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國際貿易文獻閱讀筆記(求一個Word 文檔形式的文獻綜述，表明詳細的格式的樣式，謝謝了。快畢業了讓寫個文獻綜述。)

第三，當人們原有的觀念或經驗與意識形態不符時，他們就會改變試圖其意識形態，來發展一套更加適合其觀念或經驗的新的理性選擇。

因此，意識形態是影響制度安排和經濟變化的另一個重要因素。

2.國際經濟增長中心的最新研究表明：

（1）發展中國家普遍面臨著維持經濟增長和提高經濟效率兩大難題，而問題的根源在于基本制度框架，例如，尋租。

（2）制度安排是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首先，制度通過影響信息和資源的可獲得性、塑造力以及建立社會交易的基本規劃而擴展了人類的選擇，即經濟發展的目標。其次，制度“矯正價格”的努力成效，即對經濟發展的基本的和長期貢獻。再次，盡管技術創新會推動經濟發展，但在發展中國家技術創新依賴于促進創新、界定產權和契約關系或分擔外在風險的各種制度安排。

（3）從制度的供給與需求方面研究，制度創新需求產生于經濟中無效率的增多、技術變化、市場特征以及確立個人與集團維護自身利益方式的立法秩序；而制度供給依賴于立法秩序、制度設計成本及尋找可選擇目標的知識基礎。因此，發展中國家必須確立以立法秩序為核心的制度環境，塑造市場力量以驅動創新。

（4）在市場經濟不發達的發展中國家，根本問題是缺乏發展市場經濟的制度背景。如法律和秩序、穩定的道德、產權的界定、人力資本的供給、公共品的提供、支配交易和分擔風險的法規等。因此，在發展中國家，如何使政府發揮“主導”作用，制訂一套公開、透明的規則體系，防止尋租、以權謀私和欺詐行為，為市場經濟運作制造出公平合理的制度環境，才是實現市場經濟順利轉型并高效運作的必不可少的條件。

三、簡單的評述及問題

1.諾斯將制度因素納入經濟增長的框架，把制度作為經濟增長的內生變量，應用現代產權理論說明制度變遷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指出制度變遷是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之一。他使制度研究和分析更加成熟，對經濟學發展作出了貢獻。

2.新制度經濟學派方法的應用的影響越來越廣泛，許多原來對制度不以為然的經濟學家廣泛地吸收和利用了新制度經濟學家們的分析方法，普遍認為，解決經濟發展問題，不僅只關注資本積累、技術引進、資金籌集、產業結構優化、就業的改善等等純經濟方面的因素，而更加應該將注意力放在制度因素對于經濟增長的促進或阻礙作用上。

3.將制度因素納入經濟增長和發展問題研究的范圍內，大大擴大了經濟發展問題的研究視野，而研究對象也由以前的以資本主義發展中小國家或地區為主轉向發展中的大國。

4.幾個應當深入研討的問題

（1）在許多人看來，制度仍然是一個非常抽象的概念，如何將制度因素進一步量化。

（2）既然制度變遷在經濟發展中非常重要，怎樣才能加快制度變遷的步伐，促進經濟的發展。

（3）在信息化時代，信息的獲取已經非常容易，那么，新制度經濟學派的理論基石之一的交易費用的地位是否會動搖。

新制度經濟學派的許多觀點越來越多地為人們所接受，其影響力也越來越大，但上述這些問題仍然困擾著新制度經濟學派及其追隨者，有待于進一步的探討。

【參考文獻】

[1][美]道格拉斯C諾斯，陳郁、羅華平等譯：《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M]，上海三聯書店，1991

[2][美]科斯、諾斯等：《財產、產權與制度變遷》[M]，上海三聯書店，1991

[3]國際經濟增長中心V奧斯特羅姆和D菲尼，H皮希特編，王誠等譯：《制度分析與發展的反思：問題與選擇》，商務印書館，1992

[4]張宇燕：《經濟發展與制度選擇：對制度的經濟分析》[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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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盧現祥：《西方新制度經濟學》[M]，中國發展出版社，1999

