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元朝管理海外貿易的機構是(宋代造船業發達,當時重要的外貿口岸是)

，泉州港的造船業達到鼎盛階段。

四、登州港

北宋初年，登州港是對朝鮮半島、日本的重要貿易港口。朝鮮到中國的使者大都由登州港入境。大宋使者也由登州港出行。《宋史·高麗傳》記載,淳化四年（公元993年）二月，宋朝廷派遣秘書丞陳靖、劉武二人出使高麗便從登州港出發的。

北宋初期，登州港的商貿地位遠遠高于廣州、泉州、明州和揚州。后來由于日本推行鎖國政策，加上契丹族的阻擾及航海技術的進步，完全擺脫逐島航行的辦法，從而使北宋與高麗國通過登州港的貿易往來時斷時續，登州的經濟出現極大的起伏，港口的作用日趨下降。

       到公元1041年，宋朝廷對登州港進行封鎖，禁止南方的海船進入登州港。北宋中葉以后，遼、金連年侵犯宋朝，戰爭頻繁，海疆不寧，經濟重心因之南移。此后，北宋朝廷在密州板橋鎮設立北方唯一的市舶司，專門負責山東半島及臨近口岸與高麗、日本等國的貿易。密州市舶司北通高麗，南沿海岸通明州、泉州、廣州等港。京東、河北、河東等路也可以通過密州板橋鎮輸出商品，南方諸地向朝廷上供的物品也可用此航線。這樣，登州港逐漸衰落，為密州板橋鎮所代替。

忽必烈建立了元朝以后，他是怎么進行管理的？

自從成吉思汗將蒙古地區統一之后，蒙古的政權又經歷了幾任統治者的統治之后，通過不斷地對外戰爭，相繼的征服了周邊的許多政權實力，蒙古軍隊的實力也大大的提升，到了元世祖統治正式登上皇位稱帝的時候，元朝的發展已經十分強大了。但是由于長時間處于戰爭狀態，當時的蒙古雖然有較為豐富的資產，但是這都是通過戰爭掠奪的，要想國家能夠長久的發展下去，還是需要對于國家進行治理，因此元世祖就采取了許多措施來恢復元朝社會的發展。

積極促進農業經濟的恢復和發展。

蒙古族一直是以游牧生活為主，畜牧業是他們主要的經營產業，也是他們的食物和經濟的主要來源，他們的衣物也都是以動物的皮毛為主，不需要進行養蠶織布，因此他們并不注重發展農耕經濟。所以根據宋濂在《元史·食貨志》中記載：“太祖起朔方，其俗不待蠶而衣，不待耕而食，初無所事蔫”。但是在他們離開草原地區之后，雖然傳統的生活方式還沒有太大的改變，但是面對中原地區的農耕經濟的發展影響之下，蒙古軍隊也開始進行了一些農業的種植，從而滿足軍隊在外作戰的糧食和衣物的需要。

在忽必烈成為元朝最高統治者之后，蒙古人民已經在中原地區進行侵略了很長的時間，大規模的經濟掠奪和人口的屠殺使得中原地區的農業經濟遭到了很大的破壞。同時蒙古軍隊在不斷地對外作戰中，已經吸納了很大地一派來自中原地區地勢力，他們由于常年生活在中原地區，很難長時間地按照蒙古族地生活習俗進行生活，所以他們依舊還是需要糧食的供應。因此當時元世祖建立元朝之后，就開始重新重視起農業的恢復和發展。

忽必烈為了的帶動中原地區的農業生產，他接受了姚樞等人對于恢復農業生產的意見，采取了許多的措施來鼓勵農業生產，為農民提供充足的便利條件。同時為了解決農業生產人口數量不足的情況，元世祖還同時賜予了軍隊士兵許多的牛，讓他們在面臨作戰的時候就前去戰場抵御敵人，不需要作戰的時候就帶著牛到田地里耕田。這樣就促進了當時元朝社會農業經濟的重新恢復和發展。

為了更好的有指導性的對于農業經濟進行發展，元世祖還是專門增設了許多的機構，吸納了許多具有農業知識的官員來對于百姓進行勸課農桑，指導百姓如何才能更好的進行農業經濟的種植，提高糧食的生產率。同時，元世祖還派了專門的專員對于農業的狀況進行了考察，并且讓他們編纂了書籍來宣傳農業的知識，我國歷史上著名的《農桑輯要》、《農書》等等，都是在這一時期創作的，為我國后世留下了許多寶貴的財富，從中也能體現出當時農業生產在國家中的重要地位。

