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元代海洋貿易興盛的重要原因(關于黃河與《黃河頌》的問題急求~)

視海防，海軍軍餉一減再減，致使兵員逃亡現象非常嚴重。以至于到16世紀初，當日本倭寇加劇劫掠時，明政府不得不依靠商船和武裝的居民來抵抗。原來揚威異域的海軍，現在僅能勉強地守在本國水域內，抵抗海盜的襲擊。中國保持了3個世紀的海上權威地位，就此迅速動搖了。

清王朝緊步明朝海禁的后塵，頒布了與明朝相同的寸板不得下海的禁令，接著又頒布遷海令，強令閩、粵、蘇、浙沿海居民內遷50里(1里=0．5千米)，越界立斬。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再次厲行禁海，停止與南洋貿易，嚴禁將船賣給外國人，嚴禁運糧出口。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又將康熙二十四年開放的4個港口撤銷3個，歸并粵東一港，每年夏秋交由虎門入口。l797年，清政府下令將沿海戰船一律改小；l806年，則下令嚴禁民間違例制造大船，限制每船水手不得超過20名。這些禁令導致中國造船工業嚴重萎縮、海防廢弛，使中國水師僅能近海巡查，不能放洋遠出。

明清統治者實行海禁，導致了閉關鎖國，國力日漸式微。而西方列強大肆向海外擴張、掠奪。他們憑借著堅船利炮逐漸轟開了中國的海上大門。l637年，英商“可甸聯合會”派出了以威代為首的5艘武裝商船，闖進南中國海，進行了第一次有一定規模的對華貿易行動。1840年7月16日英國發動了鴉片戰爭，鴉片戰爭后，中國海門大開，西方殖民主義者肆無忌憚地進犯中國海疆。1856--1860年，英法兩國聯合出兵發動了侵略中國的第二次鴉片戰爭，再一次迫使清政府接受屈辱的城下之盟。1894年，爆發了中日甲午戰爭，中日海軍黃海海戰，以北洋水師的全軍覆沒而告終。5年后，八國聯軍又一次兵至中國，給中華民族帶來了更大的災難。中國在鴉片戰爭后的百余年間，英、法、日、俄、美、德等列強，對中國的頻繁入侵、掠奪幾乎都是從海上來的。海上入侵高達84次之多，入侵艦艇l 860多艘，入侵兵力達47萬人；帝國主義列強以武力迫使清政府簽訂了一系列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中國由此一步步墜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苦難深淵。從《南京條約》、《馬關條約》到《辛丑條約》的60年間，大量割地，賠款額高達13億兩白銀，相當于清政府16年收入的總和。1937年日本侵略者再一次借助強大的海上軍事力量和制海制空權發動對中國長達8年之久的侵略戰爭。中國近代以來的屈辱進一步印證了鄭和的“財富取之海洋，危險亦來自海上”、“一旦他國之君奪得南洋，華夏危矣”的偉大預言。回顧中華民族的發展史，輝煌時代大多是向海洋拓展的時代，而落后屈辱的時代則與喪失海權密切相關。舊中國屢屢戰敗，都是失之海權、敗之海權。在某種意義上講，西方列強對待海洋問題比我們精明、深刻而且超前，侵略者每次得手之后，首先要求的就是我們的海權，即要求割讓我國沿海島嶼，致使我國的舟山、香港、澳門、臺灣和澎湖列島都曾成為侵略者的“戰利品”。歷史一次又一次無情地印證了鄭和預言的正確性，它用鐵的事實一再告訴國人，海洋問題，絕不是一個區域經濟問題，而是一個關系國家富強和安全的重大戰略問題。得民心者，得天下；得海洋者，安天下，得富強。

四、鄭和之后關閉海門的原因分析

武帝時代(公元前140年至公元前87年)，漢使節便已經歷訪黃支國(今印度東岸南部)和已程不國(今斯里蘭卡)了。當時，漢的商船隊是在徐聞和合浦做好準備后揚帆出海，沿著海岸經越南、泰國、馬來半島南下，進入馬六甲海峽，再北上到達邑盧沒國，然后繼續沿海岸航行，赴黃支國和已程不國的。中國沿海一帶地方，特別是浙江、福建、廣東各省的沿海居民，從事農業并兼營漁業者很多。在遠古時候他們便與海洋發生了聯系，而且經常接觸海上來航的外國人，不斷地豐富了有關海外知識。隨著航海技術的發展，航渡海外者逐漸增加，他們扮演了海上航路的主要角色，被稱為天生的航海者。自唐末，特別是8世紀以來，陸上的絲綢之路漸漸失去了它的重要性，取而代之的海上交通日趨興盛起來。唐末以后，以廣州和泉州為起點的海上絲綢之路，取代了以長安為起點的陸上絲綢之路，成為東西交通的干線，海上運輸蓬勃地發展起來。唐王朝積極鼓勵海上交通貿易，玄宗開元年間(713—741年)已經有了市舶司的設置，以掌管有關海外貿易的一切事務。其中心地在廣州，伊斯蘭商人從波斯灣諸港揚帆，渡過印度洋，繞馬來半島來到廣州。

