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為什么韓國外貿出現逆差(為什么RCEP會導致產業外流？)

經濟體得以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保持經常項目逆差。但是，如果一國保持經常項目逆差的時間過長、外債余額對GDP之比過高、外國投資者對該國還本、付息和支付紅利的能力失去信心，外資停止流入甚至撤出、外匯儲備就會枯竭、國際收支危機就會發生。

在什么情況下一國會出現“雙順差”呢？最常見的情況是，在國際收支危機發生后，危機國必須設法增加外匯儲備，以恢復國際金融市場對該國的信心。為此，該國必須實行緊縮性財政貨幣政策、實行貨幣貶值，以減小投資-儲蓄缺口，變貿易逆差為順差，同時積極吸收外資。東亞許多國家在亞洲金融危機后出現“雙順差”，就是由這個原因造成的。當危機的后遺癥消失、外匯儲備達到足夠高水平后，“雙順差”的局面也會隨之改變。在非危機期間，“雙順差”往往是短期的、同宏觀經濟波動有關。像中國這樣，連續15年基本保持“雙順差”，而且在未來相當一段時間內還將保持“雙順差”的情況，在歷史上恐怕是絕無僅有的。

“雙順差”得不償失

衡量一個國家是資本輸出國還是輸入國的尺度是該國經常項目的平衡狀況。如果該國有經常項目順差，該國就是資本凈輸出國；反之，就是資本凈輸入國。在經常項目平衡時，如果一個國家的資本項目是順差，所流入的外國資本實際上就是由這個國家自己提供融資的，該國的資本凈輸入量為零。此時，資本項目順差等于所增加的外匯儲備（美國國庫券之類的外國資產）。而外匯儲備增加則意味著本國資本的輸出。因而，只要經常項目處于平衡狀態，無論資本項目下引入的外資有多少，這些外資都已通過增加外匯儲備的方式而重新流出。

中國目前不但有大量的資本項目順差，而且有大量的經常項目順差。存在經常項目順差這一事實表明，盡管是世界第三大FDI引入國，中國不但沒有利用外國資源以彌補本國儲蓄的不足，反而大量輸出了資源。這些資源被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用于彌補它們國內儲蓄的不足。“雙順差”導致了外匯儲備的增加。而外匯儲備的增加是中國用股權置換美國債權以及用經常項目順差購買美國債權的結果。

在維持資本項目順差的同時維持經常項目順差的福利含義是什么呢？正如著名經濟學家登布什所指出的，“對于一個貧窮國家，不把資源用于國內投資以提高生產率和生活水平，而將其用于購買美國國庫券肯定是不理智的。”因為通常可以認定國內投資利潤率高于美國國庫券收益率，發展中國家保持經常項目順差將導致國民福利減少。在發展中國家不但取得了經常項目順差而且引入了FDI的情況下，國民福利變化分析較為復雜。但可以肯定的是，除非外國所有權同技術引入不可分割，同FDI成功轉化為相應貿易逆差的情況相比，FDI未能轉化為相應經常項目逆差（貿易逆差）將導致國民福利減少。總之，從資源優化配置的角度來說，一般情況下，一方面，發展中國家不應該追求經常項目順差；另一方面，發展中國家應該把資本流入轉化為相應的經常項目逆差（貿易逆差）。FDI的引

入量在理論上是有最優值的，過多或過少都將導致國民福利的減少。

“雙順差”成因

既然“雙順差”不是一種理想的國際收支格局，為什么中國在過去15年來保持了這樣一種格局，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勢？

中國的1990年以來（除1993年外）一直維持經常項目順差的原因可以歸結為以下幾點。其一，儲蓄率過高。經濟學的基本常識告訴我們，儲蓄-投資=經常項目順差。2005年中國的投資率高達48.6％，但儲蓄率則更高，因而，2005年中國的經常項目順差達到GDP的6％以上并不奇怪。但是，也不能排除至少另外兩種可能性：經常項目順差造成了中國的儲蓄缺口而不是相反；儲蓄-投資缺口和經常項目順差同時是由其他原因（如匯率低估）造成的。

其二，國內外經濟的周期性變動。2005年，特別是2005年上半年，中國經濟相對疲軟，進口增長速度受到影響，故2005年中國貿易順差大幅度增加。2006年中國經濟偏熱，與2005年相比，中國貿易順差應該不會有很大增加。

