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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以及聯印抗蒙。二是為了宣揚明朝的聲威，擴大其在海外的政治影響，促使海外諸國來朝。第四次至第七次下西洋是為了發展對外友好關系和朝貢貿易，同時尋找麒麟（其實是非洲帶來的長頸鹿），政治目的和經濟目的并重。由于中國封建統治者實行重農抑商政策，明代雖然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但朝貢關系實際上的不平等，對中國來說得不償失。另外，遠洋航行耗資巨大，國家經濟負擔沉重，在鄭和最后一次航行回來的第三年，統治者就明令禁止繼續制造海船，鄭和的龐大船隊也被擱置在海灘任其腐爛，航海事業更是后繼無人。

而哥倫布等歐洲航海家的主要目的是為了獲得黃金和香料，尋找新的商品市場和原料產地，而非政治目的。在西歐形成的重商主義的理論，認為利潤是從流通領域創造的，工商業才是財富的主要來源，黃金白銀是一個國家不可少的財富，如果沒有它就要通過海外活動獲得它，這種理論引導人們到海外尋求財富，所以他們在中國人大規模毀海船時開辟了新航路。

二．科學發展程度不同

古代中國天文學對天體的觀察，一直未能擺脫占星術的影響。因此，古代中國的天文學一直處于前科學狀態。地理學也一樣，封建統治者把中國同世界等同起來。對當時的統治者來說，天圓地方，中國處在大地的中央，其他國家不過是應臣屬于皇帝的蠻夷之地。地理學的任何新發現，對他們的這種理論都構成挑戰，所以他們不會像中世紀末期西歐國家的統治者那樣去支持航海，探險和海外商業活動。

到了哥倫布時代，佛羅倫薩著名的地理學家托斯堪納所繪的世界地圖，已經把中國和印度標在大西洋的對岸。“極東便是西”，已經成為西歐諺語。許多航海家堅信從歐洲一直西航可以達到亞洲東部，所以說哥倫布、達•伽馬和麥哲倫的航行成功是科學的勝利。

三．國民價值觀念不同

在中國，高度集中的君主專制主義抑制了人們的主動性和創造才能。在精神方面，君主們只提倡人民對統治者無條件盡義務，當時的取士制度很大程度上使到整個知識界思想僵化，是人們失去了探索外部世界奧秘的任何興趣。道德家們特別推崇孫子的“父母在不遠游”的信條，這種強大的社會規范的力量滲入到民族意識的深處，加上自古以來的種族偏見（所謂華夷之辯）和鄉土上的觀念的影響，抑制了人們到遙遠的地方去尋求知識和財富的欲望。

而西歐的文藝復興要求個性解放，提倡積極的冒險精神，其人文主義思想對西歐人向海外發展起了積極的促進作用。另外，當時人們對英雄的崇拜，希望超越原來的社會條件和環境以獲得更完美的生活的精神，激勵著一批又一批航海家去進行艱苦的探險，當然促使他們的還有殖民掠奪的愿望。

所以，鄭和雖然航海史上的先驅，但地理大發現卻最終完成劃時代的意義。

[鄭穎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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