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印度的對外貿易依存度比較低嗎(日本經濟真的很依賴中國嗎？)

的，地位非常特殊的貿易伙伴，恐怕要采取特別的措施，要減少跟他們的貿易順差。比如說我們要定期地到美國進行采購，這些采購不能是臨時性的，要制度化，尤其要采購那些在美國國內政治中很有影響的那些州的產品，包括農產品，有意識的把他的產品買回來以后，不見得直接使用、不見得跟我們的農業進行競爭，我們可以將其加工成能源產品，如生物柴油、乙醇等等。只有這樣更加積極地、更加有針對性地、更加主動地處理好中美之間的貿易問題，才能從根本上化解貿易摩擦。僅僅是動匯率，僅僅是指望匯率浮動、指望匯率升值，從而在短期內、中期內來減少中美貿易摩擦，恐怕是不合實際的。凡是做仔細研究的都沒有這個結論，有這個結論的一般都是在某些計量經濟學的技術方面沒有處理好。另外可以看看日本的例子，日本與美國在八十年代有很嚴重的貿易摩擦，后來日元曾經有200%的升值，兩年之內是解決問題了，但是兩年以后仍然是貿易順差。所以對貿易問題要進行戰略性的、有策略的、主動地調整，不要指望匯率來調整。要我說，匯率就應該在未來10年、15年、20年之內保持一個緩慢升值的態勢，正是這樣一個緩慢升值的態勢才對整個經濟最有利，在緩慢增值的情況下我們的人民幣才能最容易走向國際化，才能在相當程度上避免國際收支危機。

為什么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中國的外匯儲備會大幅度飆升。通過嚴格的數據證明，這在歷史上是沒有過的，幾十年，在全球最最大的50個經濟體中，從來沒有一個國家或地區曾經有過這樣持續雙順差的表現。按照標準的經濟學理論，按照發展經濟學的基本模型，一個發展中國家應該是“一赤一盈”，通常應該是經常帳戶赤字，資本帳戶贏余，這個背后的道理應該是很容易理解的。因為發展中國家成長性比較好，所以有理由借錢促進你這個國家經濟的增長。那么給定這樣一個理論的假設，給定這樣一個經驗的數據，中國的現象是非常特殊的。首先要觀察它，然后解釋它。從兩個角度解釋，一個是全球化的背景。，在一定程度上，中國在某一階段內積累比較多的外匯儲備，可能是一個在國際分工層面具有經濟合理性的現象。因為到最后這是一個貿易分工，這個在微觀經濟學上大家都認為是一個好事情，因為通常來講一個自愿的貿易，不是強迫的貿易，當然也不能講得那么絕對，但是的確在經濟學中很少能夠找到這樣一個命題能被經濟學家們廣泛地接受：一個自愿的貿易，一個基于市場經濟基礎發展起來的貿易，通常能夠給參與兩國或者多國帶來效率的提高、能夠帶來利益的增加，所以在這個層面上有理由說，這是一個好事情。

因為當前產品內分工的特殊定位，導致了貿易贏余，還因為中國的這個定位而吸引了大量的外商投資，導致了資本帳戶的贏余，在這個意義上“雙順差”是有道理的。

另外一方面，實際匯率的低估，又加重了或者使得順差的增長太快。這其中暗含的意思是說需要調整實際匯率。但是中國的變化非常快，首先要觀察發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再來分析為什么會這樣。在產品內分工的基礎上，這是有道理的，但是從政策多少存在一定失調或者匯率被低估這個意義上，也需要通過一系列的政策調整做出應對。

第一個問題，應該從實際匯率的角度來考慮，把名義匯率作為影響實際匯率的一個因素來評估；第二個問題，要把實際匯率和經濟成長的關系，就是我們學國際經濟學講的那個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作為一個理論的視角來考慮。思考中國現在的發展恰恰是需要建立一個實際匯率的概念，然后需要重新詮釋或者解讀。人民幣要盡量避免大起大落，因為中國還有一個很長遠的目標，就是人民幣國際化。如果一定要選擇，人民幣低估一點、或者高估一點，情愿選擇稍微低估一點，這個事情不要太絕對。人民幣匯率的調整應該是漸進的、應該是緩慢的，但是要從學術的角度來說，如果現在相信低估了20%、30%，一下子多調一下也沒有問題。但是也能理解，從操作程度來講應該是漸進的過程，這樣方方面面比較容易接受，造成的沖擊也均勻一些。另外國外總是說人民幣存在低估，這對人民幣日后以進一步的國際化多少也是一個好的心理預期，但是這個終究是要調整的。

