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國際貿易理論旨在說明貿易的起因(如何認識中國的環境問題 如何在實踐中應用人類)

原因養成的惰性，我們學習西方先進的東西，往往只摹仿不創新，落后了再引進。

日本人的摹仿，與中國人形成了鮮明的反差。他們跟著英國人學習造船的技術，最終達到甚至超過了老師，建起世界一流的“聯合艦隊”；他們向德國人學習照相機的制造技術，最終成為世界第一照相機強國；他們跟著西方學習汽車的制造技術，最終使日本汽車大舉占領西方市場；他們向中國人學習陶瓷、造紙、染料、豆腐和景泰藍等傳統產品的制作技術，最終把我們甩在了后面。

可見，日本人的摹仿與我們不同，這可以叫作創造性摹仿或超越性摹仿。何以日本人能夠實現摹仿的超越效果呢?首要的原因是日本人認真、較真，對引進的和學來的東西仔細揣摸，把它吃透，這樣超越和創新就有了基礎；第二個原因是日本人對于強者的態度，你的技術厲害，我佩服，我學習，我引進，但最終我要超過你。這表明了日本人對于強者的不服輸的精神。

4．有危機意識

危機意識可以視為日本島國心態的一部分。日本人因為自己的國家面積太小，資源貧乏，所以形成了特別強的危機意識，稍有風吹草動，就大呼小叫，如臨大敵。在中國人看來，簡直神經過敏，小題大作。但實際上危機意識并不是一件壞事。它使日本人總是處在一種如履薄冰、小心翼翼的狀態，這樣就容易把事情做得好，而不致犯大的錯誤。相形之下，中國人的盲目樂觀和麻木不仁與此形成鮮明對照。

第三個問題：從中國方面來看，日本為什么侵略中國?

先從客觀上看，日本為什么將對外擴張目標指向中國?

日本對外擴張的方向是由它的地理位置和遠東的國際形勢所決定的。中國、朝鮮與日本隔海相望，距離很近，同時因與歐美相距遙遠，故尚未完全被歐美列強所控制。這幾個因素都有利于日本。日本可以將軍事力量全部集中于遠東，全力展開對亞洲大陸尤其是中國的爭奪。

這是中國遭受日本侵略的客觀因素。如果一言以蔽之，就是我們距惡魔太近。

但是，這不是一個主要的因素，我們遭受日本侵略的更重要的原因在我們自身。

從中國的主觀因素上看，有以下原因：

首先，由于中國國力衰弱，使日本侵略者認為中國不堪一擊

中國綜合國力落后，表現在各個方面，政治腐敗，經濟落后，人民愚昧而不覺醒。從軍事方面看，中國軍隊在鴉片戰爭和甲午戰爭中所暴露的落后，實際上經歷過明清兩代長期的量的積累，最終形成了質的落差；并且，這種落后不是某一個方面的，而是全面的、綜合性的，表現在武器裝備，軍事訓練，戰略戰術，組織指揮能力，官兵的軍事修養、文化視野與自信心等各個方面。

日本軍閥是最看重實力的，甚至是迷信武力的，日本在中日實力對比上的顯著優勢極大地助長了他們的侵略野心，也使其全面侵華戰爭具備的切實的可行性。有的日本軍閥甚至吹噓：日本只要派出3艘巡洋艦、1個師團，用1個星期就可以滅掉中國。其氣焰之囂張可見一斑。

其次，中國人的民族性格使日本軍閥覺得中國軟弱可欺

日本在實力上的優勢使日本具備了侵華的物質條件，而中國人在民族性格上的弱點更使日本軍閥感覺中國軟弱可欺。

崇尚以德服人的中華民族待人以和為貴，遇事處中庸之道，這種文化背景下的中國人平和善良，容忍克制，消極懦弱，重文輕武，性格內向。

那么這種民族性格因何而來呢?

首先來源于中國幾千年的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因為經濟基礎是所有社會生活和文化觀念的決定因素。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從根本上決定了中國人的民族性格：安土重遷，崇尚和平。小農經濟模式，需要土地的主人守護著自己的土地，而不是到處游移擴張。“男耕女織”，“牛郎織女”，“三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這便是幾千年來中國人最典型的生活圖景。

