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企業在海外建廠利大于弊 對錯(中國為什么不禁蘋果特斯拉呢？如果禁了對中國會有影響嗎？)

促使下級武士走向與舊政治制度決裂，為倒幕維新創造了必要條件”。

中國的科舉制為中小地主乃至出身貧寒的平民知識分子開辟了一條升官的道路。中國封建社會具有較強的調節能力，很難從中分化出與之相對抗的革新勢力。

因此，中國封建制度具有一種特殊的穩定性，對近代中國社會變革產生了強大的阻力。

日本的門閥制、世襲制阻礙了一些門第較低而富有才干下級武士、其他等級的人無緣較高職務，因此產生不滿，最終走上反對幕府統治的道路。

二、土地所有制結構的差異

中國

自秦漢以來，土地所有制的基本形式是地主土地所有制。實行地主經濟的租佃制度，該制度一直是中國封建社會中主要的剝削形式。在該制度下生產者是自耕農和租佃農而非農，從表面看中國古代社會地主制下農民對地主的人身依附關系并不太緊，農民與地主在法律上是平等的，可以自由締結或解除二者之間的租約。由于該制度中的封建關系比較靈活，很難像日本那樣分離出異己的力量。

日本

處于東亞封建農業經濟圈的邊緣，而日本則與西歐封建土地制度相似，實行的是領主制。領主對農民實施超經濟強制性剝削，使他們的身份“農奴化”。可見在這種極強的封建關系下，反而比較容易分離出異己的力量。

三、中日兩國的改革所處的時代和國際環境不同

日本

明治維新(1868年)處于國際自由資本主義時代，自由資本主義時代的重要特征就是自由競爭，當時西方列強的侵略手段主要是商品輸出，占領被侵略國家的市場，掠奪原料，從而牟取暴利。這就給日本明治維新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主要是發展資本主義工商業措施)提供了一個較為寬松的國際環境。

中國

戊戌變法(1898年)發生在壟斷資本主義時代，即帝國主義時代，帝國主義的一個重要特征是搞資本輸出，在被侵略國家開礦山，建工廠，修鐵路，辦銀行，控制該國的經濟命脈，同時對被侵略國家實行領土占領與瓜分。當時的中國地大物博、物產豐富，但在腐敗的清政府統治下積貧積弱，是西方列強侵略的重點對象，尤其是《馬關條約》簽訂后，首先是日本，接著是英、法、美、俄等國紛紛在中國投資建廠、開礦。外國企業利用它們雄厚的經濟實力、先進的生產設備和技術，以及從清政府那里獲得的種種特權，大肆地掠奪中國的資源和勞動力，瘋狂地占領中國的商品市場。洋務運動后期產生的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勢力極其微弱，根本無法與之競爭，中國戊戌變法的實施也就沒有寬松的國際環境和條件。

四、明治天皇與光緒帝個人條件也不同

日本

明治維新后，隨著天皇制確立，明治天皇成了全國最大的財閥和地主，成了日本名副其實的最高統治者。他早年參政，勵精圖治，左右都是維新派權臣輔弼，得以很好地發揮其統治才能。

中國

光緒帝雖有抱負，并富有年輕人的敏感和熱情，在政治上積極支持了戊戌變法，一度成為維新派的政治偶像。但他長于深宮，終其一生都跳不出那拉氏股掌。

五、英美等列強的支持程度不同

英美對明治維新競相扶植，并給予直接的物質軍事援助。

日本走上了維新之路，擺脫了亡國滅種的命運，成為非西方國家中惟一的強國。但在向西方學習的問題上，日本終因選錯了榜樣而走上歧途。明治維新后，手忙腳亂的新政權派出使團赴歐洲考察各國制度，以便為日本規劃藍圖。代表團在考察后得出結論：一切效仿德國。原因是德國相對落后，與日本的“國情”比較接近。其結局是日本實行了德式軍制，把軍隊直接置于天皇指揮下；同時效法德意志憲法，制定了一部政府不對議會負責、議會既無財權又無軍權的帝國憲法，最終把日本造就成德意志帝國那樣的軍國主義怪物。事實上，作為現代化的后起者，德意志帝國只是個發育尚未完全的“準現代”社會，明治政權有意將“西方文明”中不符合“日本國情”的若干重要部分予以剔除，而這些恰恰是現代文明中的精髓所在，這不可不說是一個巨大的失誤。