第一點，按照傳統的發展經濟學理論，一個窮國、一個發展中國家應該借錢，所以在資本賬戶上應該吸引外資進來。怎么平衡呢？應該在貿易上出現赤字，就跟今天美國情況一樣。把今天美國的情況放到發展中國家，這個就是標準的經濟學理論。吸引外資，然后外資進來補充你的赤字。但是這個理論我們完全應該重新思考和研究，從實證研究、理論研究來討論這個問題，這個是不對的。一個窮國，按照定義，你的經濟制度是落后的，一個經濟制度落后的窮國，包括金融體制落后的窮國，你怎么能夠搞貿易赤字呢？你怎么能夠長期借錢過日子呢？肯定結論只有一個，那就是金融危機。拉丁美洲的金融危機，泰國也好，印度尼西亞也好，都是這樣來的。

第二個也是一個誤區，就是標準理論認為匯率跟任何價格一樣，只要匯率一動，不管是名義匯率還是實際匯率，尤其是實際匯率，動了以后企業馬上就有反應，就會進行調整，這個恐怕也需要重新思考。

就以中國為例，我們的順差很大一部分是加工出口的，我們追問一下，加工出口是怎么來的？是吸引外資來的，是FDI，是外商直接投資。可是我們的地方政府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資上面，是100%根據市場的價格信號運行的嗎？不見得。我們都知道中國經濟，包括像馬來西亞、新加坡也好，都有FDI偏好，就是其他情況一樣，他更希望有外國企業來做。這個我們都看了很多，像我們的徐工、萊鋼，都是地方政府主導、做媒，把外資引進來，也可能國有企業老總當時還不愿意，這種偏好是明顯的。這種FDI偏好是制度因素造成的，不是價格因素，不是匯率，是算政治帳、算制度帳。所以對外商的偏好是制度扭曲的，這個制度扭曲產生了我們的過分出口，以及過分的出口加工，這個因素如果只是調整匯率的話，短期內恐怕難以調整。也就是說匯率這個信號，哪怕實際匯率在短期內對于實際經濟體、對于出口企業、進口企業而言恐怕還不是那么靈的。因為畢竟中國經濟是一個發展中經濟，是一個制度體制對市場信號并不是那么靈敏的經濟，否則我們就不用研究發展經濟學了。這個方面我覺得也值得我們做深入研究，在理論上有所創新、有所推進。

回顧過去這一年，中國的進出口貿易出現了很大的增長，但是我們也發現了一些特別的東西，中國從自由貿易當中得到了好處，但是發現自由貿易的秩序好像也并不公平。商務部發言人曾經提到，中國跟歐盟發生了鞋業的貿易摩擦，而去年是紡織品。商務部發言人認為歐盟這么做是一個損人不利己的行為，因為歐盟國家生產的鞋子是非常少的，從業者也是非常少的，而中國這方面有比較優勢，成本也更低。

從1994年以來，我國的經常賬戶和資本賬戶年年出現盈余。貿易順差從1994年的122.2億美元，增加到2006年的1774.6億美元，今年上半年，就達1125.3億美元，大大超過去年同期614.5億美元的規模。實際使用的外資額則從1994年的432.1億美元增加到2006年的735.248美元。雙盈余使得外匯儲備從1994年的516.2億美元，快速增加到2006年年底的10663億美元，到今年6月底中國外匯儲備再創新高達13326億美元。外匯儲備的大幅積累，增加了貨幣升值的壓力，導致對人民幣升值的投機。盡管我國的資本賬戶仍有管制，但是在經常賬戶開放的情況下，投機人民幣的途徑很多，防不勝防。投機的資金進來之后，不會僅僅滿足于放在銀行里面作為存款轉利息，會想法設法找其他高回報的出路，如投機房地產、股市等，因此，當前出現的資產泡沫可能會持續一段時間。投機的錢進來之后換成人民幣，投入到股票市場和房地產市場等等，這就推動了資產價格的上升。

