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為什么海外華人互相歧視(急關于19世紀澳大利亞種族歧視的原因 追加高分)

新加坡，在這片新開辟的土地上大展才智，成為來新加坡最早的中國人之一。辜龍池在吉打州政府里任公職，于地方建設卓有功勛，被吉打蘇丹賜拿督勛銜。他有個兒子不喜從政，幫助英商布朗經營檳榔嶼的牛汝莪橡膠園，頗得老板的信任，成為密友。他就是辜鴻銘的父親辜紫云。辜鴻銘乃辜紫云次子，取名湯生（Tomson）。

混血兒的體態，超凡的天賦，伶俐的言行，與眾不同的性情，使小湯生深討布朗的喜愛。布朗收其為義子，并于1867年前后帶他返回蘇格蘭老家，對他的學業做了周密、細致的安排。十四歲那年，湯生以優秀的成績完成了義父為他開設的各種課程，被送到德國學科學，不久考入萊比錫大學，獲土木工程文憑。回蘇格蘭后，又進英國古老的名牌大學——愛丁堡大學就讀。Hong�Beng kaw（湯生在學校的英文名字，為閩南方言譯音）這尾來自東方的小魚，自由自在地遨游于西方文化的大海，經過徹頭徹尾的西方學術武裝，最終在愛丁堡大學校長、英國著名作家兼歷史學大家、社會批評家卡萊爾引導下，棲息到浪漫主義的文學海島之上。卡萊爾、阿諾德、羅斯金、愛默生等人抨擊資本主義的精辟格言，湯生爛熟于心。什么“現今的王國是人民貧困的根源”，“如今的西方是混亂加一條槍”，在他年輕的心靈造就了七級地震。這些歐洲先賢們對中國儒家文明表示由衷地贊賞。在他們浩瀚的書海里，湯生傾聽到了萊布尼茨的心聲：“我們從前誰也不相信世界上還有比我們的倫理更美滿、立身處世更進步的民族存在，東方的中國，現在給了我們一大覺醒。”萊布尼茨認為中國文化是醫治西方弊病的良藥，為此向歐洲社會發出忠告：“在我看來，我們目前處于道德淪落難以自拔之境，我甚至認為必須請中國派遣人員，前來指導我們關于自然神學的目的和實踐，正如我們派遣傳教士到中國傳授上帝啟示的神學一樣。”湯生也追尋了伏爾泰訴說“中國是世界上惟一的將政治和倫理道德相結合的國家”的思想根源。卡萊爾更是賦予中國神秘的色彩，令人向往。在《過去與現在》中，這位愛被人稱作“皇帝”的大師把中國皇帝比作主教，由衷稱道中國的政制。這些西方社會的文化精英，連同歌德、狄德羅等一長溜大人物，成了湯生了解和認同母國文明充滿魅力的精神食糧，尋回了作為一個中國人神圣的民族尊嚴，并由此深深地影響了他的一生。

在愛丁堡大學，湯生還堅持學習希臘語、拉丁文等。1877年二十歲那年，他通過拉丁語和希臘兩門古語，以及數學、形而上學、道德哲學、自然哲學和修辭學等眾多科目的學習和考試，摘取了愛丁堡大學文學碩士的桂冠。爾后到牛津大學進修了一段時間，旋赴意大利、奧地利、德國等地游學。取得德國柏林一所學院的哲學博士學位(一說碩士)后，轉赴巴黎。數年間穿梭般求學于萊比錫、愛丁堡、伯明翰、柏林、巴黎等著名大學。湯生憑著自己的天才和勤奮，掌握了十來門外語，并獲得了包括文、理、工、哲等多科的十幾項文憑、學位，成為一位學識淵博、滿腹經綸、能言善辯、筆走飛鴻、大器早成的青年學者。此時父母已先后下世，湯生決心遵從父親“回到東方來，做個中國人”的遺命。布朗支持他東返，這位善良友好的英國紳士相告帶他到歐洲求學的目的，是為了給他安上一副具有透視能力的西洋鏡，會通中西，日后擔起強化中國、教化歐美的重任。

1880年，湯生登上了東返馬來亞的輪船，被英國殖民政府派往新加坡，在輔政司任職。1881年歲末，湯生偶識清廷派赴南洋諸地宣慰僑胞并與英國殖民當局辦理交涉的馬建忠（《馬氏文通》作者），經三日傾談，人生觀及生活方式發生180度大轉變，傾心仰慕祖國文化，決心回國為災難深重的祖國效力。湯生向殖民當局辭職后不久，即來到華洋雜處的香港，埋頭苦讀漢學著作和中國經典，對中國學術思想恍有所悟，寫就平生第一篇有關中國的論文《中國學》，文章概述了西方十九世紀以來的漢學發展情況，嚴厲批評了西方漢學家們的治學態度和學術不足。此文在《字林西報》(英國人在上海辦的英文報紙)上連載后，他興沖沖地趕到上海，請教馬建忠，未遇，乃隨處旁聽一些塾師講授四書。“湯之《盤銘》曰：‘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大學》里這句本是說洗澡問題的話，給湯生留下至深印象，他進一步悟道：精神上的洗禮，品德上的修煉，思想上的改造，又何嘗不是如此？聯想基督教徒的每日懺悔，湯生決意要使自己廢舊圖新，追求中國精神，并使之完美。他借用“湯之盤銘”之句，給自己取字鴻銘。鴻者，大之意。商湯王在洗澡盆上刻寫警語，湯生將之放大，刻在心中，使之成為座右銘。

