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四川雅安貿易學校照片(劉湘的后代有哪些)

祖母是家庭的組織者，一切生產事務由她管理分派，每年除夕就分派好一年的工作。每天天還沒亮，母親就第一個起身，接著聽見祖父起來的聲音，接著大家都離開床鋪，喂豬的喂豬，砍柴的砍柴，挑水的挑水。母親在家庭里極能任勞任怨。她性格和藹，沒有打罵過我們，也沒有同任何人吵過架。因此，雖然在這樣的大家庭里，長幼、伯叔、妯娌相處都很和睦。母親同情貧苦的人——這是樸素的階級意識，雖然自己不富裕，還周濟和照顧比自己更窮的親戚。她自己是很節省的。父親有時吸點旱煙，喝點酒；母親管束著我們，不允許我們染上一點。母親那種勤勞儉樸的習慣，母親那種寬厚仁慈的態度，至今還在我心中留有深刻的印象。

我不久就離開母親，因為我讀書了。我是一個佃農家庭的子弟，本來是沒有錢讀書的。那時鄉間豪紳地主的欺壓，衙門差役的橫蠻，逼得母親和父親決心節衣縮食培養出一個讀書人來“支撐門戶”。我念過私塾，光緒三十一年（一九○五）考了科舉，以后又到更遠的順慶和成都去讀書。這個時候的學費都是東挪西借來的，總共用了二百多塊錢，直到我后來當護國軍旅長時才還清。

光緒三十四年（一九○八）我從成都回來，在儀隴縣辦高等小學，一年回家兩三次去看母親。那時新舊思想沖突得很厲害。我們抱了科學民主的思想，想在家鄉做點事情，守舊的豪紳們便出來反對我們。我決心瞞著母親離開家鄉，遠走云南，參加新軍和同盟會。我到云南后，從家信中知道，我母親對我這一舉動不但不反對，還給我許多慰勉。

從宣統元年（一九○九）到現在，我再沒有回過一次家，只在民國八年（一九一九）我曾經把父親和母親接出來。但是他倆勞動慣了，離開土地就不舒服，所以還是回了家。父親就在回家途中死了。母親回家繼續勞動，一直到最后。

中國革命繼續向前發展，我的思想也繼續向前發展。當我發現了中國革命的正確道路時，我便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大革命失敗了，我和家庭完全隔絕了。母親就靠那三十畝地獨立支持一家人的生活。抗戰以后，我才能和家里通信。母親知道我所做的事業，她期望著中國民族解放的成功。她知道我們黨的困難，依然在家里過著勤苦的農婦生活。七年中間，我曾寄回幾百元錢和幾張自己的照片給母親。母親年老了，但她永遠想念著我，如同我永遠想念著她一樣。去年收到侄兒的來信說：“祖母今年已有八十五歲，精神不如昨年之健康，飲食起居亦不如前，甚望見你一面，聊敘別后情景。”但我獻身于民族抗戰事業，竟未能報答母親的希望。

母親最大的特點是一生不曾脫離過勞動。母親生我前一分鐘還在灶上煮飯。雖到老年，仍然熱愛生產。去年另一封外甥的家信中說：“外祖母大人因年老關系，今年不比往年健康，但仍不輟勞作，尤喜紡棉。”

我應該感謝母親，她教給我與困難作斗爭的經驗。我在家庭中已經飽嘗艱苦，這使我在三十多年的軍事生活和革命生活中再沒感到過困難，沒被困難嚇倒。母親又給我一個強健的身體，一個勤勞的習慣，使我從來沒感到過勞累。

我應該感謝母親，她教給我生產的知識和革命的意志，鼓勵我以后走上革命的道路。在這條路上，我一天比一天更加認識：只有這種知識，這種意志，才是世界上最可寶貴的財產。

母親現在離我而去了，我將永不能再見她一面了，這個哀痛是無法補救的。母親是一個平凡的人，她只是中國千百萬勞動人民中的一員，但是，正是這千百萬人創造了和創造著中國的歷史。我用什么方法來報答母親的深恩呢？我將繼續盡忠于我們的民族和人民，盡忠于我們的民族和人民的希望——中國共產黨，使和母親同樣生活著的人能夠過快樂的生活。這是我能做到的，一定能做到的。

愿母親在地下安息！

李鵬：紀念我的母親趙君陶

2003年1月17日，是我的母親趙君陶誕辰100周年之日。同年2月23日，又逢我的父親李碩勛誕辰100周年。我聽說重慶市委、市政府要為這一對志同道合、相親相愛的革命伴侶召開紀念座談會。我和朱琳同志并我們的子孫全家為此感到十分的欣慰。