其三，中國的出口鼓勵政策。

第四，出口加工貿易在中國貿易中的支配地位。在舊國際分工格局下（如在雁行模式下），比較優勢決定了各國的貿易結構。但處于這一分工格局中的發展中國家并不必然有貿易逆差或順差。事實上，大多數參與這一分工的東亞發展中國家都有貿易逆差和經常項目逆差。在當前的國際生產網絡的價值增值鏈中，由于中國所處的特定位置，不管儲蓄和投資的關系如何，也不管宏觀經濟周期如何，由國際生產網絡中的加工和裝配地位所決定的加工貿易是一定要創造貿易順差的。2005年在中國1020億美元的貿易順差中，出口加工貿易的順差為1400億美元（這意味中國的一般貿易存在380億美元的貿易逆差）。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國的加工貿易中，外資占據支配地位。可以推斷，由于長期執行鼓勵出口的政策恰逢國際生產網絡的迅速發展，中國目前已經形成一種具有巨大風險的以外資為主導、出口加工貿易占支配地位的國際貿易格局。從中國經常項目順差的成因來看，中國自1990年以來的貿易順差，特別是近幾年來急劇增加的貿易順差既有短期周期性原因也有長期結構性原因。實現經常項目基本平衡需要有綜合治理措施，也不能一蹴而就。

長期以來中國基本保持了資本項目的順差，多年的資本項目順差（主要是FDI）是導致中國外匯儲備增加的主要原因。從外國投資者的角度來看，中國經濟的迅速崛起，以及由此帶來的利潤和利潤前景自然是首要原因。但是，令人不解的是，既然中國是一個儲蓄率高于投資率，既不缺乏資金也不缺乏外匯的國家，為什么還要吸引了如此之多的FDI？

首先，中國的金融市場仍處在不發達的狀態。盡管就總體來說，中國的儲蓄大于投資，但許多潛在投資者無法得到必要的資金。與此同時，由于中國的FDI優惠政策，建立合資企業是一件相對容易的事情。一些企業為了獲得資金，于是引進FDI。在獲得外匯之后，便將外匯賣給中央銀行，并用所得人民幣購進國產設備和其他產品。其結果是FDI流入并未轉化為貿易逆差，而是轉化為外匯儲備的增加。第二，即便可以得到國內資金，但由于資本管制中國投資者難于得到所需外匯。于是引入FDI又成為解決問題的最好方法。第三，制度安排導致的決策短視性。FDI是最為昂貴的一種引資方式。由于存在風險，沒有相當高的風險貼水，外國投資者是不會進入中國的。但是，對于任期只有4年的地方官和許多公司治理結構不健全的國企老總來說，FDI是“不付費的午餐”，FDI的利潤匯出是未來的事情，與他們無關。另一方面，FDI在他們任內的好處則不勝枚舉：擴大就業和增加稅收是其中最為明顯的好處。第四，引資的多寡已經成為各級地方政府政績的最主要考核指標。在許多地方，引資指標要層層分解直至縣、鄉一級。許多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本來已經過于優惠的FDI政策的基礎上，層層加碼。如固定收益、負地租、強征土地大搞開發區、高標準的基礎設施等等層出不窮，資源浪費、環境破壞、勞動者的權益受到侵害等等都可以置之度外。第五，外逃資本的回流。在整個1990年代中國國際收支平衡表中的誤差與遺漏數量極大。長期以來香港是中國大陸FDI的主要提供者，目前位居第二的FDI來源地是維京群島。在2005年來自維京群島的資金占中國FDI的19％。人所共知，在來自這兩處的FDI中不少是旨在取得優惠待遇或已經漂白的外逃資本。第六，為了引入戰略競爭者而引入股權資本。目前，中國引資的目的已經由過去所說的兩大目標———彌補本國儲蓄之不足和引進外國先進技術，變為三大目標。這第三大目標是引進戰略投資者以推進體制改革。由于中國國企改革進展緩慢，WTO的過渡期即將結束，于是引進“戰略投資者”和鼓勵收購與兼并變成深化改革的重要手段。2005年中國企業海外上市引入數百億美元。今后通過收購與兼并流入資金的數量很可能會繼續增加。在中國外匯儲備很快就會突破1萬億美元的情況下，通過出售股權的辦法來推進國企改革，從國家的角度進行成本效益分析，例如，不管從企業的角度看如何合理，從國家的角度來看，為了2.5億美元而把徐工這樣的龍頭企業賣給海外投資者的不合理性是顯而易見的。