經常賬戶的盈余是由于投資過熱和潮涌現象形成產能過剩，國內消費相對不足，當然要增加出口，使得經常賬戶出現盈余。同時，和資本賬戶的盈余一樣，在改革開放初期為了克服外匯短缺的瓶頸限制，我國也在80年代中期制定了鼓勵出口的各種退稅政策，1998年東亞金融危機，人民幣堅持不貶值，為了補償出口因而降低的競爭力，出口退稅的幅度有所加強，這些政策一直延續使用。經常賬戶的盈余除了內因之外，也與美國財政赤字和居民儲蓄率低，國內需求大于國內供給，只能靠國外的供給來平衡，而導致經常賬戶赤字的外因有關。1991年美國經常賬戶尚有占GDP比重為0.1%的盈余，1992年轉為占GDP比重為0.8%的赤字，此后，這一赤字的比重一路上升，到2005年達6.6%。美國是全世界最大的經濟體，它的貿易赤字占GDP的比重這么高，世界上其他和美國貿易關系緊密的國家必然會表現為巨額貿易盈余。最后，2005年以來經常賬戶盈余的大量增加則和投機人民幣匯率升值的投機有關。我國的資本賬戶尚未開放，投資者僅能利用高報出口價值、低報進口價值，或是，假技術轉讓等等不一而足的方式將外匯匯入我國換成人民幣，這些手段都會加大我國經常賬戶的盈余。日本和臺灣地區在80年代中面臨幣值升值壓力時也出現過同樣的現象。

日本經濟真的很依賴中國嗎？

一國經濟對出口的依存度高還是低，都是相對而言的。在世界銀行統計的163個國家中，日本經濟的出口依存程度排第158位，歸根結底是內需型經濟模式。“無對華貿易，日本經濟將破綻”、“中國應貿易制裁日本”等說法都言過其實。反映出對日本經濟真實情況的誤讀，也沒有認清中日經濟高度互補的現實。為防止政治、領土紛爭走向全面沖突，提升經濟合作對政治沖突的抑制力更顯得尤為必要。

一

上周，一位好友從國內返回東京，聚餐時問及回國感受，他感嘆道，“別提了，國內的人還在熱議釣魚島呢，哪怕是一些有學識、文化的人都覺得，中國要打日本，那就像打著玩兒似的，隨便一捏就把小日本捏死了。很多人陶醉在對日經濟戰的‘勝利果實’中，覺得日本嚴重依賴中國，離開了中國，日本經濟就垮了。”

中國國內彌漫的這一氛圍，即使沒回國，筆者也深切地感受得到。隨著中日關系日趨緊張，中國國內不分左右、不分廟堂江湖，各路專家呼吁“對日經濟戰”的聲音不絕于耳，且自告奮勇地出謀劃策，大談該如何打才能確保“擊敵要害、勿傷自己”。

為迫使日本讓步，中國在換屆之后是否會打出“經濟牌”還需要觀察。但至少截至目前來看，政府層面的動作并未過多涉及經濟領域，9月上旬局部地區出現了強化日本產品通關檢查等，但很難稱得上是“經濟制裁”，政府方面也予以否認。

準確地說，所謂“對日經濟戰”的論調基本上仍限于民間，其思維邏輯不外乎，日本經濟嚴重依賴中國，上升期的中國只要抱定“殺敵一千”的決心，以承受部分損失來換取“讓日本經濟倒退20年”（人民日報語），同時寄望于受損的日本財界向政界施壓。

二

那么，甚囂在電視、報紙等媒體上的所謂“日本經濟嚴重依賴中國”是否屬實呢？這股在中國悄然興起的論調如同“地球繞著太陽轉”一般不容置疑。當筆者在微博上寫“日本經濟對中國的依存度幾乎可忽略不計”時，認同者只是極少數，這些認同者們也糾結“該如何讓打著雞血、盲目自信心爆棚的國人接受這一事實”。不過，大部分還是質疑聲，而且很多人調侃“博主沒喝醉吧”。

這些依據自然有一些道理，但恐怕忽略了一點：若因為“中國是日本最大貿易出口國，且有望成日本最大海外市場”，就推導出“日本經濟嚴重依賴中國”這一結論的話，恐怕需要一個基本的事實前提，即日本經濟嚴重依賴出口或外部市場，換句話說，日本是所謂的“貿易立國”或“外向型經濟”。

三

那么，日本是“貿易立國”嗎？日本經濟對出口或外部市場的依賴度到底有多高？事實上，長期以來，中國就存在一種解讀，把日本的經濟崛起歸結為“貿易立國”路線的成功，這一觀點深入人心、根深蒂固，但其實存在認知誤區。

中日兩國的經濟崛起之路極為不同，日本在經濟崛起過程中，有三大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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