中國封建主義自然經濟的解體過程比日本緩慢，中國封建陣營的分化沒有達到日本的程度，中央集權的程度比日本高，西學的傳播不如日本廣泛而深入。一言以蔽之，戊戌變法前的中國社會，無論是在政治、經濟、階級關系，還是在思想文化領域都沒有形成像日本那樣足以傾覆舊國家體制的歷史條件，封建勢力在各個領域里仍舊占有絕對的優勢，這就是戊戌變法不能像日本明治維新那樣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它充分體現了中國封建制度的特殊頑固性，而這一頑固性又是中國社會近代以來發展緩慢的根本原因。在這樣的國情條件和歷史條件下發動的戊戌變法，其失敗是必然的。

六、中日甲午戰爭是對中日兩國近代改革成果的一次檢驗。

過程

1895年3月，中國北洋大臣直隸總督李鴻章與日本政府簽訂了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中日馬關條約》。

條約規定：（一）中國承認日本對朝鮮的權益；（二）中國向日本割讓遼東半島、臺灣和澎湖列島；（三）中國向日本賠償軍費白銀兩億兩（加上贖回遼東半島的3000萬兩共2.3億兩）。

甲午戰敗及《馬關條約》的簽訂，使中國走向了更深重的災難。

1、2.3億兩白銀的巨額戰爭賠款清政府根本無力承受，只能向英法德俄列強貸款，不但利息很高，還要以海關、稅收、財政的管理權作抵押，使國家的經濟命脈完全被外國操縱。

2、大面積割讓國土直接導致帝國主義列強掀起瓜分中國的狂潮。戰后的幾年里，列強紛紛在中國劃分勢力范圍。長城以北屬俄，長江流域十省屬英，山東屬德，云南、兩廣屬法，福建臺灣屬日。而美國這個后起的帝國主義，則打著“利益均沾”的旗號，以支持日本為主要手段，謀求在中國的更大權益。戰后朝鮮淪為日本的殖民地，成為日本侵略中國的跳板，中國東北部的安全受到嚴重威脅。

日本是甲午戰爭最大的受益者，得到了價值1億兩白銀的戰利品和2.3億兩的賠款。賠款主要用于擴軍備戰，因為日本正在向軍國主義發展，已經確立了吞并朝鮮、中國、東南亞，繼而稱霸世界的“大陸政策”。甲午戰爭后，日本的經濟和軍事實力飛速擴張，為打勝日俄戰爭創造了條件，也為其上世紀30年代大舉侵華埋下伏筆。

甲午戰敗和《馬關條約》的簽訂，使中國陷入深重的民族危機，面臨生死存亡的關頭。在中國近代的反侵略戰爭中，中日甲午戰爭可以說是規模最大，失敗最慘，影響最深，后果最重，教訓最多的一次戰爭。

規模最大：甲午戰爭比1840年以來發生的第一次鴉片戰爭，第二次鴉片戰爭，中俄戰爭，中法戰爭的規模大得多。從日本來說是蓄謀已久、經過長期準備、舉全國之力進行的一場侵略戰爭；從中國來說雖是被動的、不得已的抵抗，但也投入了海、陸軍主力。甲午戰爭從1894年7月到1895年10月，歷時1年多，從海上打到陸地，從朝鮮打到中國，經過了遼東戰役、山東戰役、臺灣保衛戰等重大戰役，戰爭的規模是中國近代史上最大的。

失敗最慘：甲午戰爭中國軍隊屢戰屢敗，陸軍主力被擊潰，海軍主力被消滅，旅順、大連、威海等重要軍事基地被日軍占領，徹底喪失了抵抗意志和戰爭力量，最后只好屈膝投降，以徹底失敗而告終。

影響最深、后果最重：在日本由此而崛起的同時，中國進一步滑向殖民地的深淵，面臨亡國的危險。當然，甲午戰爭的失敗也激發了中華民族的覺醒和奮起。甲午戰敗的當年，康有為就發動了“公車上書”，拉開了戊戌變法的序幕。第二年孫中山在廣州舉行起義，標志著資產階級革命走上歷史舞臺。

教訓最多：甲午戰爭中國之敗，并不是軍事力量的懸殊造成的，而有著多方面的原因。中國日本這兩個曾在一條起跑線上的國家，在幾十年中出現了巨大的差距，決不是偶然的，甲午戰爭的勝敗也不僅僅是戰略戰術等原因能夠完全解釋的，而有其深刻的社會政治原因，這個原因我們就要從甲午戰爭前幾十年里中日兩國不同的改革路線所產生的不同效果來探究。