[7]李悅：《產業經濟學》[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8

[8]羅斯托：《從起飛進入持續增長的經濟學》[M]，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

[9]庫茲涅茨：《各國的經濟增長》[M]，商務印書館，1985

《置身事內》讀書筆記

《置身事內：中國政府與經濟發展》，作者蘭小歡，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8月出版，17.5萬字。

蘭小歡，復旦大學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研究中心、經濟學院副教授，主要研究中國的經濟發展和政治經濟。

本書主角是政府和政策，內容脫胎于作者在復旦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深圳）的課程講義。

作者說，本書寫給大學生和對經濟話題感興趣的讀者，希望能幫大家理解身邊的世界，從熱鬧的政經新聞中看出些門道，從乏味的政府文件中覺察出些機會。

本書注重描述現實，注重解釋“是什么”和“為什么”。當不可避免涉及“怎么辦”的時候，則注重解釋當下正在實施的政策和改革。正如作者所解釋，“對讀者來說，了解政府認為應該怎么辦，比了解“我”認為應該怎么辦，重要得多”。

此書以我國地方政府投融資為主線，分上下兩篇。

上篇解釋微觀機制 ，包括地方政府的基本事務、收支、土地融資和開發、投資和債務等。

第一章介紹決定地方事務范圍的主要因素，這些因素不會經常變化，所以地方政府要辦的事、要花的錢也不會有巨大變動。一旦收入發生大幅變動，收支矛盾就會改變政府行為。

第二章介紹1994年分稅制改革的前因后果。這次改革對地方政府影響深遠，改變了地方政府發展經濟的模式，催生了“土地財政”和“土地金融”，成為地方政府推動快速城市化和工業化的資金來源。

第三章和第四章詳細介紹其中的邏輯、機制、案例，同時解釋地方政府的債務和風險，以及相關改革。這些內容是理解下篇宏觀經濟現象的微觀基礎。

下篇解釋了微觀行為與宏觀現象的聯系 ，包括城市化和工業化、房價、地區差異、債務風險、國內經濟結構失衡、國際貿易沖突等。

作者介紹了地方政府推動經濟發展的模式，從微觀機制開始，到宏觀現象結束。第5-7章就針對這種模式的三個特點展開。

特點1-城市化過程中“重土地、輕人”。優點是可以快速推進城市化和基礎設施建設，缺點是公共服務供給不足，推高了房價和居民債務負擔，拉大了地區差距和貧富差距。第五章分析這些內容，并介紹土地流轉和戶籍改革等要素市場的改革。

特點2-招商引資競爭中“重規模、重擴張”。優點是推動了企業成長和快速工業化，缺點是加重了債務負擔。企業、地方政府、居民三部門債務互相作用，加大了經濟整體的債務和金融風險。第六章分析這些內容，并介紹“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詳述“去庫存、去產能、去杠桿”及“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風險”。

特點3-發展戰略“重投資、重生產、輕消費”。優點是拉動了經濟快速增長，擴大了對外貿易，使我國迅速成為制造業強國，缺點是經濟結構不平衡。對內，資源向企業部門轉移，居民收入和消費占比偏低，不利于經濟長期穩定發展；對外，國內無法消納的產能向國外輸出，加劇了貿易沖突。第七章分析這些內容，并介紹黨的十九大重新定義“主要矛盾”后的相關改革，詳述“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所需要的改革。

第八章，也就是最后一章，提煉和總結全書內容。作者重點討論了政府能力的建設和角色的轉變，總結本書介紹的“生產型政府”的歷史作用和局限，也解釋向“服務型政府”轉型的必要性。作者還總結了本書的關鍵視角：要區分經濟發展過程和發展目標。既不要高估發達國家經驗的普適性，也不要高估自己過去的成功經驗在未來的適用性。在具體實踐中，既要堅持“實事求是”，又要堅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不斷探索和解決問題。

1.