此外，為了避免蒙古軍隊再次對于中原地區進行搶掠，破壞中原地區的農業發展，忽必烈還在軍隊中嚴明軍紀，禁止蒙古軍隊進行搶掠物資和屠殺百姓的行為。一旦被忽必烈發現有人違抗這項命令，他都會對于違反者進行嚴厲的懲處。在忽必烈的各種促進農業經濟發展的措施之下，元朝的農業經濟在逐迅速的增長。

促進國家商業經濟的發展。

我國古代社會一直是以農業經濟為主要的經濟基礎，因此我國古代許多的統治者為了更好的讓百姓進行農耕的建設，經常會采取各種措施來打壓商人，抑制商業經濟的發展。但是忽必烈建立元朝之后，雖然一直在加大力度進行農業經濟的恢復發展，但是他卻并沒有因此而限制商業的發展，反而是采取措施鼓勵商業經濟的發展。

忽必烈十分重視商業經濟的建設，同時他對于商人也是十分的信任。他從國家之中專門選派人員直接參與到商業發展當中，并且還對于部分商品實行政府專賣的方式來壟斷行業經濟。同時當時的蒙古上層的貴族人員也有很多都參與到了官商合營的活動中，雙方之間的貿易往來也是十分的頻繁。

隨著國內商業經濟的不斷發展繁榮，商人進行貿易的活動范圍也就更加的廣泛，甚至發展到了海外地區，在雙方進行經濟貿易往來的過程中，也就極大的帶動了雙方的文化和經濟的交流，我國也開始在世界的歷史舞臺上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忽必烈之所以如此重視商業經濟的發展，一方面除了糧食的生產之外，百姓所需要的各種貨物和商品種類也在逐漸增多，為了解決當時百姓的民生需求，自然需要在國內進行商業經濟的發展。

商業的經濟發展不僅能夠滿足百姓生活的需要，朝廷政府還能夠通過一些產品的專賣權從中獲取巨大的利潤，從而充實國庫，穩定國家的財政開支。所以說，元世祖所采取的鼓勵商業發展的措施，對于元朝社會的發展來說是十分具有促進意義的。

在國內推行“漢法”的統治策略。

成吉思汗最開始在統一蒙古國之后，在國家之中所采取的管理措施是分封制和領地制相結合的方式，將諸侯按照領地的人數進行劃分管理，這種方式對于當時仍然處于奴隸制社會時期的蒙古來說是比較合適的。

而中原地區相對于落后的蒙古國來說，在各個方面的發展都是十分先進的，中原地區也早就已經由奴隸制的社會發展到了封建社會時期，因此在國家的治理措施上也是更加的先進和完善。

忽必烈建立元朝之后，統治的基礎和統治范圍都已經由主要為蒙古族轉變為主要為中原地區的漢族。雙方在長久以來的國家管理措施方面就自然而言的產生了很大的沖突。根據宋濂在《元史·劉秉忠傳》中記載，在忽必烈登基之后，劉秉忠就曾經向忽必烈建議過“以馬上取天下，不可以馬上治”。

由此可見，當時元朝的統治集團已經深深的意識到蒙古族落后的國家管理制度并不能夠適應中原地區先進的社會發展的需要，因此需要重新根據中原漢族地區的實際發展狀況進行相應的政策調整。而忽必烈也同樣的充分的重新采取新的治理措施的重要性，而對于中原漢族地區最好的管理方式就是仍然采取漢朝原先的政治制度，這樣既能夠管理好中原地區，還能夠保證自身統治的穩定性，所以忽必烈就開始在國內實行“漢法”的政策管理策略。

忽必烈進行“漢法”的第一個表現就是自己根據漢朝的傳統，不再自稱“大汗”，而是稱為“皇帝”，同時將國家的都城遷移到了大都，來適應當時的經濟重心南移的狀況。同時忽必烈還承襲了唐宋時期所實行的中央集團制度，并且針對當時統治集團的特點，進行了相應的改進和調整，形成了新的行省制度，為我國后來的行省的劃分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元世祖忽必烈對于國家的一系列統治措施都是在針對于元朝所面臨的實際情況下所實行的，因此這些措施也都適應了當時社會的狀況，并且對于元朝社會的發展具有很大的促進作用，元朝在忽必烈的治理之下也逐漸的發展壯大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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