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南越國進行海外貿易與秦漢的關系(南越國進行海外貿易與秦漢兩朝的哪些政治和經濟因素有關)

，往往是引用典故的堆砌，卻少有注釋，幫助讀者閱讀；看起來更像是“古代行旅生活考據”一類的文章。不是說這樣寫不行，而是這樣寫沒有針對叢書的目標讀者是誰們，而造成讀者的閱讀困難。所以，這一本“行旅生活”是看得最慢的。

目錄:

一 行誘的心理準備

1卜行擇吉

2行神祭祀

二 行裝與旅費

三 行旅送別禮俗

1灞橋折柳

2餞別形式的演變

四 行旅方式種種

1徒行時代與徒行階級

2騎乘形式

3籃輿伊軋

4乘車行旅

5舟筏行水

五 旅食與旅宿

1行旅飲食

2宿息 宿泊

3民間行旅食宿服務業的經營

六 行程與行速

1遠行的歷史記錄

2行旅速度：急腳 快馬 飛車

3曉行與夜行

七 行李與行具

1行囊與行橐

2行滕與行纏

3其他隨身行具

八 行旅的安危

1行旅交通事故

2貧病轉零落 故鄉不可思

3虎患及其他山林行旅災難

4旅途盜劫危患

九 行旅生活百昧

1游學行跡：讀萬卷書 行萬里路

2游宦生涯：區區牛馬走 趨馳名利牽

3游賈事業：周流天下 無所不至

十 旅人的精神寄寓

1家園忘卻酒為鄉

2弦管笙歌銷客愁

3客舟唱詠與驛壁題詩

十一 軟腳·洗塵·接風

中國古代行旅生活"的書摘……

人們平時常常用“衣食住行”，也就是衣服、飲食、住居、

出行，來概括社會物質生活的基本內容。

“行旅”，一般是指歷時較久、歷程較遠的出行活動。

古代中國文明長期以來一直建立在以小農為經營主體

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的基礎之上，從而導致形成了相對封

閉的文化傳統，也曾經形成了對“行旅”活動存有某種消極

偏見的生活觀念。

《老子》一書中所描繪的理想社會的藍圖，是以“安其居，

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這

種彼此嚴重隔絕的社會生活為標志的。晉代名士陶淵明的

《桃花源記》對于“與外人間隔”的所謂“桑竹垂余蔭，菽稷

隨時藝”的社會生活環境的記述，也寄托著大體類同的夢想。

與此相應的淡漠交往，厭畏出行的習尚，似乎久已成為中國

傳統社會生活的重要特色之一。

盡管民間行旅在傳統中國古代的總體社會生活中居于

相對次要的地位，但是行旅促進社會文明成熟，推動歷史進

步的積極意義仍然是顯而易見的。

據說民間原本通行以“衣食住”作為主要生活形式的說

法，后來孫中山先生有感于近代世界交通與交往作用之重

要，力倡加入“行”字，于是始有“衣食住行”之說。其實，

早在先秦時代，《荀子·修身》中已經可以看到這樣的說法：

“食飲、衣服、居處、動靜，由禮則和節，不由禮則觸陷生疾。”

大意是說，日常生活的各個方面，都應當遵循“禮”的規范，

如此方能和諧有序，否則就會導致禍患。這里所說的“食恢、

衣服、居住”，自然也就是“衣食住”，而所謂“動靜”，與

“行止”涵義大體相近。這可以由《周易·艮（gen亙）》中的

一段話得到說明：“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

道光明。”“行”和“止”，“動”和“靜”，都要合乎時宜，這

樣才可能接近理想境界的實現。當時人所說的“動”或者

“行”的涵義，其實是包括行旅活動的。也就是說，在中國人

的傳統意識中，行旅生活在社會生活總體內容中的地位，似

乎并沒有完全受到漠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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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皇漢武時期的燕趙文化

秦漢時期，是漢文化和中華整體思想形成的重要時期。秦始皇對于中華疆域的統一和漢武帝對中華民族大一統思想的強化，為大一統觀念的形成，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也促進了漢民族的形成和漢文化的發展。同時對燕趙文化融入華夏大一統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為燕趙文化的發展和傳承注入了新的內涵。

