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國際貿易靜態利益和動態利益的區別(動態比較優勢與比較優勢陷阱的邏輯區別)

品和勞動密集型產品，則在與技術和資本密集型產品出口為主的經濟發達國家的國際貿易中，雖然能獲得利益，但貿易結構不穩定，總是處于不利地位，從而落人“比較利益陷阱”。動態比較優勢理論之“要素變化”動態比較優勢理論是對靜態比較優勢理論分析的延伸和發展，是貿易與經濟增長理論綜合考慮的成果，主要研究的是長期比較優勢變化的決定因素及其福利的影響。國外現有的關于動態比較優勢理論的研究，主要分為三大類：基于要素變化的動態比較優勢理論、基于技術進步的動態比較優勢理論和基于其他因素變化的動態比較優勢理論。這里的“要素變化”包括兩方面含義，即一國要素稟賦結構的變化和某類產品的要素密集度的變化。H—O—S理論（赫克歇爾—俄林—薩繆爾森理論）、S—S理論和羅伯津斯基（Rybczynski）定理是在H—O理論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三個重要的研究成果。羅伯特·蒙代爾（Robert A. Mundell）則提出“反向貿易效應”，進一步放松假定，考察了要素可以跨國流動情形的效應，證明了要素的跨國流動會改變各國的要素存量和相對要素價格，進而改變其貿易結構。

此后，日本學者鬼城兩人（Oniki）和宇澤（Uzawa）、美國學者羅納德·芬德雷（Ronald Findlay）、J.巴格沃蒂（Jagdish Bhagawati）和陳志奇（Zhiqi Chen）等人都先后從不同角度對長期比較優勢變化的決定因素和結果進行了有益的探索，使動態國際貿易理論研究取得了新的進展。許多學者還對以人力資本為主的其他要素對貿易模式動態變化的影響展開了各類研究。貝拉·巴拉薩（Bela Balassa）檢驗了發展中國家貿易模式的決定因素，認為國家之間出口結構的差異是由于各國實物資本和人力資本稟賦共同導致的，發展中國家出口結構的升級將隨著稟賦結構的改善而不斷提高。Gene M.Gressman 和 Giovanni Maggi則從人力資本配置的角度研究了國家間的比較優勢，認為一國的貿易模式是其勞動力中智力要素稟賦的反映。

從產品密集度的變化來研究比較優勢動態演化方面，一個重要成果就是雷蒙德·弗農（Raymond Vernon）在1966年首次提出的“產品生命周期理論”，很好地解釋了產品生命周期不同階段貿易流向的變化。之后日本的赤松要、小島清和山澤逸平等許多學者都不同程度地擴展了該理論。動態比較優勢理論研究之“技術進步”經濟增長理論的發展推動了動態比較優勢理論的發展，從古典經濟增長理論到羅默的內生增長理論，技術由外生變量變成內生變量，比較優勢的動態變化研究也隨之不斷完善和發展。此類分析框架同時綜合了技術進步、國際貿易與經濟增長三方面的內容，大體可分為兩類，一類是將技術視為外生變量，從動態角度研究技術的進步對貿易模式和一國福利水平的影響；另一類則將技術視為內生變量，除了研究技術變動怎樣影響貿易和經濟增長外，還將技術發展作為科學研究投資和經濟增長的一種結果。

將技術作為外生變量的研究主要是技術差異和技術轉移模型，主要是利用既定的技術差異來說明產業間和產業內貿易，此類研究的代表人物有保羅·克魯格曼（Paul R. Krugman）、馬庫森和斯文森（Makusen and Svenson）等。吉恩·M.格羅斯曼（Gene M.Grossman）和埃爾赫南·赫爾普曼（Elhanan Helpman）在羅默的內生增長理論基礎上構造了一個動態的國家貿易與增長模型，認為內生的技術進步來自于企業利潤最大化的行為，并研究了外部貿易環境及產業政策對長期經濟增長率的作用，強調了規模經濟和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作用。

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楊小凱等經濟學家采用非線性規劃和其他非古典數學規劃方法，將古典經濟學中關于分工和專業化的經濟思想形式化，發展出了新興古典經濟學，并與國際貿易理論結合，建立了新興古典貿易理論模型。楊小凱和博蘭德（Jeff Borland）在批評新古典主流理論的基礎上，從專業化分工的角度擴展了對內生比較優勢的分析，認為通過參與分工來提高自己的專業化水平，可以獲得內生比較優勢，并且內生比較優勢會隨著分工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對此有研究的還有張定勝和Christis G.Tombazos等人。

什么是比較利益陷阱？

[編輯本段]概念

所謂“比較優勢陷阱”是指一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完全按照比較優勢，生產并出口初級產品和勞動密集型產品，則在與技術和資本密集型產品出口為主的經濟發達國家的國際貿易中，雖然能獲得利益，但貿易結構不穩定，總是處于不利地位，從而落人“比較利益陷阱”。