為什么說轉口貿易是形成中美貿易差額問題的原因之一

從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中國與美國的經濟與貿易關系取得長足的進展。據中國商務部網站提供的數據，1979年中美貿易額為24.5億美元，2005年中美貿易總額達2116.3億美元。2005年，中國對美國的出口1629億美元，從美國進口487.3億美元，順差為1147.7億美元。根據美方統計，2005年美對華貿易逆差激增24.5%，達2016億美元。在中美貿易中，1979－1982年美國為順差，1983年開始出現逆差，1996年貿易逆差達395億美元。中國方面的統計則表明，在1979－1992年的14年里，中方一直為逆差，自1993年轉為順差，1996年順差為105億美元。顯然，中美兩國關于雙邊貿易平衡狀況的統計存在著明顯的差異。

一、中美貿易逆差的實際規模究竟有多大?

美方統計方法高估中美貿易逆差的原因在于：一方面，美國把中國香港轉口貿易額籠統地計算在中美貿易之中，但它實際上有很大比例應歸于中國之外其他國家或地區通過香港的貿易轉口；另一方面，它在計算美國對中國的進出口時，出口金額按離岸價格計算，進口金額按到岸價格計算，從而將裝卸、運輸和保險等費用的雙倍數額計入中美貿易逆差。中美雙方在最近5年的官方統計數字如表1所示，它表明雙方計算的貿易逆差的偏差雖有逐年減少之勢，但仍然很大，美國現有的統計方法嚴重高估了中美貿易逆差的實際數額。

即使考慮到統計方法的差異而對中美貿易逆差進行修正(介于二者之間，但更接近于中國官方數字)，經過調整的貿易逆差數額仍然遠遠高于其真實值，其主要原因在于國際產業轉移和中國貿易模式。在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過程中，中國由于生產成本相對較低而存在明顯的比較優勢，許多國家或地區的制造業逐漸向中國轉移，它一方面將這些國家或地區的對美貿易順差轉移到中國；另一方面也促進了加工貿易在中國的發展。目前，中國的加工貿易占總貿易額的50%以上，其中大部分是由外商投資企業進行的。加工貿易模式屬于兩頭在外的生產與貿易方式，即原材料依賴進口、最終產品主要用于出口；并且，由于勞動成本低、對外資企業的稅收等優惠措施大，大部分附加值進入了外商的口袋，中國政府和中國員工的所得非常有限。

從美國貿易逆差的地區結構看，歐盟和中東等地區所占比重呈明顯上升趨勢，而作為整體的東南亞地區對美逆差則呈下降趨勢；美國對于中國的貿易逆差，其實在很大程度上是日本、韓國和東南亞其他國家或地區，通過將制造業轉移到中國而把它們對美貿易順差轉移到了中國。由于中國勞動工資較低、對外資存在稅收優惠，這種產業轉移和貿易順差的轉移的大部分利益由外商及其母國獲得，但在國際收支中則表現為中國順差的上升。

從中美經濟發展水平和中美產業結構的角度看，中美之間存在很強的經濟互補性：中國在勞動密集型產品方面具有比較優勢，美國在技術密集型產品方面具有比較優勢。按照國際貿易的正常模式，中美雙方各自集中于具有比較優勢產品的生產，并通過貿易互通有無，可以極大地促進兩國經濟發展和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然而，美國政府通過限制高新技術產品向中國的出口，造成了中美合理國際分工的人為扭曲；同時，由于國際產業轉移和中國的加工貿易模式，使得中國尚不具有比較優勢的高新技術產品的生產和出口快速上升，事實上超過80%的高新技術產品出口是由兩頭在外的外資企業進行的。

因此，中美巨額貿易逆差的形成，主要由于三方面的原因：美國政府對高新技術產品的出口限制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中美貿易不平衡，國際產業轉移和中國加工貿易模式實質上擴大了中美貿易逆差的數額，而美方

很赞哦!（552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