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什么是海外投資項目的基礎(企業進行海外投資的原因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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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企業要更好地參與國際市場競爭，必須重視培育一批國際知名的自主品牌。品牌體現一個企業的素質、信譽和形象，一定程度上講也是一個國家綜合國力的象征。品牌也是競爭力的構成要素，品牌好則意味著競爭力強。創立和發展品牌是企業長久不衰、保持市場生命力的最有效的手段之一。一家企業進入國際市場，不管采取何種方式，都要考慮貫穿一個中心思想，就是要創立企業自己的品牌。有一定實力想發展成為跨國公司的國內企業需要實施國際品牌戰略，需要在海外投資中堅持打自己的牌子，樹立自己品牌的國際美譽度，形成國際品牌，以此來獲得競爭優勢。

四、海外并購品牌投資模式

海外并購品牌投資模式是一種與海外創立自主品牌投資模式迥然不同的投資模式，它是指通過并購國外知名品牌，借助其品牌影響力開拓當地市場的海外投資模式。這種模式的主要特征一是“買殼上市”，即先收購國外當地知名品牌這個“殼”，然后借助這個“殼”對產品進行包裝，獲得或恢復當地消費者的認同，快速進入當地市場。二是由于所并購的多是經營不善或破產的海外公司現成的知名品牌，仍具有一定的影響力和銷售渠道，所以該模式省去了海外品牌塑造和品牌推廣的時間與費用。三是該模式適用于具有一定資金基礎、信譽較好、有能力收購和駕馭海外知名品牌的大型企業。

海外并購品牌模式，已成為TCL集團獨特的海外投資模式。2002年9月，中國TCL集團下屬的TCL國際控股有限公司，通過其新成立的全資附屬公司施耐德電子有限公司(Schneider Electronics GmbH)，收購了具有113年歷史、在德國和歐洲有廣泛的基礎、號稱“德國三大民族品牌之一”的百年老店施耐德電子有限公司的主要資產，其中包括“SCHNEIDER”(施耐德)及“DUAL”(杜阿爾)等著名品牌的商標權益。繼收購德國施耐德之后TCL集團又于2003年7月花費幾百萬美元間接收購了美國著名的家電企業戈維迪奧(Govedio)公司，這次收購是一次全資收購。戈維迪奧公司是一個做錄像機、DVD等視像產品的渠道公司，一年的銷售額約2億多美元。并購美國戈維迪奧公司后，TCL集團仍計劃在美國市場繼續使用戈維迪奧品牌銷售彩電、碟機等產品，努力擴大在美國市場的份額。借外國品牌開拓海外市場，已成為TCL集團獨特的海外營銷策略。

中國企業目前在國際競爭中的最主要優勢是成本優勢和產品優勢，最差的是品牌優勢，通過海外投資并購一些國外知名品牌，取他人之長補己之短，實現三個優勢的結合，有利于提升中國企業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

五、海外品牌輸出投資模式

海外品牌輸出投資模式指的是我國那些具有得天獨厚品牌優勢的企業，開展海外投資時不投入太多的資金，而多以品牌入股的合資形式或采取特許加盟與連鎖經營等其他方式進行拓展。采用該模式開展海外投資的我國企業目前為數不多比較典型的是北京同仁堂。

中華老字號同仁堂已有330多年的悠久歷史，如今已成為一家現代化的大型中藥企業。同仁堂的品牌譽滿海內外，作為中國第一個馳名商標，其品牌優勢得天獨厚。目前，同仁堂商標已受到國際組織的保護，在世界50多個國家和地區辦理了注冊登記于續，并在臺灣進行了第一個大陸商標的注冊；同時同仁堂的產品已經暢銷到全球40多個國家和地區。同仁堂在中國擁有300多家零售和專營藥店，在海外也成立了l0多家公司或藥店，是2002年全國出口創匯最多的中藥企業。顯而易見，同仁堂的知名品牌已成為同仁堂集團開展跨國經營的特有優勢。同仁堂的海外投資，無論是品牌入股的合資形式還是采取獨資、特許加盟、連鎖等其他方式，都注意把“同仁堂”這個中華老字號的金字招牌向海外輸出，拓展海外市場。同仁堂的海外品牌輸出投資模式與前面分析的以海爾集團為代表的海外創立自主品牌投資模式不同，后者是一邊“走出去”一邊進行創牌活動，而前者則是在往外“走”時已經成為海內外知名的比較成熟的品牌。