事權劃分的三大原則：公共服務的規模經濟、信息復雜性、激勵相容。比如行政區劃，既與公共服務的規模有關，也和信息管理的復雜性有關，同時又為激勵機制設定了權責邊界。

無論是人口密度、地理還是語言文化，都只是為理解行政區劃勾勒了一個大致框架。我國經濟中有個現象：處在行政交界（尤其是省交界處）的地區，經濟發展普遍比較落后。這一俗稱“三不管地帶”的現象，也可以用公共物品規模效應和邊界的理論來解釋。

行政區劃，不僅受公共服務規模經濟的影響，也受獲取信息比較優勢的影響。信息優勢始終是權力運作的關鍵要素。上級雖然名義上有最終決定權，擁有“形式權威”，但由于信息復雜、不易處理，下級實際上自主性很大，擁有“實際權威”。在實際工作中，“上級干預”和“下級自主”之間，沒有黑白分明的區別，是個程度問題。維護兩類權威的平衡是政府有效運作的關鍵。

因為信息復雜多變，模糊不清的地方太多，而政府的繁雜事權又沒有清楚的法律界定，所以體制內的實際權力和責任都高度個人化。所謂權力，實質就是在說不清楚的情況下由誰來拍板決策的問題。如果這種說不清的情況很多，權力就一定會向個人集中，這也是各地區、各部門“一把手負責制”的根源之一，這種權力的自然集中可能會造成專權和腐敗。

屬地管理兼顧了公共服務邊界問題和信息優勢問題，同時也給了地方政府很大的權力，有利于調動其積極性。地方政府不僅可以為經濟發展創造環境，它本身就是經濟發展的深度參與者，這一點在招商引資過程中體現得淋漓盡致。這種“混合經濟”體系，不是主流經濟學教科書中所說的政府和市場的簡單分工模式，即政府負責提供公共物品、市場主導其他資源配置；也不是簡單的“政府搭臺企業唱戲”模式。而是政府及其各類附屬機構（國企、事業單位、大銀行等）深度參與大多數生產和分配環節的模式。

2.

1980年我國試行財政包干制度。1985年以后全面推行，建立了“分灶吃飯”的財政體制。中央與省級財政之間對收入和支出進行包干，地方可以留下一部分增收。財政包干造成了“兩個比重”不斷降低：全國財政預算總收入占GDP的比重、中央財政預算收入占全國財政預算總收入的比重越來越低。

1994年，國家推行分稅制改革，把稅收分為三類：中央稅（如關稅）、地方稅（如營業稅）、共享稅（如增值稅）。分稅制改革中最重要的稅種是增值稅，占全國稅收收入的1/4。改革前，增值稅（即產品稅）是最大的地方稅，改革后中央拿走75%，留給地方25%。為防止地方收入急劇下跌，中央設立了“稅收返還”機制：保證改革后地方增值稅收入與改革前一樣，新增部分才和中央分。

2002年實行所得稅改革。企業所得稅是我國的第二大稅種，改革之前，企業所得稅按行政隸屬關系上繳。改革后，除一些特殊央企的所得稅歸中央外，所有企業的所得稅中央和地方六四分成（僅2002年當年為五五分）。為防止地方收入下降，同樣也設置了稅收返還機制，并把2001年的所得稅收入定為返還基數。

分稅性改革扭轉了“兩個比重”不斷下滑的趨勢：中央占全國預算收入的比重從改革前的22%一躍變成55%，并長期穩定在這一水平；國家預算收入占GDP的比重也從改革前的11%逐漸增加到了20%以上。改革大大增強了中央政府的宏觀調控能力，但同時地方政府收支呈現出高度不匹配的特點。自1994年實行分稅制以來，地方財政預算支出就一直高于預算收入。近些年地方預算支出占全國預算支出的85%，但收入占比只有50%-55%，入不敷出的部分要通過中央轉移支付來填補。

為了應對財政壓力，地方政府先是以行政區劃為單位、以稅收和土地為手段展開招商引資競爭。2002年所得稅改革后，中央財政進一步集權，拿走了企業所得稅的六成。從那以后，地方政府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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