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唐代中葉以后中國對外貿易路線發生的變化原因(簡述叛軍進功路線及其后果(安史之亂))

杜甫有詩曰：“寂寞天寶后，園廬但蒿藜，我里百余家，世亂各東西”

這說明經過戰亂，廣大人民皆處在無家可歸的狀態中

二、藩鎮割據

安史之亂，摧毀了統治基礎，削弱了封建集權，為封建割據創造了必要條件，使唐王朝自盛而衰，一蹶不振

此后實際上統一的中央王朝對地方的控制力減弱，安史余唐末藩鎮割據形勢黨在北方形成藩鎮割據，各自為政

當史思明之子史朝義從鄴城敗退時，唐遣鐵勒族將領仆固懷恩追擊，仆固與唐王朝有矛盾，為了私結黨羽，有意將安史舊部力量保存下來，讓他們繼續控制河北地區，使安史舊將田承嗣據魏博（今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張忠志（后改名李寶臣）據成德（今河北中部）、李懷仙據幽州（今河北北部），皆領節度使之職

這就是所謂“河北三鎮“

三鎮逐漸把地方軍事、政治、經濟大權皆集于一身

以后其他地區，如淄青（今山東淄川、益都一帶）李正已，宣武（今河南開封、商丘一帶）李靈曜，淮西李希烈等皆各自割據，不服朝廷管理

這些方鎮有的自補官吏，不輸王賦，有的不入貢于朝廷，甚至驕橫稱王稱帝，與唐王朝分庭抗禮直到唐亡，這種現象沒有終止

三、剝削加重

由于戰爭，造成勞動力嚴重不足，統治階級不得不增加稅收，使階級壓迫和統治階級的壓榨更加深重

因而促使農民和地方階級的矛盾日益尖銳化，最后迫使農民不得不舉兵反叛，形成唐中葉農民叛亂的高潮

安史之亂后，國家掌握的戶口大量減少

潼關和虎牢關之間，幾百里內，僅有“編戶千余”，鄧州的方城縣，從天寶時的萬余戶，驟降至二百戶以下

政府卻把負擔強加在猶在戶籍上的農民

唐憲宗元和年間，由于政令不及，稅收只能征自東南八道（浙西、浙東、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

在方鎮統治下的人民，也遭受著“暴刑暴賦”，如田承嗣在魏博鎮“重加稅率”，李質在汴州搞得地區“物力為之損屈”，等等

唐政府和各藩鎮的橫征暴斂，終于激起了農民的不斷武裝叛亂，代宗一朝，全國各地叛亂四起，其中規模較大的有發生于寶應元年（公元762年）的浙東袁晁之亂，同年的浙西方清之亂，以及同期的蘇常一帶的張度之亂，舒州楊昭之亂，永泰年間（公元765年）邠州之亂等等

這些叛亂雖說很快就被鎮壓，但更加削弱了唐朝的力量

四、邊疆不穩

經過安史之亂，唐王朝也失去了對周邊地區少數民族的控制

安祿山亂兵一起，唐王朝將隴右、河西、朔方一帶重兵皆調遣內地，造成邊防空虛，西邊吐蕃人乘機而入，盡得隴右、河西走廊，唐朝仍然控制西域安西北庭，數十年后，約公元790年，唐朝失去西域安西北庭

唐王朝從此內憂外患，朝不保夕，更加岌岌可危

五、經濟重心南移

安史之亂，促使中國歷史上北民南遷，致使經濟中心進一步南移

安史之亂對北方生產造成了極大的破壞，大量北方人士南渡

南方相對較為穩定，北方人口的南遷，帶去了大量的勞動力，先進的生產技術，促進了江南經濟的發展，南方經濟日益超過北方，南北經濟趨于平衡

六、西域獨立

753年前后，正是唐朝經營西域的全盛時期，但是此后隨著國內政局的的劇烈變化，唐朝在西域的勢力也大大衰退，由高峰跌入了低谷

755年（天寶十四載），唐朝國內爆發了有名的安史之亂，由唐朝蠻族將領安祿山、史思明率領的東北邊疆叛軍長驅南下，攻陷東、西兩京，唐玄宗愴惶逃出長安，南下四川盆地

玄宗的兒子肅宗在靈武繼位之后，調集西北邊軍勤王平叛，守衛西域的安西、北庭節度使屬下的邊兵也被大批調往內地

756年（至德元載）有三支西域唐軍被調回內地，其中李嗣業、段秀實率精兵五千，安西行軍司馬李棲筠率兵七千，馬磷精兵三千，三支軍隊共一萬五千人返回鳳翔，參加了收復長安的戰爭，以后在此基礎上組成了戰斗力很強的鎮西北庭行營

除了西域邊兵之外，唐朝還征發了西域各國本地的軍隊幫助平叛

明確見于記載的有于闐王尉遲勝率領的本國兵馬五千

另外與拔汗那一起發兵的還有大食等國

最晚到757年（至德二年）正月以前，他們就已經行進到了河西地區

到了758年（乾元元年）秋天，吐火羅葉護烏那多與西域九國首領來朝，請求“助國討賊”，肅宗派他們赴朔方行營效力

西域邊兵大批內調，對平定安史之亂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卻大大削弱了唐朝在西域的勢力

這時西域的外部威脅主要是大食和吐蕃，西域防御能力的衰退，給他們提供了入侵的時機

但是大食勢力并沒有趁機東進，而是派兵助唐平叛，這說明大食從一開始就無意（或無力）進入蔥嶺以東的地區

對吐蕃而言，這時唐朝不僅僅是撤回了安西、北庭的邊兵，而且也調回了隴右、河西防備吐蕃的軍隊，入侵隴右、河西要比進攻西城便捷得多，也有利得多，于是吐蕃大舉進攻河西

在這種形勢之下，西域反而得以保全，孤軍堅守了將近半個世紀之久

到763年（廣德元年）時，吐蕃軍隊已經盡陷蘭、廓、河、都、洮、岷、秦、成、渭等州，占領了河西、隴右的大部分地區[29]

此后西域守軍與內地的聯系斷絕，但仍然奉唐正朔，堅守西域

有廣德四年（相當766年）年號

實際上廣德只有兩年（763-764年），765年代宗改元永泰（765-766年）

吐魯番出土的《高耀墓志》仍然沿用廣德年號，說明在765年以前就己失去聯系，不知長安改元永泰

而且四鎮在這時還保持著一定的兵力，765年（永泰元年）左右，河西唐軍抵擋不住吐蕃的進攻，遣使前往四鎮，請求河西援軍一萬人，這至少說明西域的形勢這時要比河西穩定得多

768年（大歷三年）左右，西域守軍又與朝廷恢復了聯系，朝野上下對他們“忘身報國”的精神感動得“酸鼻流涕”、唐代宗下詔褒獎，并向西域唐軍通報內地情況，對守軍大加贊揚

其實就歷代原王朝而言，經營西域不外乎內外兩方面的原因

就內部來說，控制了西域既可張揚國威，又保證了絲綢之路貿易的繁榮；就對外來說，控制了西域就可以牽制和削弱北方游牧民族的勢力，并進而保障河西，隴右的安全，防止南、北兩個方向游牧民族勢力的匯合

吐蕃攻陷關隴之后，已深入唐朝心腹地區，西域地區也就失去了它原有的戰略意義，西域的存亡對整個唐朝邊防來說已經沒有多少實際的意義，所以西域雖有“奉國之誠“，朝廷卻因“事勢不及相恤”，不得不采取了任其自生自滅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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