對國會信息進行實時更新，為正式訂戶提供自定義信息查詢。

“從A—Z，國會信息無遺漏”是該刊的發行口號。

該雜志擁有超過100名專門報道國會信息的記者、編輯。95%的國會成員、商業領袖、高校、媒體、非贏利組織、政府管理層構成了雜志的主要訂戶。

伯恩特還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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