一、秦朝鞏固統一的文化措施

秦王朝的建立，標志著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疆土的統一、政權的統一、多民族國家的統一、文化的統一和制度統一。秦始皇在文化上推行“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為燕趙文化融入大一統中華文化奠定了政治、文化基礎。

一是書同文，統一文字。秦統一后，令李斯等主持文字的統一工作，在周代“大篆”基礎上，創制“秦篆”，又稱“小篆”，作為全國規范化的文字頒行全國。統一文字的工作使遼闊疆域內文化傳播不再有文字隔閡，為中華文化共同體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礎。

二是車同軌。秦始皇統一后，修建馳道、直道，形成以咸陽為中心四通八達的交通網絡，規定全國車軌軌距，兩輪之間皆寬六尺。這一措施不僅促進了交通運輸的發展，也有利于全國的經濟文化交流。

三是度同制，統一貨幣、度量衡。秦統一后，于公元前221年下令廢除六國舊貨幣，制定新幣：黃金為上幣，以鎰為單位，重24兩；銅幣為下幣，為圓形方孔錢，每銖重半兩（俗稱秦半兩）。同時廢除六國舊度量衡制，以商鞅變法制定的度量衡制度為準，頒行統一度量衡詔書，凡是制造的度量衡器都要刻上詔書全文，促進了全國經濟發展和文化交流。

四是行同倫，同一風俗。秦統一后以強制手段將秦的風俗推行全國，嚴刑峻法，以法為教，在各地設置專掌教化的“三老”，以“匡飭異俗”，實現 “大治濯俗”、“黔首同化，遠邇同度”[2]。云夢睡虎地秦墓竹簡《語書》中有“圣王作為法度，以矯端民心，去其邪幣（僻），除其惡俗”的記載，表明秦朝曾大力推行移風易俗。

二、秦漢的文化專制制度

秦朝在推行統一文化的過程中形成了影響深遠的文化專制制度。

作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韓非提出了一整套君主專制的政治理論。在思想文化方面，提出了“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 的主張，認為 “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強調法是衡量一切的準繩。

秦始皇極度推崇韓非學說，在統一后，把韓非極端的文化主張付諸實踐，焚書坑儒，實行以吏為師、嚴禁私學的文化專制政策。

秦始皇還采納李斯焚書的建議：除《秦紀》外，六國史書一律燒毀；《詩》、《書》、百家語除博士所藏外，凡私人所藏，一律限期交官府銷毀，逾期不交的，處以黥刑并罰作城旦；對談論《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但醫藥、卜筮、農書等不在禁列。

秦始皇燔燒詩書、坑殺儒士的行為，歷來為后世所詬病，但明代思想家李贄在《史綱評要》卷四《后秦紀》中對李斯“焚書”的上書作了如下評論：“大是英雄之言，然下手太毒矣。當戰國橫議之后，勢必至此。自是儒生千古一劫，埋怨不得李丞相、秦始皇也。” 這一政策反映了統一的帝國在完成軍事政治上一統后，必定著手思想的統一，建立與大一統配套的主流意識形態，其背后的動機是為了維持帝王獨尊，與保證帝國的長治久安。

但焚書坑儒不僅造成大量文化古籍的毀滅，也激起了士人對秦政的抵觸和反抗，陳勝吳廣起義后，連孔子八世孫孔甲也憤然反秦，作了陳勝的博士。

繼秦而起的西漢王朝，不斷探索維護大一統的政治指導思想，漢武帝時期政治一統、經濟強盛，對思想統一的要求更為迫切，大儒董仲舒適時提出了“罷黜百家，表彰《六經》”的建議，以經他改造的儒家思想作為帝國的統治思想。隨著這一文化政策的推行，儒家學說作為大一統思想體系得以確立。