1885年前后，辜鴻銘在折回香港的船上，舌戰幾位肆意詆毀中國的洋鬼子，為同船的廣州候補知府楊玉書所奇，乃向兩廣總督張之洞引薦。由是，辜鴻銘進入了晚清重臣張之洞幕中，被委為洋文案，辦理邦交諸務。

二、究竟如何聰明、善辯、幽默

著名中國通、曾任袁世凱總統顧問的《泰晤士報》駐華記者喬治·莫理循雖然終生與辜鴻銘為敵，但這位自負的英國博士卻由衷地說：“辜鴻銘的英語詞匯罕見地豐富，是一個語言天才。”辜鴻銘的語言天才堪稱前無古人后無來者，其英文造詣，孫中山、林語堂皆推為“中國第一”。其德文水平也達出神入化之境，德國作家帕凱說：“辜鴻銘是我可以用地道的德語與之交談的第一個中國人。”民國初年在德國人舉辦的慶祝俾斯麥誕辰一百周年的聚會上，辜鴻銘即興用德語作了一個充滿激情的精彩演說，博得全場德國學者和紳士們心悅誠服的掌聲。至于法文、希臘等語，辜鴻銘使用起來也像公孫大娘舞劍一般順手。就連幾欲失傳的拉丁語，也不在話下。

辜鴻銘還是個記憶天才。他在少年時代所學的詩歌，終生不忘。曾師從辜鴻銘學英語的現代著名女作家凌叔華，曾親耳聽過年過花甲的他背誦彌爾頓那首6100多行的無韻長詩《失樂園》，居然一字沒錯！他嘗教記憶之法，謂初步為感動（impression），次步為保留（retention），終為回憶（re買粉絲llection）。當外國人向他請教因何有如此記憶力時，他說，你們外國人用腦記憶（remember by brain），我們中國人用心記憶（remember by heart）。

“豈好辯哉，予不得已矣！”這是辜鴻銘喜歡引用的孟子語錄。在現實生活中，他還是直追東方朔的能言善辯之士、一個為中外稱道的諷刺天才。

天才出自勤奮，辜鴻銘的聰明是幼時勤奮好學結出的碩果。除了每日背誦古今中外經典，他還喜歡抄書。在蘇格蘭愛丁堡大學讀書期間，他每逢星期日，必入藏書樓閱書，數年之間，抄書數十種。連西方一些飽學之士，都畏與之談，因其所讀之書，不僅有為彼等未曾寓目者，還有世間無法購得之孤本。

中國著名醫學家、馬來西亞歸僑伍連德博士嘗言，“從青年時期讀書開始，他（指辜鴻銘）就很有出息”，在檳榔嶼廣為人知。凌叔華在《記我所知道的檳城》一文中，說自己曾聽父執輩談起幾個西方學者說過類似這樣的話：“這個怪人，誰能跟他比呢！他大概是沒出娘胎，就讀了書的，他開口老莊孔孟，閉口歌德、伏爾泰、阿諾德、羅斯金，沒有一件事，他不能引上他們一打的句子來駁你，別瞧那小腦袋，裝的書比大英博物院的圖書館還多幾冊吧？”

對那些自以為是、不尊重其他民族習慣的西洋佬，辜鴻銘的舌辯天賦，發揮得最是淋漓盡致。還在英國留學時，每逢中國重大傳統節日，他一定要在房間里朝東方擺個祭臺，敬上酒饌，有板有眼地遙祭祖先。房東老太揶揄地問：“你的祖先什么時候會來享受你這些大魚大肉哇？”他響亮地回敬道：“應該就在貴先人聞到你們孝敬的鮮花花香之前！”令對方瞠目結舌。