采用這一模式的前提條件是企業需擁有知名品牌和自主知識產權，而這正是當前中國大多數企業的“軟肋”。因此，目前中國大多數企業還不具備采用這一模式的條件。但是，伴隨著中國企業爭創名牌進程的加速，相信在一定時期以后這種模式將會逐步流行開，因為來華投資的許多外國跨國公司都采用這種模式進入中國市場。雖然從總體上看中國的確缺少世界名牌，但是在中藥和中式餐飲等行業，中國的一些企業擁有自主知識產權和知名商標，在國際上擁有核心競爭力。這些行業的企業進行跨國經營和海外投資，一定要注意發揮自身品牌的比較優勢和競爭力，爭取早日將企業做大做強，早日成為獨具中國產業特色的跨國公司。

六、海外資產并購模式

所謂海外資產并購模式是指中方企業作為收購方購買海外目標企業的全部或主要的運營資產，或收購其一定數量的股份，以實現對其進行控制或參股的投資行為。中方企業并購目標企業后一般不承擔目標企業原有的債權債務及可能發生的賠償，只承接目標企業原有的資產和業務。2000年4月，萬向集團整體收購美國舍勒公司即屬于海外資產并購模式，另外，像海爾集團收購意大利電冰箱制造廠、北京東方電子集團收購韓國現代電子、中國海洋石油有限公司購并西班牙瑞普索公司在印尼五大油田的部分權益、中國石油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出資兩億多美元收購印尼油氣田資產、中國網通(香港)公司牽頭收購亞洲環球電信網絡資產、華立集團收購飛利浦在美國圣何塞的CDMA移動通信部門、上海制皂集團有限公司收購美國SPS公司和Polystor公司可充電電池生產資產項目等也屬于這類投資模式。

美國舍勒公司始建于1923年，是美國汽車市場上的三大零部件生產供應商之一。早在1984年，舍勒公司給了萬向一筆3萬套的萬向節訂單，萬向由此開始了汽車零部件生產之路。萬向的產品在美國市場銷售都冠以“舍勒”商標。從1994年開始，由于市場競爭日趨激烈，再加上內部決策的失誤，舍勒公司的經營開始下滑。后來，舍勒主動提出請萬向并購的要求。結果，萬向花了42萬美元收購了舍勒公司的品牌、技術專利、專用設備及市場網絡等主要資產，而廠房、設備等由另一家公司買走。并購“舍勒”的最直接效果是，萬向在美國市場每年至少增加500萬美元的銷售額。更深遠的意義則是，由于并購了“舍勒”，萬向產品有了當地品牌、技術和生產基地的支持。

采用資產并購方式進行海外投資，可以避免目標公司向我方企業轉嫁原有債務及“或有債務”。因此，以并購方式進行海外投資時，若我方企業考慮到海外目標企業可能存在債務不清、可能因對他人提供擔保而在交易完成后引起賠償等問題時，可采取資產收購方式。另外，在資產并購方式下，只要目標公司贊成資產出售的股東達到法定人數即可進行收購，即使目標公司有少數股東想阻撓也不影響我方企業的實際收購。

這種方式的制約條件一是由于多以現金方式進行收購，故需我方投入較多運營資本。二是由于中方并購企業在完成并購后要對目標企業進行整合，以實現海外并購的目的，因而應具備較強的管理能力和整合人才。三是對目標企業債務、稅收和法律訴訟等情況掌握方面的任何疏漏都可能形成并購陷阱，制約并購目標的實現。

