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農產品國際貿易的重要性(國際貿易對中國的作用和意義？)

關系發生了重大變化——實現了由長期短缺到總量基本平衡、豐年有余的歷史性轉變。

隨著農產品供求關系的根本性變化，我國農業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全面提高農產品質量安全水平成為一項全局性的戰略任務。抓好農產品質量安全工作，對于滿足城鄉居民對安全優質農產品快速增長的需求，發展優質、高產、高效、生態、安全農業，實現農業增效、農民增收、農產品競爭力增強的目標，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20世紀90年代，我國農業發展已由單一的數量型發展向數量、質量、效益并重發展的方向轉變，即向高產優質高效農業發展。

1.農產品質量問題日趨嚴重

中國有句古話“民以食為天”。糧食問題，始終是關系國計民生的大問題，是國家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基石。人們的生活離不開農產品，農產品的質量安全與人們的生命健康息息相關。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后，我國城鄉人民生活水平向小康過渡，對食物的要求由吃飽轉向吃好，消費觀念由數量型轉為質量型，不僅要求食物的多樣性，而且注重其質量，尤其關心食品的安全性。美國、日本及歐盟各國從我國進口農產品時，并不要求檢測農產品的營養成分，而是注重檢驗農藥殘留、重金屬及有害有毒微生物的含量。食品的安全性已成為當今社會評價食品質量的重要內容。

Cd稻米、Pb超標茶葉等農產品質量問題提示我們，關注農產品質量安全，就是關注百姓的至高利益，關注經濟發展。據統計，2000年全國累計發生150余起報告的重大食物中毒事件，中毒6237人，死亡135人。人體高血鉛等隱性中毒更是無法統計。研究證實，人類常見的癌癥、畸形、抗藥性及某些中毒現象都與食物中的有害殘留有關。現代醫學研究證明，在致癌因素中，由環境因素引起的占80%；在環境因素中，由有毒化學物質污染引起的占8%以上。我國癌癥發病率、死亡率均呈上升趨勢，一些奇病、怪病也時有發生，這些都與農藥的殘留和食物污染有很大關系。事實上，不安全農產品給社會帶來的危害遠不止健康問題。

北京市農委對農產品的“體檢”發現，北京市場上有18%的農產品有害物殘留量超過了國家規定標準，其中的蛋品超標率為33%，蔬菜為20%，水果為18.7%，肉類為17.6%。在對蔬菜有機磷殘留量的檢測中，京郊自產蔬菜中超標率占17%，外埠進京蔬菜中有機磷殘留量更高，達69%。

隨著人類生產和生活的不斷進步，食物受到化學污染的機會日益增多。除由于意外被大量農藥、鉛、砷等有害物質污染而引起的急性中毒外，目前人們更關注的是少量化學污染物長期通過食物進入人體而造成的慢性健康危害，如DDT等農藥，鉛、汞、鎘等重金屬等，可能在人體內長期蓄積而對健康造成各種慢性危害。1999年7月《中國食物報》發表文章說：“在影響品牌公眾形象的諸多因素中，安全性是第一位的，也是永恒的。”獲得安全、營養和健康的食物是每一位消費者最基本的權益。謹防“病從口入”，當然是保護健康的最后防線之一。

2.食品需求多樣化

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費者對自身健康的關注程度越來越高。我國大部分國內企業生產的食品，標簽上標注的成分都很簡單，基本只有產品主要成分，幾乎沒有食品添加劑成分及含量，最多只注明“天然香料”、“甜蜜素”等。而國外大部分進口產品在食品成分的標注上則非常詳細，基本把食品所含的所有成分都標列出來，包括添加劑。

目前，我國制訂的礦泉水標準只是對礦泉水生產企業的準入限制，并沒有對不同地下水水源的“體質”作出更細化的評價。但在日本，除國家標準外，礦泉水還擁有美味和健康兩項指標，用來給不同口味的消費者提供選購的便利。如有的礦泉水健康指數平平，美味指數則偏高，而有的則是健康指數奇高，美味指數剛過關，這或許對于引導消費有幫助。

中國醫促會健康飲用水專業委員會常務理事牛曉英認為，“不含有害物質的純水很干凈，飲用盡管安全但長期飲用對人體并無益”。評判水的“體質”健康與否更重要的，是水的硬度是否偏弱堿性，以及其中宏量元素和微量元素的含量和水分子的大小。安全并不是唯一標準，人們在選擇長期的飲用水時還應該注重其是否有益于人體健康。