小農經濟的守土性決定了中國軍事的防御性。中國的軍事理論和軍事設施從體系上說完全是防御性的。萬里長城是中國防御文化的軍事產物，這個雄偉的軍事設施所體現的不是進攻的野心，而是和平的意愿。雖然中國不乏聞名于世的軍事家和勇武善戰的將軍，但他們基本上都是在自衛戰爭中涌現的。中國武術囊括十八般武藝，精彩絕倫，十分了得，但其主旨也不是進攻而是防身。歐美騎士、日本武士莫不以征戰為榮，以征戰為樂，就怕戰爭不大，惟恐征程不遠。他們描寫戰爭的文學作品，充滿了對戰爭的謳歌和對勇武的贊頌。而中國古代描寫戰爭的詩詞基本上說的都是征戰之苦，而不是征戰之樂。打開唐詩宋詞，這類作品比比皆是。比如岑參的一首七律是這樣寫的：將軍角弓不得控，都護鐵衣冷難著。瀚海闌干千尺冰，愁云慘淡萬里凝。這種作品所反映的是中國人一種普遍的心態：這個仗不得不打，但實在是太苦了!苦到什么程度呢?將軍凍得拉不住弓，都護凍得睡不著覺，放眼望去一片冰天雪地，一片愁云慘淡，這個仗什么時候才能結束啊!

中國人崇尚和平有其根深蒂固的經濟基礎，中國人的和平意識幾乎是滲透到民族的血液和骨髓之中的。由此不難理解中國古代描寫戰爭的詩詞何以總是那樣愁悵凄苦，而沒有一點沖天豪氣，由此也不難理解為什么歷史上強大而統一的中國王朝尤其是漢人王朝，從未產生過對弱小日本的侵略欲望。

安土重遷、崇尚和平本非壞事，但事情總有它的反面：安土重遷難免不思進取，崇尚和平難免重文輕武，久而久之，中華民族的性格中少了血性和膽量，多了安逸和保守，文官諳于世故，武將怯于疆場。魯迅說：“中國一向就少有失敗的英雄，少有韌性的反抗，少有敢單身鏖戰的武人，少有敢撫哭叛徒的吊客。”這句話真是一針見血。

封建的中央集權的專制統治是鑄造中國人民族性格的另一個重要因素

眾所周知，中央集權的專制統治體制是極為龐大的、專橫的和高壓性的，懦弱順從、缺乏血性就成了這種體制下的臣民們的必然性格。因為中央集權的專制統治體系是極為龐大的、專橫的、高壓性的，個人與之相比，太渺小，太卑微，太軟弱了。這種極大與極小、極強與極弱的對比使中國人從民族性格上派生出一系列的特點：輕則缺乏主見，缺乏自信和獨立人格，追隨大流，膽小怯懦，畏懼強權，忍氣吞聲，逆來順受；重則軟弱可欺，甘于壓迫，奴性十足。在中央集權的專制統治下，只允許皇帝和官員出頭，不允許平民百姓出頭，所以中國古往今來告誡人們不要出頭的諺語多得很。當年偽軍投敵，基層官兵多數是隨大流，挺身反抗的人極少。南京大屠殺時，十幾個日本兵看管上千俘虜。實際上在那種情況下，如果有人帶個頭，大家就是用腳踩也把日本人踩成肉醬了，但就是沒有一個人敢帶這個頭。抗日戰爭期間，在廣大的淪陷區，一個班或者一個排的日本兵統治一個縣城是司空見慣的現象。卑微懦弱的民族性格使中國人和日本人在對待強者的態度上大相徑庭。對于強者，日本人一是欽佩，二是學習，三是征服，懷著敬佩的心情把你打倒。如對待張自忠，雖然尊其為“現代關公”，但想方設法加以打擊，直至將其打死。對待美國也是如此，你再強大也不怕，照樣開戰。中國人對待強者，一是敬佩，二是畏懼，三是躲避。敬畏，即敬而畏之，畏而避之，避不開就畏而服之，不是敬而學之。

當然，中國人當中并非沒有頂天立地、叱咤風云的人物，但它并不標志中華民族的整體風格。大家可以想象，如果像譚嗣同、秋瑾、鄒容、陳天華，像彭德懷、吉鴻昌、張自忠、楊靖宇、趙尚志、趙一曼那樣的人多了，日本再強大也不敢于發動一場旨在滅亡中國的全面戰爭。

第三，中國的內亂和內耗給日本侵略者以可乘之機

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模式不僅決定了中國經濟的封閉性，也決定了中國文化和民族性格的內向性，所有的需求和因需求而產生的矛盾摩擦，都是從內部解決而不是通過侵略擴張尋求解決途徑。這就從根本上決定了封建的中國必定是一個對外講和平、對內講斗爭的國家，內部矛盾和內部斗爭相當激烈。