宋王朝承襲唐代鼓勵海外貿易的做法，指定廣州、明州、杭州為對外貿易港，設立提舉市舶司，管理以征收關稅為主的貿易事務。來港的印度商人和伊斯蘭商人居住在規定的居留地，其區域稱為“蕃坊”，他們享有治外法權，受到特別的優遇。進入元代，泉州作為貿易港，其繁榮程度超過了廣州，被譽為世界最大的貿易港之一。馬可·波羅所著《東方見聞錄》對泉州作了如下的介紹：“在刺桐(泉州)海港城市，滿載著奢侈商品、高價寶石、精美的大粒真珠等的印度海船不斷來到此港。自此周邊的蠻子各地來的商人們也麇集于這個海港。總之，在這個海港，各種商品、寶石、真珠的交易盛況，沒有比這更令人驚嘆的了。聚積于這個海港城市的商品，從這里搬運到蠻子各地販賣。如果有一艘要出售給基督教諸國而裝載著胡椒的船只進入亞歷山大及其他港口的話，那么將有相當于百倍的百艘船來到刺桐港，就此種貿易額來說，無疑可以斷言，刺桐港市確實是世界最大的二大港之一。”南宋初期，市舶司每年的收入占政府每年財政總收入的20％左右。中國人成為世界上最出色而又最勇敢的航海者。1276年，元世祖忽必烈滅南宋。元朝不但保持了唐宋以來海外貿易的盛況，而且把它推向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元代的對外貿易，主要是經由海路，以東方之高麗和日本、南方之印度尼西亞諸島、西方之印度洋沿岸二十幾個國家為對象展開的。盡管海外貿易是通過官商、寺院、官僚等進行的，但成為主流的則是民間商人，涌現了許多民間大商家。這些通過經營貿易而發了財的商人們，過著豪華的日子。直到元朝末年，泉州仍然保持著繁榮的局面。從1279年南宋滅亡之后，由于自由貿易被禁止了，作為國際貿易港的泉州，從此走向衰落。

明太祖即位的翌年至第三年(1369--1370年)，太祖便遣使向海外諸國詔告新王朝的建立，招誘入貢，把對外關系納入朝貢制度之下。把貿易只限定于朝貢貿易形式的明太祖，采用嚴厲的海禁政策，全面禁止私人貿易。據《大明律》規定：私帶貨物出海交易者杖一百，把軍器和人口等運往海外者絞首刑，走泄國情者斬首刑。二桅以上的大船，也被禁止建造。以航海為業的沿海居民，并沒有因此而放棄祖輩傳下來的職業，躲避國禁而往來于海外者不絕。盡管如此，唐、宋、元朝發展起來的海外貿易還是從此衰落了。太祖以后，這種方針被作為“祖法”沿襲了下來。明王朝并不像元朝那樣開放，連派遣鄭和統領船隊下西洋的明成祖也沒有例外。中國人的私營貿易和航渡海外，依然被禁止。

鄭和下西洋見證了中國古代海洋探險的輝煌

在人類文明史上，絲綢之路連接了東西方文明。古代文明之間的互動主要依靠亞歐大陸自古以來形成的陸上通道。漢代張騫與西域交流的重大意義在于，開辟了陸路交通的新時代。在人類文明史上，鄭和下西洋開辟了海上運輸的新紀元。中國古代尋西，源遠流長。亞歐大陸的河流和平原上誕生了偉大的文明，中國文明、印度文明、西亞文明、歐洲文明等文明之間自古就有互動關系，但互動的中心一直在亞歐大陸的交通上。

自古以來，大陸就為文明之間的交流提供了便利。沿著陸地上的道路，東西方文明如同無盡的河流，千百年來不斷接觸、互動、融合。“西域”一詞最早出現于史記年。根據史記年的記載，這個詞出現在張騫生活的時代。張騫所謂的“掏空西域”，就是通過國家的行動，使中西之間由來已久的交流之路變得通暢，從而“西域”得到了極大的凸顯。此后，廣義的西域指的是亞歐幾大文明的交匯處，即東西方文明的交匯地，也是當時文明互動的中心。從狹義上講，西部是通往西部的通道、途徑和必經之路。西漢張騫“掏空”西域，東漢甘英遠赴波斯灣，望洋興嘆。東西方文明交匯的地方被設定在西域，也就是歐亞大陸，幾千年來沒有變化。