三、燕趙文化的整合

秦漢時期，隨著大一統政體的建立，各地區間的文化進一步融匯，燕、趙、中山的諸侯文化逐步向整合的地域文化發展，整體性特征不斷加強。

燕文化是在燕國時期形成的諸侯地域文化。燕國山高水寒、環境惡劣，且民族沖突激烈，頻繁的民族戰爭要求它的文化剛健、勇武，文化特質剛強、豪放慷慨，由此造成了燕文化慷慨悲歌、好氣任俠的特點。

燕昭王即位后，卑身厚幣廣招賢才，筑黃金臺，延攬天下英才。給燕文化又增添了重視人才的特點。

趙國是在三家分晉時建立的新諸侯，立國之后即卷入了諸侯紛爭。趙武靈王親政后，為提高趙國的軍事力量和軍隊素質，推行“胡服騎射”為主要內容的改革，使趙國的軍事實力大增，先后取得了北卻三胡，伐滅中山國的勝利，成為繼齊之后山東六國中唯一能與秦相抗衡的大國。

中山國，是春秋戰國時期的一個諸侯國。曾被晉國所滅，中山武公復國，建都于顧（今河北晉州），公元前407年被魏國所滅，成為魏的屬國。魏統治期間，帶來了先進的中原文化和魏國文化，使中山在經濟、文化方面得到很大的發展。公元前379年前后，中山復國，遷都于靈壽（今河北平山三汲一帶）。1974年以后，在今河北平山三汲村發現了中山國都靈壽故城和中山王墓遺址，出土大量精美文物，證實了中山國往日的輝煌和強大。中山夾居燕趙之間，疆域雖小，武力卻很強盛，敢于公開加入到大國間的角逐。曾與韓魏燕趙一起“五國相王”，成為僅次于戰國七雄的“千乘之國”。后來雖亡于趙，但中山精神卻匯聚到燕趙文化中。

秦漢時期，燕趙中山文化在大一統背景之下，相互融合，一部分原屬燕趙中山文化的精華上升到整體文化的高度，表現出很強的地域性特征，通過人文心理、風俗民情表現出來。

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談到燕趙地區時以“民俗狷急”、“悲歌慷慨”目之。班固在《漢書·地理志下》中除引述司馬遷分析外，還記載：

趙、中山地薄人眾，猶有沙丘紂淫亂余民。丈夫相聚游戲，悲歌慷慨，起則椎剽掘冢，作奸巧，多弄物，為倡優。女子彈弦踮足，游媚富貴，遍諸侯之后宮。

邯鄲北通燕、涿，南有鄭、衛，漳、河之間一都會也。其土廣俗雜，大率精急，高氣勢，輕為奸。

代、鐘、代、石、北，迫近胡寇，民俗懻忮，好氣為奸，不事農商，自全晉時，已患其剽悍，而武靈王又益厲之。故冀州之部，盜賊常為它州劇。

薊，南通齊、趙，勃、碣之間一都會也。初，太子丹賓養勇士，不愛后宮美女，民化以為俗，至今猶然。賓客相過，以婦侍宿，嫁取之夕，男女無別，反以為榮。后稍頗止，然終未改。其俗愚悍少慮，輕薄無威，亦有所長，敢于急人，燕丹遺風也。

上谷至遼東，地廣民希，數被胡寇，俗與趙、代相類。

顯然，在大一統背景下， 燕趙文化表現出趨同的文化特征，最終促進燕趙文化由諸侯文化向地方性區域文化發展，正是燕趙中山文化整合的結果。

四、移民與燕趙文化的傳播

秦漢時期，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大移民的時代。一方面燕趙地區接受了大量外來移民，對燕趙文化生產了深遠的影響，另一方面，燕趙向其他地區遷民，促進了燕趙文化的傳播。

（一）、趙國富豪外遷與文化傳播

秦滅趙后，有趙人被遷至溫（今河南溫縣西南）[6]；有的被遷于蜀，也有人買通押送的官員而被安置在葭萌（今四川廣元市西南）。其他如卓氏、程鄭等被遷至臨邛（今四川邛崍縣）。趙王遷被流放房陵（今湖北房縣）。秦始皇統一的當年，遷徙天下豪富十二萬戶于咸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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