有鑒于李碩勛烈士的事跡早已流傳于世，廣為人知，在建黨80周年之際，北京舉辦了規模宏大的中國共產黨黨史展覽會，李碩勛已被列入我黨80名著名烈士之中，他臨終前親筆寫的致妻子“陶”的那封遺書，也陳列于大廳，供后人瞻仰。所以我現在寫的這一篇短文，將著重介紹我的母親趙君陶，以表達我和朱琳對她深切的懷念。

據我所知，對我母親一生影響最大的有三個人。第一位就是她的五哥趙世炎烈士。趙世炎是中國共產黨早期的領導人之一，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者，是工人運動的領袖。她和趙世炎自幼在一起讀書，一起玩耍，兄妹感情至深。趙世炎天賦聰慧，勤奮好學，品行端正，為同學所敬仰。趙世炎教她識文斷句，背誦詩詞，是她的啟蒙老師。1919年，趙君陶隨家遷居北京，趙世炎向她灌輸了反帝反封建、求民主愛科學的思想，帶領她參加愛國學生運動，引導她信仰共產主義，加入中國共產黨，走上革命的征途。趙世炎和周恩來一起領導了震驚世界的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并取得勝利。1927年，蔣介石發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趙世炎因叛徒出賣被捕，而英勇犧牲。當我的母親從南昌歸來，在她的三哥趙世炯那里，得知五哥趙世炎犧牲的消息后，萬分震驚，悲痛欲絕，昏厥過去。她沒有因為五哥犧牲而挫傷革命意志，她也沒有被敵人的屠刀所屈服，反而更加堅定了她實現烈士理想的決心。

第二位對我母親一生影響最大的人是我的父親李碩勛烈士。1925年，他們相識于杭州西子湖畔，互相萌發了愛慕之心。以后他們又同時就讀于上海大學社會系，這是一座大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培養干部的學校。李碩勛是學生領袖，全國學生聯合會的會長。趙君陶認真攻讀革命理論，是品學兼優、思想進步的學生，并于1926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兩人情投意合，在上海大學結成良緣。從他們的結婚照片可以看到，母親相貌端莊，溫柔文雅，坐在一個大椅子上，父親身材修長，剛強堅毅，坐在母親之旁。這張照片我母親一直珍藏在身邊，留下了這幸福而永恒的紀念。從此以后，在艱難的歲月里，他們倆戰斗在各自的革命崗位上。

轟轟烈烈的大革命開始了。1926年冬，他們由上海轉戰到當時革命的中心武漢。李碩勛投筆從戎，在號稱“北伐先鋒鐵軍”的葉挺部隊擔任師政治部主任，而趙君陶則擔任湖北婦女協會宣傳部長，動員婦女支援北伐鐵軍。1927年，李碩勛參加了八一南昌起義，趙君陶也緊隨其后。起義失敗后，兩人在南昌分別，不久又在上海會合，此后長期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李碩勛擔任中央軍委委員、江南省軍委書記，趙君陶則是中央婦委的秘書。當時我黨處于白色恐怖之下，黨的工作者隨時都有喪失性命的危險。李碩勛、趙君陶多次遇到險情，但總能沉著應對，機智勇敢，配合默契，化險為夷，既保護了自己，又保護了同志們和地下黨機關的安全。1931年5月，李碩勛奉黨中央命令去南方，擔任兩廣軍委書記，機關設在香港。同年7月，趙君陶攜帶著她三歲的男孩——自然就是我，由上海到香港。我們在香港的團聚是短暫的。7月，李碩勛到海南島召開軍事會議，不幸被捕入獄，遭受嚴刑拷打，英勇不屈，于1931年9月16日在海口從容就義。李碩勛臨刑前寫了致我母親“陶”的遺書。這封遺書體現了一個共產黨員大義凜然、視死如歸的英雄氣概，正如郭沫若所書：“這是中國人民革命成功的左券，是訓育革命后進的不朽教材。”

我父親就義時，年僅28歲，正當英年。我母親與之同年，也算得才貌雙全，風華正茂。但是多少年過去了，母親終身沒有再婚。難道這是因為她受封建道德束縛，信守“一女不二嫁”的舊禮教嗎？不是的，絕不是！她從青年時代起就是反對封建婚姻、謀求婦女解放的先驅。對一些再婚的戰友和同事，她也絕無輕視和反感。惟一能解釋的原因是，她對我父親愛得太深了。父親的遺像始終擺在她的床頭或書房，她經常面對遺像，靜坐沉思，一坐就是好幾個小時。一本載有詳細介紹李碩勛的書《紅旗飄飄》總是放在她的枕下，經常取出反復閱讀。在任何險惡的環境下，她像愛護自己的生命一樣愛護父親的遺書，所以遺書才能完好保存至今。直到她去世后，我和朱琳將遺書的原件送交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保管陳列。

