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農產品國際貿易的相對優勢理論(如何運用比較優勢理論指導中國的產業結構調整)

的深化，我國產業結構調整也受比較優勢因素變化的影響，呈現較為明顯的中度技術勞動密集的特征。1993年至今，我國中度資本密集型產業、資本密集型產業和資源型產業占工業比重變化不大，基本保持在5%～7%之間。技術密集型產業工業比重最低，僅為1.6%左右，且各年變化幅度不大。變化幅度較大的是中度技術勞動密集型產業、中度技術資本密集型產業和勞動密集型產業，其中中度技術勞動密集型產業占工業比重上升最為顯著，從1993年的25.7%上升到2010年的32%，其間2003年高達33.4%；勞動密集型產業占工業比重整體呈下降趨勢，1994年最高為25.75%，此后一直呈下降趨勢，2007年達到最低點，占工業比重僅為16.1%，下降近10個百分點，2010年逐漸回升至21%。中度技術資本密集型產業占工業比重則從1993年的17.4%下降到2010年的15%。從整體來看，我國工業內部產業結構也逐漸由勞動密集型為主逐漸向以中度技術勞動密集型為主過渡，產業發展的技術密集度逐漸提升，產業結構優化態勢明顯(如圖2所示)。

圖21993-2010年按要素密集度劃分的中國產業結構

三、我國產業結構調整的趨勢及對比較優勢的影響

一般來說，發展中國家在產業發展的同時可能會面臨兩難選擇：一是按照比較優勢原則發展自己有比較優勢的產業(一般是低技術、勞動密集型產業)；二是進入目前缺乏比較優勢、但可通過潛在勞動生產率增長培育獲得競爭優勢的產業(比如高技術、資本密集型產業)。這種潛在勞動生產率的培育過程也是動態比較優勢的塑造過程。這種動態比較優勢的塑造，不僅與一國的產業結構政策相關，也與一國在全球產業分工體系中的地位與變動方向有著密切的聯系。

1.新的全球分工體系正逐漸從產業間分工向產業內、產品內分工深化

按照靜態比較優勢，國際分工是在以要素密集度劃分的產業間展開的。比如，發達國家資本、技術要素密集，就專注于資本密集型、技術密集型產品生產，發展中國家則專注于勞動要素密集的勞動密集型產業。這是全球產業間分工垂直貿易的直接體現。當前，隨著科技革命和跨國公司的加速發展，全球分工開始從垂直分工向水平分工轉變，越來越多的產業間分工正面臨向產業內、產品內分工深化的進程。但若按照傳統比較優勢進行垂直國際分工，我國產業將有可能陷入勞動密集型產業低端生產的分工陷阱中。由于新分工模式下一國產業結構調整的方向主要表現為產業鏈條或產品工序所處地位及增值能力的提升，因此加快產業結構調整，沿著全球水平分工鏈條的節點向產業內、產品內分工延伸，可使我國產業避免陷入比較優勢低端鎖定的“陷阱”中。

2.我國產業結構提升的方向由第二產業獨大向第二、第三產業均衡的方向發展

根據經典的產業經濟理論和配第、克拉克、錢納里、庫茲涅茨等人對發達國家產業結構變遷事實的歸納總結可以得知，隨著人均國民收入上升，產業結構會出現逐漸由第一產業向第二產業、第二產業向第三產業轉移的“軟化”趨勢。王岳平等也認為我國產業結構不合理，第二產業比重過大，第三產業比重偏低，為提高國民收入水平，我國第三產業比重應提高到60%以上。[3]21當然，提高第三產業占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并不意味著第二產業的萎縮。工業特別是制造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和支柱，因此，在發展第三產業的同時，要進一步加快工業化步伐，并適當提高服務要素價格和產出價格，促進工業品和服務比價關系趨向合理，從而促進產業結構的均衡化發展。

3.貿易品與非貿易品的結構變動

出口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廣受重視。出口占GDP比重的上升，一方面固然是一國參與全球分工和大力實施外向型經濟導向戰略的結果，另一方面，非貿易品向貿易品的轉變也有利促進出口的增長和比較優勢的形成。遵循前人的研究思路，我們以各行業出口交貨值占分行業總產值的比重即10%作為劃分貿易品和非貿易品的標準，如果該產品出口大于其總產出的10%，則屬于貿易品，反之，屬于非貿易品。

根據我們的計算，我國工業制造業總體出口占制造業總產值的比重大于10%，屬可貿易品，且其數值從1993年的18.24%上升到2007年的23.53%，可貿易化程度大大提升。分行業看，我國紡織業、服裝及其他纖維制品制造、皮革毛皮羽絨及其制品業、家具制造業、文教體育用品制造業、塑料制品業、金屬制品業、普通機械制造業、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電子及通信設備制造業和儀器儀表，以及文化辦公用機械等產業出口占總產出比重較大，表明我國貿易品的行業特征既體現我國勞動密集的比較優勢，又反映我國機械、電子等高新技術產品出口逐漸增多、動態比較優勢逐漸累積的貿易結構特征。從貿易品與非貿易品的結構轉換特征看，石油和天然氣開采、非金屬礦采選等行業產品由可貿易品轉化為非貿易品，專用設備制造、交通運輸機械等行業產品由非貿易品轉化為可貿易品，表明我國貿易品與非貿易品相對結構有所改善，石油、天然氣在國民經濟中的戰略作用增加，出口減少；而專用設備制造、交通運輸機械等產品國際競爭力提升，出口增加。此外，我國運輸、通訊和信息服務等主要服務產品的可貿易化率也逐漸提升(見圖3)，大大優化了我國貿易品與非貿易品的相對出口結構。

圖3我國主要服務產品的可貿易化率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和《中國服務貿易年鑒》相關各年

4.我國三大產業部門的相對產品價格變化

理論分析表明，國際商品交換中的不等價交換成為影響比較優勢的重要因素。一國內部各種要素價格的比價關系，或產品價格的扭曲也成為誘發價格回歸或結構調整的動因。我們通過對不同產業價格的相對變化的分析，可以得出我國產業結構調整和比較優勢變化的若干啟示。對我國三大產業價格指數進行分析(上年為100)，可以發現我國三大產業價格變動趨勢較為一致。進一步觀察，還可發現一些細微的變動特征，比如農業和工業制成品的價格相對服務產品的價格變動幅度更為明顯，農業和工業產品價格上升快于服務產品價格(見圖4)，也就是說相比于農產品和工業制成品，我國服務產品的價格被低估。

圖4我國三大產業部門價格變化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1990-2011)。

四、簡要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研究表明，比較優勢具有較強動態性并逐漸發生變化，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產業結構調整也是比較優勢因素變化引致比較優勢行業變化的結果，同時，我國產業結構調整的方向和途徑也對動態比較優勢的形成和塑造產生重要影響。但當前我國產業結構調整升級仍面臨著中間部門培育不足、本地市場規模限制過嚴、要素價格扭曲、關鍵技術缺失、貿易成本偏高等問題。因此，當前應通過大力培育動態比較優勢以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其主要措施包括：(1)大力培育中間部門，促進資本和技術要素集聚，塑造動態比較優勢，實現比較優勢動態升級；(2)促進服務產品可貿易化，發展生產性服務業；(3)降低貿易成本，提升我國在全球貿易中的話語權；(4)提升本地市場效應，促進需求結構和產業結構協同；(5)優化資源配置，理順要素價格關系；(6)提升關鍵環節和技術，促進國際分工地位提升、附加值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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