十九世紀末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訪華時，曾會晤辜鴻銘，名為請教孔孟學說，卻語含譏誚：先生留學歐美，精通西學，難道還不知孔子之教，能行于數千年前，而不能行于當今嗎？辜鴻銘微微一笑，道：孔子的思想，就好比數學家的加減乘除，幾千年前是三三得九，幾千年后依然是三三得九。你說，難道還會是三三得八不成？貴國如果沒有孔子之教，焉能有今日，我看不是因了洋人的那點玩藝兒吧！不待對方發話，辜鴻銘又接著說了下去：不過，閣下說的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這十九世紀的數學是改良了，剛才我們說三三得九也有不正確之處。比如說，我們中國人向洋人借款，三三得九卻七折八扣變成了三三得七，有時連七還得不到，成了個大大的負數。到了還錢時，三三得九卻連本帶利還了三三得十一！嘿，我倒真是不識時務，落伍得很！一席話說得伊藤博文大窘，再無他語，后來見人就說辜鴻銘有金臉罩、鐵嘴皮功夫。

一次外國友人邀請辜鴻銘宴飲，推其坐首席。席間有人問孔子之教究竟好在哪里。辜鴻銘答：剛才諸君互相推讓，不肯居上坐，這就是行孔子之教。假如行今日西洋流行的“物競天擇”之教，以“優勝劣敗”為主旨，則今天這一席酒菜勢必要等到大家你死我活競爭一番，決出勝敗，然后定座，再動筷子。如果這樣的話，今天這頓飯不知要經過多長時間才能到口呢，恐怕最后誰也吃不到嘴。眾皆稱妙。二十世紀初辜鴻銘在上海任職時，曾與幾個外國朋友逛十里洋場。洋人見沿途艷旗高張、娼館林立，驚異上海的賣淫婦何其多也。辜鴻銘巧言遮丑，說：rostitude,destitude（賣淫者，賣窮也），隱含的意思是并非中國婦人品行不佳，而是因窮途末路，不得已而為之。

辜鴻銘一張利嘴，還為辮子保過駕，為纏足作過辯護。外國人問他“為什么中國人留辮子”?他如是答：“為什么外國人留胡子？”當外國佬譴責中國婦女纏足野蠻時，他必大加反擊：“那么，你們西洋女子為何要束腰呢？”辜鴻銘知名度最高的世界級辯護，乃是為納妾制所作的“壺一杯眾”。當一位洋夫人藉此反問為何不能“妻一而夫眾”時，他振振有詞地答：“夫人可曾見過一只茶杯配四把茶壺的？”令人啼笑皆非。又有一版本，他受此詢問后，以溫和的語氣對該貴婦人道：“夫人平日以汽車代步，汽車有四只輪胎，敢問府上備有幾付打氣筒？”此語一出，哄堂大笑。辜鴻銘機智善辯，雖然有時也狡辯，強詞奪理，用理不得其正，但其自圓其說，并以巧言制服論敵的那份能耐，卻是中外莫如的。 辜鴻銘不僅是中國留學生的老前輩，也是幽默的老前輩。一代文豪、翻譯大家兼幽默大師林語堂對其推崇備至，嘗言：“他是具備一流才智的人，而且最重要的是他有見識和深度，不是這時代中的人能有的。”

也許正因為辜鴻銘聰明、幽默、有趣且有見識和深度，因此頗受學生們的喜歡。據北京大學畢業的震瀛等人回憶，辜鴻銘在北大執教時，“很得學生愛戴，胡適之先生也比不上”。

三、究竟是怎樣一個“極熱烈之愛國主義者”

文化巨匠吳宓曾以“極熱烈之愛國主義者”加譽辜鴻銘，并說：“辜氏久居外國，深痛中國國弱民貧，見侮于外人，又鑒于東鄰日本維新富強之壯跡，于是國家之觀念深，愛中國之心熾，而闡明國粹，表彰中國道德禮教之責任心，乃愈牢固不拔，行之終身，無縮無倦。”

當年出西洋讀書時，父親說了許多話，辜鴻銘記得最牢的是“中國人”三個字。到歐洲后，作為大富翁家的養子，他的生活完全是貴族化的，可他畢竟是個黑頭發、黃皮膚的中國人，是為歐洲人所瞧不起的黃種人的一員，自然成了為數不多的種族歧視的對象。這種社會背景，培植了他極強的自尊心和愛國情結。

剛走上張之洞總督府洋文案任上，他看到西人的公文中稱中國貨為native goods（土貨），大為氣憤，認為native含有生番野蠻不化之意，堂堂中華所產貨物怎能以土貨稱之？立即將之改成 chinese，明明白白地相告這是“中國貨”。1889年，張之洞調任湖廣總督，辜鴻銘隨其移節武昌，時長江流域教案迭起。血濃于水的民族尊嚴，使辜鴻銘憤而以“一個中國人”為筆名，在《字林西報》發表英文專論《為祖國和人民爭辯——現代傳教士與最近教案關系論》，堂堂正正為中國人民的反洋教運動向世界作辯護。倫敦《泰晤士報》對此文作了摘要并加評論登載，懷疑此文的作者出于中國人之手，因為那“行文的語氣中，絕不會有那種高貴的鎮定”。用空谷足音來比喻辜鴻銘的言論，并非溢美。因

很赞哦!（38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