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古代外貿最發達是哪個朝代(中國歷史上最早搞對外開放的朝代)

要財源。

兩宋時期，邊境貿易繁榮。北宋與遼、西夏對峙，南宋與金對峙。兩宋在與遼、西夏、金相鄰的邊境地區設榷場，進行雙邊貿易，互通有無，獲利甚豐。

兩宋時期，海外貿易發達。宋代海上絲綢之路暢通無阻，政府還特別重視海外貿易。這樣，海外貿易發達起來。北宋時，東南亞、南亞、阿拉伯半島以至非洲，有幾十個國家與中國進行貿易。南宋時，海外貿易更加發展，外貿稅收成為國庫財富重要來源之一。

（6）元代商業的繼續繁榮

元代實現了國家的空前統一，為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基礎；重新疏浚了大運河，疏浚后的大運河從杭州直達大都；開辟了海運，海運從長江口的劉家港出發，經黃海、渤海抵達直沽（天津）；元政府還在各地遍設驛站，橫跨歐亞的陸上絲綢之路也重新繁榮起來，這些都促使元代商業繼續繁榮。

元代的大都是政治文化中心，也是繁華的國際商業大都會。從東歐、中亞，從非洲海岸，從日本、朝鮮，從南洋各地，都有商隊來到大都。城內各種集市三十多處，居民不下十萬戶。國內外各種商品川流不息地匯聚于此。“百物輸入之眾，有如百川之不息。”據說每天僅運入城中的絲即達到千車。杭州是南方最大的商業和手工業中心，“貿易之巨，無人能言其數”。泉州是元代對外貿易的重要港口，經常有百艘以上的海船在此停泊，外國旅行家譽之為世界第一大港。元政府在這里設有市舶司，嚴密控制對外貿易。

（7）明清時期，小農經濟與市場的聯系日益密切，農產品商品化得到了發展；城鎮經濟空前地繁榮和發展，許多大城市和農村市場都很繁華。其中北京和南京是全國性的商貿城市，匯集了四面八方的特產。在全國各地，涌現出許多地域性的商人群體，叫做商幫，其中人數最多、實力最強的是徽商和晉商。

徽商即徽州的商人。徽州有經商的傳統，徽州人很團結，注重互相幫助，并且還崇尚節儉。經過幾百年的經營，徽商積累起驚人的財富。徽商幾乎“無貨不居”，經營范圍很廣，但“首魚鹽”，對食鹽的經營尤為重視。徽商的興起就是從經營食鹽開始的。明代食鹽的生產由官府壟斷。為了解決邊疆守軍糧餉不足的問題，明政府允許商人將糧食運到指定的邊防地點交納，然后給予他們販賣食鹽的權利。徽州距邊防地點遙遠，徽商起初在鹽業的經營中不占優勢。但到明中期以后，明政府將納糧改為納銀，徽商紛紛投資鹽業而暴富。徽商經營鹽業積累起商業資本之后，又擴大經營范圍，經營茶葉、木材、糧食等行業，活動范圍遍及全國各地，民間俗諺有“無徽不成鎮”的說法。在海外諸國也留下他們的足跡，有“遍地徽商”之說。徽商憑借雄厚的商業資本，經營大宗商品交易和長途販運；并且插手生產領域，支配某些手工業者的生產活動；還經營典當等金融行業，獲取高額利潤。徽商從明初至清末興盛了數百年，出現了擁有資產百萬乃至千萬以上的大富商。建議教師請學生觀看課本插圖“徽商的房舍”，然后向學生指出：這是幾百年前徽商建造的房舍，到今天還完好無損。

晉商

晉商即山西商人。他們是和徽商齊名的明清時期我國又一大商幫。他們興起和發展的經過與徽商如出一轍。晉商的興起也是經營鹽業。晉商在明初利用地接北部邊防之便，為官府運送軍糧，獲取販鹽的權利，經營鹽業致富，成為富有的大鹽商。他們積累起巨額商業資本之后，逐漸擴大經營范圍，販賣絲綢、鐵器、茶葉、棉花、木材等。到清代乾隆年間，晉商開始興辦金融機構票號，經營存款、放貸、匯兌，也可以為官府代理錢糧。經過長期的經營和積累，晉商的財力不斷壯大，到清代時，資產達百十萬者不可勝數，晉商首富亢氏的資產多達數千萬兩。晉商的活動范圍極為廣泛，許多人甚至走出國門，到日本、東南亞、俄羅斯等地去做生意。

主要特點:

一是中國古代不同的時期商業發展呈現不同的特色。春秋戰國時期，中國商業發展出現了第一次高峰。宋元時期國內貿易、邊境貿易和對外貿易全面繁榮；紙幣最早出現，古代商業的發展步入了一個新的高峰期。明清時期，一大批商業市鎮興起，白銀成為普遍流通的貨幣，徽商晉商等區域性的商人群體形成等，使得明清商業發展出現了許多新的特點。

二是中國古代城市的發展隨商貿的發展呈不同的特色。秦漢至唐，在京都、郡、國所在的大縣城內，多有官府在指定的地區設立并由官府管理的“市”（進行商品交易的固定場所），與居民所住的“里”“坊”嚴格分開。宋代以后坊市制度界限被打破。

三是中國古代商業與商人的命運總是與政府的商業政策有關，自戰國以來實行的是重農抑商的政策，中國古代商人的社會政治地位低下。明清時期的重農抑商政策確實嚴重阻礙了新經濟因素的成長。

朝代的先后順序

都說“盛唐”，其實，唐朝的經濟進一步發展主要表現在：

（一）南北經濟均有發展，更主要的是南方經濟已逐漸成為中國中央政權的主要支柱，成為經濟中心。

（二）生產力有了巨大發展，新的技術給生產帶來突破性變化。如：造船、建筑、農田水利、造紙印刷術、瓷器、絲織都有創造性發明并向海外流傳。

（三）與外國經濟交流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與非洲、西歐、中亞、西亞、東南亞、日本、朝鮮等國，都有貿易往來，陸上、海上絲綢之路暢通無阻。

之后的五代十國，因為時間很短，所以，它實際上則是唐代的繼續，經濟雖因戰亂而受影響，但仍然有很大進步，正因為經濟的發展才有全國統一的迫切要求，所以，這次的大分裂很快被宋統一起來了。

到了宋遼夏金時期，中國經濟其主要標志則是：以農業為主、以手工操作為基礎的社會生產體系及其相應的制度保證體系已經趨于完善。從對資源開發的深度和廣度而言，這一時期已經接近，甚至，幾乎達到了古代技術條件所能允許的最高水平了。

若是問：兩千年來，中華大地上哪個古代王朝的經濟最為發達？

筆者認為：就是宋朝。

雖然，史學界尚有爭議，但宋朝的經濟并不弱小，反而比大多朝代都要強大。要知道，相比于盛唐時期的萬國來朝，宋朝開辟了“海上絲綢之路”，將“被動外貿”轉為“主動外貿”，這是不容爭辯的事實。

記得有西方學者說過：宋朝時期的“城門吏”的月收入，甚至，超過了一些歐洲小國的國王。雖然，這句話里有諷刺宋代貪污現象的成分，但亦向我們展現了一個真實的宋朝——一個看門的小吏都富有如斯。

說起宋朝開辟海上絲綢之路的原因，其實，是被迫而為的。

首先，我們知道，終南北宋三百年，除靖康年間和南宋覆滅之外，基本沒發生過全國范圍的動亂。宋朝對外戰爭比較頻繁，也進行過數次鎮壓叛亂的內戰，但這些戰爭大多是局部性的，對國家整體尤其是南方地區的影響很小。就這三百年而言，宋朝算是比較穩定的，這也就使得維持經濟發展慣性成為可能。

其次，宋朝的戰亂主要發生在北方及西北地區。換言之，漢唐時期的主要貿易路線——古絲綢之路已經被廢棄了。宋朝人想要進行對外貿易，就必須另選一條路線。根據當時的情況來看，西南地區交通不便，北方又常年處于戰亂之中，唯一的辦法就是由海道進行外貿。

開辟海路，有可能是宋人無心插柳之舉，但是，卻直接影響了大宋王朝的經濟。

難得的是，早在宋太宗趙光義時期，宋朝皇帝就已經意識到對外貿易的重要性了。且看宋太宗趙光義的政策，頗有“招商引資”的意味。雍熙四年，趙光義派出八名使臣，分別出使海南諸藩國，進行“勾招進奉”，并采辦龍腦、真珠（珍珠）、香藥、犀牙等特產。宋太宗讓這些使臣隨身攜帶“空名詔書”，讓他們前往藩國，“于所至處賜之”。放到現在來看，這就像是一個老板，將一份寫有自己簽名的空白合同交給自己的員工，讓他們與合作伙伴自行簽約，只要雙方談攏條件，現場填寫合同內容。

