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人民日報社海外版總編輯誰(如何評價甄嬛傳？)

等都承載著創作者精益求精的藝術追求，透露出厚重的歷史感與雅致的文化品位。

“在故宮中，聳立的高墻使人無法看到外面的山峰，我們注意到這一點，所以在后期制作中花了很大工夫將出現在鏡頭中的山全部抹去。”鄭曉龍導演說。為了身臨其境感受劇中人物所處的空間環境，營造真實的歷史場景、歷史氛圍，開拍前，他多次親赴故宮，對諸如劇中人物住所到御花園有多遠、各宮殿之間的空間關系怎么樣等瑣碎問題都進行了詳細考證。

正是這種一絲不茍的創作態度成就了《甄嬛傳》歷史的厚重感與文化品味。尹鴻教授感慨：“作品藝術上所體現出的精致，也反映出其歷史態度是嚴肅的、負責任的，是有價值追求的。”

劉玉琴注意到一個細節，電視劇按著森嚴的等級封號為嬪妃及其身邊的宮女安排了不同樣式的服飾，“這樣的細節足以洞見主創人員對史學的認真態度，全劇在展示歷史人物特定裝容的過程中，將封建社會森嚴冷酷的等級制度暴露無遺，引起人們對特定時代人類命運的思考。”

古裝戲的語言如何符合歷史時代特征一直是困擾創作者的難題。《甄嬛傳》語言半文半白，從《紅樓夢》的語言中得到不少借鑒。比如“你仔細著”、“你這小蹄子”、“你好生著”、“主雅客來勤”、“登高必跌重”等，讀過《紅樓夢》的觀眾看到此處，都會有種似曾相識的感覺。丁振海解釋道：“因為該劇情景在雍正年間左右，所以這樣的語言運用十分得體。”

曾慶瑞也進一步指出：“該劇在語言上不是簡單引用《紅樓夢》，而是更深入挖掘《紅樓夢》語言韻味的精髓，在很多地方透露出凄婉的色彩，有一種悲劇美的魅力。”

《甄嬛傳》自覺追求文化品位，舉凡談詩論畫，操琴吹簫，踏雪賞梅，古典文化氣息即撲面而來。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教授毛佩琦對《甄嬛傳》體現出的文化意蘊十分贊賞：“時代、場景、服飾等自不待言，其中做鞋底的菜玉、做旗袍的蜀錦、做大氅的墨狐皮等一些細節，都是一篇娓娓道來的文章，足以看出主創的文化和知識儲備。”而劇中展現的飲食、服飾、醫藥、器物、禮儀、官制之類都比較考究，對歷史細節真實性的注重無疑增加了該劇的歷史厚重感。

張育華評價說：“該劇給當今的古裝宮廷戲注入了一定的美學活力。其音樂極大地洞開了該劇意義的縱深感，尤其是在重頭戲上不斷出現的無詞哼唱，是千古幽怨，是人性泣訴；還有絢爛而又歸于平淡的光效等。總之，《甄嬛傳》沉穩大方地恪守了電視劇的節奏、景別等話語形態，高揚了電視劇的本體特征，為處于美學發育關鍵期的中國電視劇提供了不可小覷的啟示意義。

《甄嬛傳》在各個頻道播出以后，取得了良好的收視率和口碑，在屏幕上一片“宮廷戲”的亂象中，《甄嬛傳》以其深刻的批判意義，為該類題材創作提供了借鑒經驗。

目前，《甄嬛傳》在各地面臺的收視都非常好。據該劇總制片人曹平介紹，廣州電視臺日均收視率高達到6.39%，浙江臺播出不到兩周，收視率達到7.34%，北京電視臺影視頻道截止12月18日收視率單集突破10.78%，收視率在各地電視劇類位居第一。不僅如此，該劇也收獲了很好的口碑。“看了《甄嬛傳》以后再也不想穿越到古代，那是封建吃人的社會，還是生活在現代社會好。”看過《甄嬛傳》的觀眾心靈都受到極大觸動。