工程項目融資的歷史是什么？

20世紀70年代，工程項目融資開始進入現代模式，部分地擔負起一些大型自然資源的開發工程項目，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能源價格的飆升，進而導致人們對非常規能源需求量的增加。70年代初期，英國石油公司（BP）以一個工程項目為基礎融資9.45億美元，用于北海的40個油田的勘探開發。大約在此前后時期，“自由港礦產（Free port Minerals）”工程項目融資資助了印度尼西亞的Ertsberg銅礦的開采工程，澳大利亞的ConzincRiotionto工程項目融資資助了巴布亞新幾內亞的Bougainville銅礦的開采。現代的工程項目融資措施已經開始，大量統計表明，80年代初美國就以這種方式修建了數座發電站。70年代持續高攀的能源價位走勢促使美國國會通過了“公共事業管理政策法案”（Public Utility Regulatory Policy Act，縮寫PURPA），將其作為促進替代（非化石燃料）能源投資的途徑。這一法案需要地方公共事業部門根據合同規定購買所有產品。股權投資者創造了新型的、獨立的公司——它們擁有自己的發電廠并以無追索權的債務形式資助它們。這些發電廠是獨立的電力生產者。

下圖展示了一個典型的工程體系，其中包含了15個組成部分，以縱向互相連接，或以一些更為契約性的合同形成一個IPF，其顯著特點在于一個開發者必須簽署四份重要合同：（1）建設與設備合同，大多為價格固定的，與一位經驗豐富的承包商簽署的總承包性合同；（2）長期燃料供應合同；（3）與一家信譽出眾的公共事業部門簽署的長期電力購買合同；（4）一份運營與維護合同。在這些合同和大量其他合同簽署之后，工程負責方就可在此工程基礎上注入資金。由于這些合同用途廣泛，一些工程融資也可以作為契約性資金運作。

一個IPP標準的工程融資體系

工程項目融資是一種頗具吸引力的方式，可以為工程主辦方的資產負債提供有限或無限的索取權的舉債經營方式。貸款者可能會對這種條款感到滿足，因為IPP擁有長期公債和來源于有資格接受信用貸款的合同，加上另一方穩定的現金流支持，因此可以用常規的標準來約束這種契約。20世紀80年代，電力公司獲得了總工程項目融資中三分之二的投資額度。根據這個原因，在90年代之前，工程項目融資已成為美國電力融資的同義詞。但與此同時，也出現了分化，現代工程項目融資的前身是公共事業部門將免稅的市政公債債券用于公路建設、水處理廠以及其他基礎設施工程的融資。市政當局和其他實體部門往往利用依靠它們的良好信譽和信貸能力而獲得常規公債保證金——以此作為自己的融資資金。長期以來，它們一直在用由特殊紅利現金流返還的（美國市、州政府以收益為擔保而發行的）收益債券作為一種融資手段。

投資者在尋找能夠化解最重大風險并掌控宏觀經濟學風險的新途徑，其部分原因在于市政部門參與后而提供保護措施要弱于工程承包者們事先想象的程度。作為替代，那些工程承包商們正在使用政治風險保險（PRI）去抵消當前貨幣貶值、沒收（土地或財產）以及合同不履行等所造成的損失。如人們所期望的那樣，PRI價格正在因需求量開始超過實際供給量而呈增長的趨勢。此外，標準商業活動的終止費用和其他類型的商業保險也正在變得更加昂貴。尤其是，2002年9月11日發生的悲劇性事件以后，保險公司為恐怖主義危害的保險金額度大幅度增加了。從那以后，保險公司要求為恐怖事件分割一部分保險金，此前，這部分金額是包含在普通財產和事故傷害保險金中的。這種增加的成本使得許多種類的工程融資和那些已經開展且需要再度籌措資金的措施更加難以進行。其他一些特別棘手的是國外貨幣交換匯率風險，對于發展中國家和“零售”型工程項目（即這些工程涉及公路收費、電力、供水等相關的個人用戶）來說，更成問題。目前，這些工程將使用當地的貨幣進行融資，以化解貨幣貶值所造成的損失，而且這種趨勢日漸明顯。一種相對較新的措施是貨幣貶值保險。2001年，美國海外私人投資公司（Overseas Private Investment Corporation，縮寫OPIC）和美國銀行（Bank of American）引進了一種新的防止貨幣貶值損失的形式。如在巴西的一項水力發電工程中，AES Tiete使用了3億美元融資資金。貨幣貶值保險在這些沒有投資等級的國家中成為一級投資資金來源。

2002年，世界所有工程項目融資市場的資金約為1350億美元，包括貸款和工程承包公司的股權投資數額，比2001年的2170億美元下降了38%。在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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