地域廣袤但四周封閉的地理特點也從自然環境方面強化了這一狀況。

中國的東面是大海，西面是阿爾泰山、天山，西南面是喜馬拉雅山，南面是十萬大山和大海，北面是荒漠和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亞。這種地理環境的特點是大而封閉。地大而物博，予取予求，應有盡有，無需向他國索取和掠奪；封閉則是指中國的四周不是高山即是大海，嚴重阻隔著中國與鄰國的交往。這種大而封閉的獨特的地理因素，強化了因小農經濟而造成的中國民族性格和矛盾斗爭的內向性。

國民黨內部的激烈的派系斗爭，不僅給外敵以可乘之機，而且直接促使一部分民族敗類投入日本侵略者懷抱，在日本人的卵翼下殘害自己的同胞。汪精衛也好，大大小小的偽軍頭目也好，有許多人投敵叛國的直接起因正是內部矛盾。

歷史證明，對于一國家也好，一個團體也好，內戰的規模與程度與遭受外侮的規模與程度成正比。內部團結了，對外就有力量，外交政策就強硬得起來；反之，內部不團結，甚至打得不亦樂乎，兩敗俱傷，那么它的力量就弱，對外就不得不妥協退讓。

我個人認為，日本在太平洋板塊，亞歐版塊和印度洋板塊之間，地震，火山頻繁，經濟負擔大，勞動力短缺，而中國正是一塊肥肉

第一次世界大戰對英國的影響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后大英帝國完成了最后一次的大規模海外擴張。英國經國際聯盟的批準對原本屬于奧斯曼帝國的巴勒斯坦和伊拉克進行委任統治，而前德國殖民地坦噶尼喀、西南非洲（即今天的納米比亞）和新幾內亞也被劃入英帝國的版圖（其實西南非洲被歸由南非管理，而新幾內亞則由澳大利亞統治）。不過一戰之后英國在萊因蘭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在西德的占領區就不被認為是帝國的一部分。

大英帝國（British Empire）是指一個以英國為中心的全球性帝國，在20世紀初達到鼎盛，大約有4到5億人口，占當時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領土約3300萬平方千米。到20世紀中期，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后，隨著全球民族主義運動的興起，英國殖民統治發生嚴重危機，在這種情況下，英國被迫允許廣大的殖民地獨立或半獨立，為了繼續在前廣大殖民地地區發揮重要影響力，英國政府倡議督導建立了一個所謂的和平組織——“英聯邦”，前英國大部分殖民地獨立而成的國家加入了該組織。但也有少數沒有加入。

大英帝國的形成是300多年來貿易、移民與武力征服的結果，期間也有和平的商業外交活動和帝國的萎縮。帝國的領土遍及包括南極洲在內的七大洲、四大洋，被形容為“日不落帝國”，它在1890至1900年間達到最高峰。

帝國在全世界范圍內協助傳播了英國的技術、商業、語言和管理模式。帝國霸權幫助英國實現了驚人的經濟成長，并使其在國際政治中擁有更大的發言權。雖然海外的殖民地（除了一些自治領外）的人民大多無權決定其政府的政策與未來，英國本土的民主卻繼續深化。

從殖民地的角度來看大英帝國，可以說是毀譽參半。殖民地從英國那里獲得了先進的科學技術與投資，促進了經濟的發展與生活水平的提高，也獲得了英國的法律框架與國際性的語言英語。在殖民地脫離帝國獨立之前英國都會試圖將它的議會民主制留給殖民地人民，雖然并不是所有的時候都獲得成功。獨立后的英殖民地大部分都選擇留在英聯邦之中。

但同時，英國的殖民政策并非利他主義的。事實上，英國的殖民化是完全以其自身利益為優先考量。英國為殖民地留下了更好的基礎設施，但那主要是為了方便這些殖民地的貨物能夠更方便地出口到英國以滿足其本土的需要，或是讓英國的工業品更方便地運送到殖民地市場。白人的自治領大多能夠進一步發展基礎設施，以取得經濟生產上的平衡，但是在拉美、非洲和東南亞的帝國殖民地卻往往只是工業所需原材料（或單一農業產品）的供應者，這對這些國家獨立后的經濟發展并無幫助。另外，為了確保其統治的穩定，英國采用了“分而治之”的殖民政策，鼓動殖民地內不同民族、語言或宗教的人們相互內斗，使得像愛爾蘭、印度、津巴布韋、肯尼亞、蘇丹、烏干達、伊拉克、圭亞那和斐濟這些國家在獨立后面臨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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