這部古裝戲對現代人心靈的觸動正是其現實意義所在。在文藝報總編輯閻晶明看來，“整部《甄嬛傳》都表現出現代性”。閻晶明說，《甄嬛傳》最大的成功點在于塑造了甄嬛這個人物。劇中的甄嬛被賦予了難得的品質：骨子里不愛權力，崇尚自由，追求真愛，本質善良。這些難能可貴的品質亦是現代人所需要與珍惜的。而甄嬛最后為了生存不得不向權力靠攏，靠權力維護自己的生存，甚至報復他人。主人公的這份無奈與妥協又廣泛存在于當代社會中。正是觀眾跟主人公有了情感和經歷上的共振，才產生了心靈上的共鳴。

《甄嬛傳》這部作品，直指收視壓力下電視劇藝術品質和經濟效益平衡中的兩難問題。北京市文聯駐會副主席索謙表示，現在我們處在市場環境里，所有的創作者不僅要考慮電視劇好看不好看，還要考慮能不能有收視率，投資能不能收回來。《甄嬛傳》在這樣的氛圍下能夠保持自己的品質難能可貴。索謙進一步指出，“在當前電視劇‘扎堆’嚴重的情況下，《甄嬛傳》的成功其實冒了不小的風險。《甄嬛傳》的逆勢而上反襯出當下電視劇創作環境的不合理。”索謙認為，僅靠事后文藝批評和政策規范，并不能解決電視劇同質化的“扎堆”問題。

北京晚報文化部副主任吳勇說，觀眾喜歡是硬道理，觀眾其實是有審美鑒賞力的，他們能夠分辯出什么是有文化追求的作品，他們可能不像專家那樣能明確指出劇中強烈的批判精神和社會意義，但是劇中人物命運讓他們牽腸掛肚，看完該劇，他們懂得珍惜現在的生活，這就實現了該劇的現實意義。

北京廣播電視總臺副總臺長陸瑩對此非常認同，她說，“《甄嬛傳》從劇本創作到拍攝制作，時間耗費幾年，在生不逢時的當下，至少從收視情況看，觀眾是有鑒別力的，他們在對‘宮廷戲’審美疲勞后，仍能夠接受這部作品。”

電視是當下影響力巨大的大眾文化傳播載體。“過去的歷史主要從書上讀，今天可以通過電視等媒體進行了解，如何利用現代大眾傳媒，傳播正確的歷史觀和價值觀，通過藝術鑒賞的方式，提高民眾的歷史和文化素養，領悟歷史精神，是藝術生產者義不容辭的責任。從《甄嬛傳》我們看到了創作者的擔當精神，這值得所有文藝工作者學習。”劉玉琴說。

我心目中的記者

在第13個中國記者節到來之際，作為一名紙質媒體的忠實讀者，我很想說說我心目中的記者，很想說說我難忘的若干新聞佳作。

上世紀六十年代初讀初中時，語文課本中有一篇魏巍的戰地通訊《誰是最可愛的人》，字里行間洋溢著對志愿軍戰士的由衷熱愛、深情禮贊，所選事例典型且有感的細節，是一篇有很強感染力的佳作。我1964年就讀云南財經學校時，每個班都訂有一份《云南日報》，學校規定除周末外，每天要用半小時讀報，并要求由每位同學輪流讀。穆青等記者寫的人物通訊《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真實反映了河南省蘭考縣委書記焦裕祿帶領干部群眾艱苦奮斗的感人事跡，這篇通訊當時在全國省級以上報紙頭版轉載，我感受深的一點是新華社大記者筆下竟有許多群眾語言，如 “吃別人嚼過的饃沒有味道”。我一直將這句話作為寫作中的座右銘。當年《云南日報》總編輯李孟北主筆的欄目“滇云漫譚”，云南日報記者寫的連續報道“巖竹十日”，我都認真讀過。