七、鴉片戰爭后中國耽誤了20年時間日本卻抓住了機遇

中國

西方列強在完成了工業革命和資本主義革命后，迫切需要商品輸出和資本輸出，爭奪市場演變為爭奪殖民地，中國和日本都成為列強宰割的對象。中國遭受侵略比日本要早10多年的時間，中英第一次鴉片戰爭是1840年，而美國軍艦兵臨日本是1854年，這個10多年的時間是十分關鍵的。可惜的是，在第一次鴉片戰爭到第二次鴉片戰爭的近20年時間里，中國并沒有真正清醒過來，沒能把挑戰看做機遇，把壓力變為動力，仍然昏睡于“天朝上國”的美夢之中，固步自封，閉目塞聽，對世界大勢一片茫然。直到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英法聯軍輕而易舉地打進北京，一把火燒了圓明園，皇帝和文武百官只能倉皇出逃，這才使中國朝野受到了極大的震動。從這時候起，中國社會出現了一股要求變革的思潮，并付諸實施，這就是洋務運動。

日本

在日本則出現了與中國不同的情況。日本當時是一個弱小的島國，它的憂患意識和危機感比中國強烈得多。第一次鴉片戰爭發生在中國，沒能使中國覺悟，但日本卻引為教訓。第一次鴉片戰爭給日本帶來了很大的震動。日本的有識之士認真總結中國失敗的教訓，有的認為中國政治腐敗、武備不修；有的認為中國不知外情、盲目自大。日本還派團來中國考察，進一步了解中國的實際情況，參加考察的政要高杉晉作說：“考慮其如此衰弱的原因，乃在彼不知防夷于海外之道……因循茍且，空度歲月，不采取對策斷然改變太平之心，不制造軍艦大炮防敵于國門之外，故由此而衰微也。因此，我日本如不欲蹈其覆轍，宜速造蒸汽船。”這簡直把中國作為反面教員看待。日本在總結中國教訓的基礎上，結合世界和日本的情況，產生了強烈的變革意識，他們把學習的目標由中國轉向荷蘭，因為荷蘭當時是世界強國之一，于是在日本興起了“蘭學”。士族階層紛紛使用荷蘭語來學習歐洲先進的科學、技術。

日本的改革從19世紀的50年代就開始了。當時日本的中央政府叫幕府，還有一些相對獨立的地方政權叫做“藩”，所以這時的改革叫幕藩改革，它為“明治維新”的深入改革提供了物質和思想基礎。日本的憂慮在1853年變成了現實，這一年美國的海軍艦隊在準將培里的率領下來到日本，由于軍艦是黑色艦體，日本稱之為“黑船事件”。美國對日本的要求和英國在鴉片戰爭時對中國的要求一樣。日本沒有抵抗，接受了美國的條件，簽訂了第一個不平等條約《日美神奈川條約》。日本遭遇了巨大的生存危機，也迎來了棄舊圖新的機遇，加快了改革的步伐。同樣能說明問題的是，魏源的著作在中國未被接受，但在日本卻引起了高度重視。

以上情況說明，中日兩國在改革的初始階段就出現了很大差異，逐漸地拉開了距離。這告訴我們，在各種壓力的沖擊面前，要增強憂患意識和緊迫感、危機感，要有迎接挑戰的信心和決心，要把握世界大勢，順應時代潮流，抓住歷史機遇，及時、果斷地推動改革。

八、對外考察

日本

巖倉使團由50多人組成，其中不少是政府的核心人物，如四個副使一個是大藏卿大久保利通，一個是內閣顧問木戶孝允，這是當時稱為明治維新三杰中的兩位，還有兩位副使是伊藤博文和山口尚方，伊藤博文后來長期擔任日本政府的內閣總理大臣。使團臨行之時，當時明治政府的另一個首腦太政大臣三條實美說：“內政、外交，前途大業，成敗在此一舉”，可見其重視程度。

使團于1871年11月出發，到1873年9月回國，歷時1年零10個月，訪問了歐美12國，寫了近百卷的考察實錄。這次考察的規模之大、規格之高、時間之長、收獲之豐，不僅是日本歷史上空前的外交壯舉，也是世界外交史上的一大奇觀。

使團的任務是重點考察和研究西方各國的軍事、政治、經濟、文教制度。巖倉使團出訪對日本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使明治政府進一步認清了世界潮流和自己的發展方向。使團回國后，明治政府提出了三大政策，這就是文明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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