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人民幣升值外貿難做(人民幣貶值對出口好還是進口好人民幣升值好還是貶值好)

可謂是官民聯合、齊心協力向人民幣匯率問題發難。這場由日本挑起、美國擔綱主演的人民幣匯率之爭全面上演，再次使中國成為世界關注的中心。

其實，站在日本人的立場上考慮，鹽川正十郎提出這個問題并非沒有道理。首先，日本經濟一直處于低谷，憑什么你中國卻一枝獨秀？中國的一枝獨秀我們日本也有貢獻，你看，日本從你們那里進口了多少商品。其次，人民幣只有升值，日元才能夠貶值，這樣日本的出口產品才有競爭力。 中國經濟具有廉價勞動力、高技術水平和廉價的貨幣3大優勢，而三大因素中日本可能干涉的，只有最后一點——人民幣匯率。日本甚至想借人民幣升值的“利空”阻止本國企業到中國來投資，但因為在市場經濟國家，政府干預不了企業的行動，所以他們就要求人民幣升值。他們認為，這樣就可以提高中國產品的價格，加大資本投入的成本，使他們在國內達不到的目的，通過對人民幣施加壓力來達到。

迫使人民幣升值，是日本爭奪未來“亞元”主導權的戰略舉措。近年來，關于“亞元”問題的討論已越來越熱，誰能成為未來亞元的主導，已變成一個日益敏感的話題。日本由于其經濟十年來的萎靡不振，日元充當亞洲貨幣主導的可能性在變小。而中國由于經濟高速增長，已經逐漸成為亞洲經濟發展的“火車頭”和世界經濟發展的“引擎”，因此人民幣的價值日趨明顯，在中國周邊國家已經開始形成一個“人民幣地帶”，導致日本對此憂心忡忡。在2002年日本對華出現50億美元順差的背景下，日本財長鹽川正十郎提出議案，提請七國集團通過“與1985年針對日元的‘廣場協議’類似的文件”，逼迫人民幣升值，將全球壓制人民幣升值的聲浪推至頂峰，目的就在于想通過人民幣升值，打垮人民幣對日元的挑戰，確保日元的未來主導地位。

美歐方面的動機似乎更為明顯，就是為了通過人民幣升值消弱中國的經濟實力，進而打擊中國的國際影響。

人民幣匯率之爭本質上仍然是貿易問題之爭。美國之所以施壓人民幣升值，是認為美元貶值只是“極大地增強了中國企業的出口競爭力，刺激了中國產品的出口”，尤其是2002年美元貶值的同時，美國外貿逆差卻創出了4352億美元的歷史峰值，對華貿易逆差達到1031億美元。美國希望通過人民幣升值，阻礙中國商品大規模進入美國。

升值的國際壓力日大。盡管從長期來看，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人民幣升值是必然趨勢，但在沒有形成中國真正的出口優勢(品牌)之前，人民幣名義匯率不宜進行大幅調整；即使面臨巨大的國際壓力，中國也應該按照本國經濟發展的需要，對匯率進行控制，否則，就會像日本和德國那樣，將自己大好的經濟前景毀于一旦。

人民幣升值的話會給做國內做外貿的企業和不做外貿的企業有多大影響？

人民幣升值對外貿的影響

人民幣升值，外貿企業重負下前行

本幣升值具有雙重性，關鍵在于如何變不利因素為有利因素。人民幣升值實際上也為我國的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提供了有利因素

圣誕剛過，中國外匯市場又給人民幣帶來了一份“厚禮”，2006年12月29日，銀行間外匯市場人民幣匯率中間價突破7.81整數關口，再次創出匯改以來的新高。

人民幣不斷升值無疑給各行各業帶來了很大影響，影響最直接的要數外貿業。雖然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后，政府對人民幣的干預程度降低，人民幣升值已成市場共識，不少企業也做了相應準備，但即便如此，人民幣不斷升值還是對外貿企業經營造成了很大影響。

給外貿企業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

從理論上講，貨幣升值實際上并不影響進出口商品本身價值，只是改變了商品在國際貿易中的相對價格，削弱了其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人民幣升值3％，就相當于出口產品成本提高了3％，出口競爭力降低了3％。一國貨幣升值后，出口商品的外幣價格上升，外國對這種商品的需求下降，出口規模受到制約。同時，該國進口商品的本幣價格下降，會刺激國內對進口商品的需求，進口規模得以擴大。