雖然漢代已經開始了對南海的探索，但與陸上交通相比，海上交通受到海洋屏障的限制，自漢代以來，海上交通一直是中外交流的次要方式。唐朝以后，雖然海上航線有了很大的發展，但是并沒有改變海上航線成為東西方不可逆交流的主要方式。最有力的例子來自成吉思汗用軍事力量建立的橫跨亞歐大陸的蒙古帝國。當時水陸交通同步發展，尤其是陸路交通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凱爾波羅從陸路來到中國，從海路返回。明初吸取元朝好戰的歷史教訓，在派遣大規模使團時，海陸并舉。福安等人在弘年由陸路送，劉師勉等人由海路送；永樂初年，陸路有陳誠等人，海路有鄭和等人。

但是，與海洋相比，陸地明顯遜色。有詩可以證明我們對海上航線成就的認識。玄宗詩曰：“如海中聽鯨浪，近年多有進香。雜像專業進貢，小島星。朝廷必須向所有人伸出援手，使者們已經很親切了。不要開到很遠的地方，張騫還講天河。”用詩證史，可知明成祖對張騫下西洋作了先驗的比喻。事實確實如此。就像西域一樣，國家的行動使西行之旅變得順利。結果，“西方”在中國社會被大大地突出了。

正如張騫的名字總是與西域聯系在一起一樣，鄭和的名字也是如此。“西大洋”一詞最早出現在中國歷史記載中的元代，也稱東西洋。明朝第一次修訂，元史年，沒有出現這個詞。詞匯意義的演變和凸顯是在鄭和下西洋的時代。后來出現了“西方”這個新名詞，不僅在社會上流行，而且有了狹義和廣義的區別。狹義的“西大洋”包括印度洋

中國最大規模、持續時間最長的海外航行后，“西洋”地位凸顯，對“西域”形成了壓倒性優勢，從而使海上交通的地位不斷上升，發生了前所未有的不可逆轉的變化。從此，中國人形成了一股強大的出海潮流，這絕不是朝廷的禁海令所能阻擋的。還涉及到一個極其重要的事實，那就是自漢代陸上絲綢之路興起以來，即使是極其繁榮的時候，也沒有多少中國人沿著這條路走向外面的世界。自古以來，外國人民來到中國是絲綢之路上中外交流的主要來源。絲綢之路的標志是駱駝和胡人，就是最好的證明。自古以來，海上航線的起源就不是中外交流的主要方式，尤其如此。到了明朝，有名有姓的外國人屈指可數，而且大部分都是唐朝的佛教徒。宋代流傳下來的外姓名人很少，只有元代出國的外姓名人和事跡流傳下來。

隨著15世紀初科學技術的發展，海上運輸已經顯示出比陸路運輸更大的優越性，貿易的需求使得海上絲綢之路成為各國的共同愿望。明朝建立后，以強大的國力為后盾，鄭和七下西洋歷時近30年，打破了人類交往相對分散、孤立的狀態，邁出了從陸地走向海洋的重要一步。作為人類交流史上的標志性事件，它將人類文明的互動中心從亞歐大陸推向了海洋。這種融合形成的亞洲國際貿易網絡興盛了一個世紀，為15世紀末東西方文明在海上的交匯和海上整體世界的形成奠定了基礎，從而拉開了全球化的序幕。

首先，鄭和船隊不僅是一個龐大的外交使團，更是一個史無前例的官方國際貿易集團。人類文明交流的基本欲望是物質需求。自古以來，“寶”就是人們向往的東西。鄭和的船隊叫寶船，顧名思義，出國取“寶”。曾經在明故宮演出的奉天命三寶下西洋雜劇進一步證實了這一點。其中，航海的目的被簡潔地表述為“和諧”和“取寶”。對于下西洋的目的和任務，雖然后人對此猜測不休，爭論不休，但明代人是這樣看的：“何帆”“取寶”。用今天的話來說，“何帆”就是和海外國家和平交流的意思；“取寶”是說物欲構成了去西方的根本原因。在明鈔國朝典故瀛涯勝覽序中，有更明確的表述：“洪煒，我去見唐太宗文，唐玄宗張，命西安太監鄭和帶領郝軍，渡海與人通商。其人物之雄偉，其船之宏偉，其人才之精巧，在古代都是空前的。”

為什么廣州從古至今都是中國重要通商港口，而泉州卻衰落了？

原因有很多，簡單列舉一些

港口淤積

泉州港的淤積程度遠超廣州，在泉州港興盛的時期，遠洋貨船可以一直開到九日山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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