到20世紀80年代初期，我的母親趙君陶已病魔纏身，她希望有生之年再到西湖一次，那里畢竟是她和父親初識之地。她終于如愿以償，在療養院度過了一個夏天。在我的母親彌留之際，我和她所疼愛的兒媳朱琳均不在她的身旁，這是我們引為終身的憾事。當時我的妹妹李瓊和我的子女們、親友們守候在她的身旁。她在臨終的昏迷中偶爾蘇醒過來就問“兒子怎么還沒有來？”她最后的話是：“是我把他們拉扯大的”，“不容易啊”，又以微弱的聲音說，“要防‘狗’，要防‘狗’啊”，就溘然去世了。我明白她的意思，“狗”就是指特務和叛徒。她是在告誡我，不要忘記過去“狗”的危害，也要警惕可能產生的新“狗”。1960年，吳玉章同志，我父親的這位老師和戰友在悼念李碩勛烈士的詩中寫道：“遺骨瓊州何處覓，喜看紅日照天涯。”母親多次囑咐我和朱琳，身后把她的骨灰撒在瓊州海峽。我們完成了她的夙愿，她的骨灰終于被安放在海口李碩勛烈士紀念亭內。

我始終感謝母親對我的養育之恩。她是一位不尋常的母親，首先，她是黨的忠誠戰士；其次，她又是一位慈祥而嚴格要求子女的母親。她為了撫養我們兄妹，真可謂含辛茹苦，飽經磨難。父親犧牲以后，她帶著才三歲的我和遺腹妹妹從上海回到成都。在那白色恐怖的年代，她既要隨時防止特務的迫害，又要攜兒帶女自謀生計。我幼年時代是在成都二舅趙世雙家度過的。我們的經濟條件并不寬裕，有時還相當困難，但我的母親仍把我送到當時成都最好的成都實驗小學讀書，使我受到良好的啟蒙教育。受環境所迫，母親經常更換執教的地方和學校。我的童年與母親時而在一起，時而分離，不斷承受母子分離的痛苦，但我也因此得到鍛煉。從小學四年級起就在學校住讀，自幼養成獨立生活、應付各種環境的能力。

我要感謝母親在幾個關鍵時刻對我的幫助。1941年，在我13歲的時候，她就毅然決定把我送到革命圣地延安去學習，使我受到黨的教育，像父母一樣，成為一名共產黨員。

我要感謝母親讓我受到高等教育。在建國前夕，黨中央決定派遣一批青年到蘇聯學習經濟建設的專業知識。我原來不想去，而她極力主張我去。為此，我們母子之間發生了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沖突。她批評我目光短淺，有自滿情緒。最后，我聽從她的勸告，服從組織決定，到蘇聯學習了水力發電專業。

我和母親生活在兩地，平常只有書信來往，偶爾我到北京出差，才有見面敘談的機會。1960年初冬，我突然接到母親的電報，要我速到青島某療養所去見她。這是很不尋常的事，因為母親從來沒有要求我專門去看望她、陪伴她。我和朱琳甚至想到她的身體遇到什么不測。當時朱琳已懷上我們的第二個孩子，行動不方便，我就獨自一人乘火車從吉林市趕赴青島。我找到她的住所，母子再次相逢。經過一番長談我才知道，在1959年后黨內反右傾的斗爭中她受到了批評，指責她不支持在化工學院大辦鋼鐵，搞“興無滅資”和“拔白旗”。運動過去了，她只受到批評，沒有給什么處分。我們母子可謂“同病相憐”，我也在反右傾斗爭中受了批判。也許母親聽到了什么風聲，才急忙找我來了解情況，以她豐富的黨內斗爭經驗，告誡我要以寬廣的胸懷來正確對待同志們的批評，勉勵我既要堅持真理，又要接受教訓。她的談話給了我很大的鼓勵和勇氣，使我滿懷信心地走上新的工作崗位。

我的母親是學教育的，她熱愛教育事業，矢志不渝。在大革命時代，她從事婦女工作，也曾在工人夜校教過書。父親犧牲后，她回到四川，就選擇以教育為職業，既謀生計，又繼續為黨工作。從1933年至1938年，在短短的六年中，她換了幾所學校執教。就我所能記憶起的，她先后在成都、金堂、簡陽、五通橋教過書。最近又查到，她還在合川、雅安教過書。她到哪里，就給哪里帶來一股清風。學生們都為趙老師淵博的學識，高尚的品德，循循善誘的教學方法而折服。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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