國際貿易對中國的作用和意義？

一、新貿易理論的基本思想

英國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在其代表作《國民財富的性質及原因的研究》（1776年）中提出的“絕對優勢說”堪為自由貿易理論之濫觴。鑒于亞當?斯密“地域分工論”存在著明顯缺陷，大衛?李嘉圖對其進行了修正，創立了“相對優勢說”，標志著國際貿易理論的重大突破。但該理論仍然不能完全解釋國際貿易的發生機制。1933年，瑞典經濟學家赫克歇爾及其學生俄林以“資源稟賦說”科學地解決了這個問題。戰后國際貿易理論成了赫俄理論的一統天下。

（一）戰略性貿易理論。20世紀80年代初，國際貿易形態發生了很大變化，實際上已經不再是古典理論所設想的那種交換了，如資本要素豐裕的國家傾向于出口資本密集性產品，有熟練勞動力的國家傾向于出口技術密集型產品，而不發達國家則出口原材料，等等。第二次世界大戰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雖然國家的技術差異和資源稟賦仍然主要決定了國際貿易的基本模式，但相當部分國際貿易不可簡單地歸因于出口國的自然優勢，相反，越來越多的貿易來源于規模經濟和因技術創新而形成的人造優勢。

這說明國際貿易形態的歷史性變遷對經濟學家提出了挑戰。只有在現有貿易思想基礎上發展一套新理論，才能重新解釋國際貿易領域里正在發生的巨大變遷。70年代發展起來的產業組織學提出了分析寡頭競爭產業的新方法，從而催生了國際貿易新理論。

古典貿易理論建立在市場不會偏離“完全競爭”太遠的假設之上，市場上有許多生產者，每個生產者力量都很小，不會試圖去影響價格或其競爭對手未來的行為。然而，戰后以來產業內貿易和發達國家之間貿易的迅速增長說明完全競爭的假設是不合適的，現在相當一部分貿易是由大規模生產的優勢、積累的經驗和通信技術的創新所決定的，由眾多小企業之間展開的原子狀的競爭已經難以看到，而少數幾家大型企業之間的不完全競爭卻隨處可見。例如，大型客機市場基本上由“波音”和“空中客車”兩家寡頭航空公司所壟斷，每一方都有影響價格的能力，它們做出戰略性的行動，以期影響競爭對手的行為。

古典貿易理論在于證明自由貿易是最好的。古典理論假定市場競爭是完全的。一國在某一產業的比較優勢是貿易發生的根本原因，每個國家都因其各自的要素稟賦而參與國際分工。因此，在一個競爭激烈的經濟中，“租”非常少，因而經濟中不存在“戰略性”部門，自由貿易政策是各國最好的選擇，在各國都支持自由貿易的情況下，每個國家都能從貿易中獲益，且一國的收益并不以他國的損失為代價，自由貿易不是零和博弈。古典理論甚至認為，即使世界上只有一個國家奉行自由貿易原則，其他國家都一律實行貿易保護主義政策，該國仍能從自由貿易中獲益。因此，自由貿易是古典理論的鐵律。

在產業組織學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新貿易理論對古典貿易理論提出挑戰。新理論既是對古典貿易理論的繼承，又有所超越。它認為，國際分工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歷史的偶發性，是一國特定的歷史、某個偶發事件和經濟政策的產物，并不是完全由各國資源稟賦差異所決定的。新理論最有意義的創新在于引入了不完全競爭和規模經濟理論，從而使國際貿易理論從完全競爭這一假定條件的束縛下擺脫出來，市場中不完全競爭是普遍現象，完全競爭才是特例。在不完全競爭市場下，產業領域存在著規模經濟報酬遞增的現象，這個理論有力地挑戰了古典貿易理論所認為的規模經濟報酬不變的傳統觀點。由于市場競爭是不完全的，“租”不可能因競爭而完全消失，在一些產業，資本和勞動有時會獲得比其他產業高得多的回報率，因而經濟中存在著“戰略性”部門。如果政府能夠識別出這些戰略性部門，就有可能采取戰略性貿易政策。所謂戰略性貿易政策，是指在“不完全競爭”市場中，政府積極運用補貼或出口鼓勵等措施對那些被認為存在著規模經濟、外部經濟或大量“租”的產業予以扶持，擴大本國廠商在國際市場上所占的市場份額，把超額利潤從外國廠商轉移給本國廠商，以增加本國經濟福利和加強在有外國競爭對手的國際市場上的戰略地位。政府參與國際經濟競爭顯然會從根本上改變國際貿易的通行規則，因而被視為提升其國際競爭力的戰略性活動。