1977年恢復高考后，我就讀大學中文專業，寫作課文中的短消息《人民解放軍百萬大軍橫渡長江》，字挾風雷，聲成金石，飛揚著摧枯拉朽、銳不可當的激情；《中原我軍占領南陽》，通過背景材料讓讀者了解到占領自古以來兵家必爭之地南陽的軍事價值。由于短小精練，我當年能背誦這兩篇雄文。作家徐遲的人物通訊《歌德巴赫猜想》、《生命之樹常綠》將數學家陳景潤、植物學家蔡希陶寫得個性分明，躍然紙上，，我由此感到好新聞要有文化品位，搞新聞的人要有文化素養。

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作為財經中專教師，我最喜歡閱讀的報紙是《經濟日報》。時任總編輯范敬宜主張宣傳經濟建設成就，要緊密結合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從群眾看得見摸得著、感受深、易理解的角度著筆。在他的主持下，該報1989年底、1990年初，策劃刊載出系列報道“五個變遷”—《吃的變遷》、《穿的變遷》、《住的變遷》、《行的變遷》、《用的變遷》，通過五個人們最熟悉的日常生活側面的變化，反映改革開放的巨大成就以及它和普通人的緊密關系，親切生動、合乎情理。之后，又采編了一組“五個變遷的背后”— 《在吃的變遷背后》《在穿的變遷背后》《在住的變遷背后》《在行的變遷背后》《在用的變遷背后》，主要寫國家經濟實力增強對改善人民生活條件所起的重大作用，比五個“變遷”，更有思想深度。我將這兩組報道剪貼入剪報本，作為資料收藏。

我尤其愛讀《經濟日報》記者詹國樞（后任《經濟日報》副總編輯，退休前為人民日報編委、海外版總編輯，）于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寫的經濟改革采訪報道、經濟述評與經濟隨筆。他作為一名經濟記者，既具備新聞記者的敏銳嗅覺，能在看似尋常之處抓出新聞；又掌握了若干經濟理論知識，把握著現實經濟的脈搏，對事物看得透徹；還善于借鑒文學手法，緊緊圍繞人的感情、心理、欲望行文。他的新聞作品如《春天的企盼——獻給走向繁榮的中國》、《市場賦》、《從煮餃子說到規模經濟》、《假如沒有樂凱》、《企業死與活的辯證法》等，有新意、多激情，能以小見大，能從人們從人最關切的角度人手，很少有官話、空話、大話、套話。近20年來，我給《麗江日報》寫經濟題材的時評，或多或少對詹記者經濟隨筆的寫法有所借鑒。

進入新世紀，尤其是2004年退休后，新聞作品中，我尤其愛讀講究短、平快的時評。《人民日報》蔣元明、米博華，《中國青年報》陳小川，《南方日報》鄢烈山等記者寫的時評，有思想性、有雜文味、立意深、結構精，不僅耐人尋味，而且可供學寫時評者學習、借鑒。10多年來，我給《麗江日報》“鑒雪亭”、“民生民談”、“法制時評”、“文化評譚”等專欄寫時評時，力求做到既有思想性，又有雜文味。

我書桌上有一本《范敬宜文集》，這是曾任《經濟日報》、《人民日報》兩大報紙總編輯的范敬宜于2010年11月13日病故后，我在新華書店買到的。近來我又認真閱讀這本書，以作為對一位寫出多篇在全國有影響的新聞名作的老記者的紀念。我想不出佳句來結尾，謹以《人民日報》原副總編梁衡在范老逝世次日寫的懷念文章結束本文：“人民日報十多位總編，自鄧拓之后，其才學堪與其比者唯老范一人；范仲淹倡‘先憂后樂’已千年，我身邊親歷親見，能躬行其道的新聞高官，唯老范一人。我只有用《岳陽樓記》的最后一句話來說：‘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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