最終，在宋太宗的鼓勵下，宋朝的對外貿易蒸蒸日上。哪怕是剛剛進入動蕩期的南宋初年，全國的稅收都達到了一千萬緡。按照宋朝的貨幣比率來看，一緡相當于一兩銀子，購買力相當于二百元人民幣。也就是說，當時，宋朝的稅收達到了二十億人民幣，其中，僅廣州市舶司繳納的貿易稅就超過了兩成，而加上泉州、明州等地的貿易稅，足有二百五十萬緡。僅南宋一隅一年的稅收，就能與唐天寶年間持平。所以，宋朝之所以有那么多銀兩支付賠款，就是因為宋朝有錢。

有了發達的“海上絲綢之路”，還得配備與之匹配的先進商船。

宋朝時期的造船技術，堪稱同期世界之最，也為宋朝的海上貿易提供了強大的技術支持。宋朝工匠的得意之作，便是多桅船，每一根桅桿都設有軸承，可以隨時拆卸、放倒。此外，宋朝還有一種專門用于長距離航行的“木蘭舟”，文獻記載此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柂長數丈，一舟數百人，中積一年糧，豢豕釀酒其中”。一艘船，能供一百人連續航行一年，且里面還有空間釀酒養豬。

根據史料的記載，當時還有一種更夸張的巨船，號稱可容千人“有機杼市井”。簡直令人匪夷所思，宋朝時期竟能打造出一艘容納上千人的巨型帆船，船上的空間還能容納一座鬧市。宋朝造船業究竟有多發達？我國打撈出宋朝商船“南海一號”就是最好佐證。“南海一號”是迄今為止世界上發現的海上沉船中，年代最早、船體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遠洋貿易商船，船上載有文物6至8萬件，且多是國寶級文物。

除能夠承擔大風大浪的巨型商船以外，宋人的海上貿易還有一項得天獨厚的優勢，那就是指南針。可以試想這樣的場景：在宋朝時期，宋人雖沒有“炮利”，但僅靠“船堅”，就已縱橫于海上，這是怎樣的壯舉。宋朝商人往往會先乘船前往南洋群島，然后經馬六甲海峽，通過孟加拉灣抵達印度洋，來到阿拉半島后，從這里駛向地中海。從貿易范圍上來看，“海上絲綢之路”覆蓋的地區比古絲綢之路大了好幾倍。

在十一世紀之前，印度洋是阿拉伯海商的天下，但是，在十一世紀乃至十四世紀這段時間，大宋的海商才是印度洋的主導者。

自從大唐以后，中國商人深受外國人歡迎。受傳統禮教的影響，中國商人講究“誠信”二字，再加上，宋朝時期，朝廷出臺了一系列友好的對外政策，如：“蕃商有愿隨船來宋國者，聽從便”等等，宋朝一度成為外國商人們眼中的天堂。

如果說，唐朝皇帝的胸襟，是歡迎所有藩屬國來長安定居。那么，宋朝皇帝的胸襟，就是歡迎世界上的所有人來大宋貿易與定居。北宋時期，有許多猶太人聚居在汴梁，宋朝的老百姓親切地將他們稱作“一賜樂業”。在宋朝的通商口岸，則居住著許多阿拉伯民族的商人。

據研究，如今泉州、廣州等地的蒲姓同胞，便有阿拉伯血統，有可能是這些阿拉伯商人的后裔。

并且，宋朝出臺了一系列保護外來商人的政策，又有著宜居的生存環境，以至于許多外國人對宋朝流連忘返。哪怕是在南宋時期的臨安，都住著不少外國人。

據文獻記載，當時的臨安城里有一條“藁街”，這條街上的居民無一例外，全都是“樂不思蜀”的外國人。除了外國商人之外，這條街上還住著許多外國使臣。從臨安的“藁街”中我們能夠看到盛唐時期長安的影子，可以說宋朝的開放程度絲毫不遜于唐朝。

一條海上絲綢之路，讓宋朝脫胎換骨，成為外國人眼中的宜居樂土。根據史料的記載，遼國皇帝耶律洪基非常想生活在中國，“嘗以白金數百，鑄兩佛像”，為什么要鑄佛像呢？

就是為了祈禱“愿后世生在中國”。

當然，對于耶律洪基的這番話，史學家們做出了不同解讀，有人覺得耶律洪基口中的中國并非北宋，而是“佛誕生國”。但筆者更愿意相信，耶律洪基的心中認為北宋是世界中心，所以，才會發出這種誓愿。

《清波雜志》中還有這樣一段令人瞠目結舌的記載：

“輝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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