（二）選擇戰略性產業的基本標準。如果說經濟中存在著戰略性部門，那么企業家或經濟學家該怎樣識別它們？克魯格曼提出了識別戰略性部門的兩項標準，一是看該部門是否有大量的“租”存在，即該部門的資本或勞動回報率是否特別高；二是看該部門是否存在著外部經濟，即某一企業的研究開發活動或經驗對其他企業會產生技術外溢。然而，由于外溢是沒有市場價格的，根據這項標準去衡量戰略性部門有一定難度。

（三）戰略性貿易政策的幾種形式。一旦選定某些產業為戰略性產業，政府應該采取什么措施保護這些優選產業的發展呢？克魯格曼和詹姆斯?布蘭德(James Brander)提出了戰略性貿易政策的幾種可能的應用形式。

1.以轉移利潤為目的的補貼。這項戰略性政策涉及到運用補貼來加強在有外國競爭對手的國際市場上的戰略地位，其基本思想是要把利潤從國外廠商轉移給國內廠商。政府補貼可能使本國廠商降低產品成本，從而在有利可圖的國際市場上占有更大份額。由于成本補貼迫使外國競爭對手削減產量，使本國廠商得到額外利潤，這些利潤超過政府的補貼數額，即廠商的受益超過納稅人的損失。這說明出口補貼（或生產補貼）增加了國內經濟福利。

二、新貿易理論在美國興起的深層背景

20世紀80年代初，戰略性貿易政策理論在美國興起，不是偶然的。

首先，它與同時代美國經濟形勢發生的深刻變化有著密切聯系。隨著歐洲的復興、日本的崛起，美國逐漸喪失了在世界經濟中的絕對優勢地位。特別是日本作為經濟、科技和金融大國的崛起，成為在國際競爭中對美國具有較大威脅的經濟大國。80年代，日本國民生產總值已相當于美國的60%，在高科技方面，日本已在不少領域明顯超過西歐而對美國構成巨大挑戰，日本的對外貿易發展速度驚人，1979年日本的進出口總額較1955年增長了46.5倍，占世界貿易總量的比重隨之從2.3%提高到6.5%，而美國在同期則從14%下降到12%。【注釋】方連慶、劉金質和王炳元主編：《戰后國際關系史（1945-1995）》，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上冊，第524頁。【注尾】當時，美國各界正在為國際競爭力開始下降而擔憂，日本和歐共體國家卻通過政府補貼或保護等手段對高科技產業實行扶持政策，由此，在美國引發了一場關于美國是否也應該對自己的目標產業進行扶持的爭論。歐共體對農產品的長期補貼政策，使得美國有時也考慮運用補貼或其他優惠政策促使其他國家購買美國而非其競爭對手歐共體的農產品。而日本、韓國的汽車和家電業的發展主要得益于政府的產業政策。為了重建美國在世界經濟中的絕對優勢，美國經濟學家開始考慮要么采取對抗性的貿易政策，在政府保護下發展一些支柱產業同日本和歐共體競爭，要么，對日本和韓國等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施加政治壓力或展開貿易談判，迫使他們降低在經濟領域的國家介入程度。在這種背景下，里根和布什兩屆政府在貿易理論、貿易思想上逐步背離了自由貿易原則，開始轉向所謂公平貿易和管理貿易。

其次，貿易政策在美國經濟政策中的地位日益上升。直到1960年，美國制造業仍然主要是向國內消費者提供產品，企業的競爭對手基本上局限于來自國內的廠商。此后，貿易的重要性開始上升，據統計，1960至1980年期間，進出口占美國制造業增加值的比重增長了一倍多，這表明國際因素對美國經濟的重要性日益上升，伴隨著企業競爭由純國內性質的問題轉變為國際性質的問題，貿易政策也不再被視為僅僅是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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