我國目前的出口產品主要以初級產品和勞動密集型加工產品為主，高技術、高附加值產品較少，特別是以來料加工為主的三資企業處于全球產業鏈末端，利潤率低，自身增值能力不足。外資企業在中國投資設廠看重的是中國的人力資源豐富且價格低廉。人民幣升值以后，無疑會抵消一部分人力資本所帶來的成本優勢，中國的產品出口將會出現較大幅度下滑。某燈飾企業負責人無奈地表示，該公司去年雖然拿到900萬美元海外訂單，為防范風險也辦理了部分遠期結匯，但由于人民幣升值影響，還是損失了18.9萬美元。

我國出口企業受人民幣升值影響的程度不一。享有外銷低利貸款、外銷退稅甚至以內銷補貼外銷的產業所受沖擊相對較輕。享受優惠者多為競爭力不強的產業，相關產業或地方政府為了爭取補貼收入而極力維持生產，這些產業可依靠補貼勉強存活。而未受優惠的則有不少是具有競爭力的產業，因無政府補貼而影響生產和出口，結果率先倒閉，造成反向淘汰，致使外貿產業結構趨向惡化。

不少中國廠家出口的是附加值低，技術含量不高的產品，一些出口產品在生產過程中造成污染，部分企業沒有按規定進行防治污染投資，因此，生產成本相對較低。在人民幣升值后，對這些企業的產品出口影響不大。反之，守法廠商因負擔了環保成本，相對前者缺乏競爭力，在人民幣大幅升值后，無力出口而被迫倒閉，造成守法者遭淘汰，違法者繼續生存的不公平現象。

人民幣升值為產業結構調整提供契機

人民幣升值以后，一些外貿企業之所以無法承受這一風險，根本原因在于其產品技術含量低，附加值低，處于全球化競爭劣勢地位，無法在激烈競爭中獲勝。因此，人民幣升值再次為外貿企業的產業結構敲響了警鐘。

的確，中國面臨著從對外貿易大國到強國的挑戰。中國企業生產技術水平和產業結構的不斷升級是轉變對外貿易形勢的關鍵。在亞洲國家中，韓國、日本都曾經歷過本幣升值的困難時期。日元在1985～1986年升值幅度達45％，這給以出口為導向的日本經濟帶來了沉重打擊，日本的經濟增長速度在此期間由4.9％下降到2.5％。

然而，日本通過產業結構調整，用幾年時間逐步走出了本幣升值的陰影。日本銀行的調查顯示，出口業萎縮使日本國內很大一部分資金投向高科技和高附加值產業，很多計算機、通訊技術和電子產品制造廠商不僅從出口市場轉向國內市場，而且從制造業轉向非制造業，使第三產業得到了加速發展。從日本的發展經歷可以看出，本幣升值具有雙重性，關鍵在于如何變不利因素為有利因素。人民幣升值實際上也為我國的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提供了有利因素。

實現產業升級，就是盡快實現產業結構的技術密集化。唯有如此，才可以縮小我國與發達國家的差距，而且有助于外貿的健康發展。

人民幣升值已成趨勢，變壓力為動力實現外貿業健康發展是當前大計。在人民幣升值預期背景下，企業應該有風險意識，采取相關措施。為規避人民幣升值導致的收益減少風險，一些企業選擇與出口信用保險公司合作。在繳納一定銀行利息和費用后，企業將未來的人民幣收益鎖定，由保險公司承擔人民幣一旦升值所造成的貿易損失。據浙江華天集團副總經理張青峰介紹，這種做法在紹興紡織出口企業中比較普遍。杉杉集團國際商務部部長朱素君也表示，他們與外商簽訂出口合同時，盡管還沒有為因人民幣升值而直接提高產品出口單價，但憑借雙方長期建立的信用關系，一般都會在私下協商，如果人民幣升值，外商會考慮給予一定的經濟補償。人民幣升值已成為目前外貿簽約時的重要考慮因素。

政企合力應對外貿匯率風險

業內人士認為，在出口企業競爭日趨激烈背景下，外商愿意接受我國企業提高產品出口單價的要求，說明外商對人民幣升值的期望值很高，對升值幅度的期望也很大。我國出口商品4％左右的提價幅度，在外商對人民幣升值幅度預計范圍之內。另外，受歐美對我國紡織品“特保”影響，我國對歐美的紡織出口量會明顯減少，這將促使紡織品海外市場價格上漲，這也是外商愿意接受我國紡織企業提價要求的原因之一。

對于政府來說，各級政府要綜合運用各種經濟杠桿，如稅收、價格、財政、信貸、利率等，通過經濟、法律、行政各種手段優化進出口商品結構。利用世貿組織相關政策，在世貿組織協議允許范圍內給予相關產品出口補貼或提高出口退稅，以提高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彌補人民幣升值帶來的外貿收入減少，從而達到既優化產品進出口結構，改善貿易收支，又減少匯率變動帶來的通貨膨脹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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