[編輯本段]兩種類型

第一種是初級產品比較優勢陷阱。它是指執行比較優勢戰略時，發展中國家完全按照機會成本的大小來確定本國在國際分工中的位置，運用勞動力資源和自然資源優勢參與國際分工，從而只能獲得相對較低的附加值。并且比較優勢戰略的實施還會強化這種國際分工形式，使發展中國家長期陷入低附加值環節。由于初級產品的需求彈性小，加上初級產品的國際價格下滑，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條件惡化，甚至是貧困化增長現象的出現就不可避免了。

第二種類型是制成品比較優勢陷阱。由于初級產品出口的形勢惡化，發展中國家開始以制成品來替代初級產品的出口，利用技術進步來促進產業升級。但由于自身基礎薄弱，主要通過大量引進、模仿先進技術或接受技術外溢和改進型技術等作為手段來改善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并有可能進入高附加值環節。但是這種改良型的比較優勢戰略由于過度的依賴技術引進，使自主創新能力長期得不到提高，無法發揮后發優勢，只能依賴發達國家的技術進步。

[編輯本段]形成原因

（1）是因為比較優勢理論所講的比較優勢產品是本國產品間的比較，而在一國國內具有優勢的產品并不一定在國際競爭中具有競爭優勢，而競爭優勢才是產品通過市場檢驗的資格。所謂競爭優勢是指企業在向顧客提供有價值的商品或勞務時所創造的獨特的并持久的屬性，這種屬性可能來自于產品或勞務的本身固有的屬性或產地，也可能來自于生產方法等。具有競爭優勢的產品應是具有壟斷性的產品。隨著全球化進程加快，資本、勞動力、資源等生產要素可以在國際間流動，再加上技術的進步和對人力資本投資增加，推動了資本對勞動力的替代、新材料對資源的替代以及勞動力素質的提高對數量不足的彌補，使得大部分發展中國家所具有的自然資源和勞動力的比較優勢，在國際競爭中已不再具有壟斷優勢，所以根據本國擁有的比較優勢來參與國際分工，雖然可以獲得一定的貿易利益，但卻不能縮小與發達國家的經濟差距。

（3）現實中的國際貿易市場結構使比較優勢理論的前提出現問題。比較優勢理論的前提假設是國際貿易發生在完全競爭的市場結構條件下，在完全競爭的市場結構中，商品價格等于邊際成本和平均成本，國際間商品價格的差異反映了一國的比較優勢，比較優勢可以直接形成競爭優勢并成為引發對外貿易的經濟變量。而在現實中的國際貿易市場結構是不完全競爭的，商品價格大于邊際成本和平均成本，不能如實地反映一國的比較優勢，從而引起貿易福利的不均衡分配。規模經濟、技術進步成為引發國際貿易的新經濟變量，這使得仍按照比較優勢理論指導開展國際貿易的發展中國家陷入了比較優勢的陷阱。

[編輯本段]現實意義

國際貿易發展的現實表明：比較優勢戰略不能改變發展中國家經濟落后面貌，也無法改變國際貿易利益分配中不公平現象。比較優勢戰略由于過分地強調靜態的貿易利益，而忽略了貿易的動態利益，即對外貿易對產業結構的演進、技術的進步以及制度的創新的推動作用。長期執行單純的比較優勢戰略會造成一國的產業結構不能得到升級，而且具有固化原有產業分工的作用，使發展中國家處在國際分工的不利地位。由于側重于發揮資源和勞動力的優勢，還會引起對與強化資源和勞動力優勢關系不大的先進技術特別是勞動替代技術或資源替代技術的不重視甚至是排斥，這會使發展中國家享受不到現代高新技術進步帶來的利益。長期執行比較優勢戰略還會使國內的要素所有者收入發生分化，產生出一批既得利益者。在現有貿易制度下的既得利益者會采用各種方法阻止對制度的創新，而另外的人又因為經濟和政治的影響力低，無力改變現有制度，使發展中國家無法突破貧困制度陷阱。

發展中國家必須要調整自己的貿易發展戰略，突破比較優勢戰略的束縛，實行競爭優勢戰略。所謂競爭優勢戰略就是指以技術進步和制度創新為動力，以產業結構升級為特征，全面提高本國產業的國際競爭力，以具有競爭優勢的產品參與國際競爭，分享國際貿易利益的一種強調貿易動態利益的貿易發展戰略。它強調貿易利益的動態性和長期性，為了獲得穩定的、長期的貿易利益，甚至可以犧牲一些中短期的比較優勢。競爭優勢戰略注重產業內部的交換關系和產業的生產率以及產業替代的因果關系，能適應當前國際貿易中產業內貿易不斷上升的趨勢，它所關心的是如何將一國的潛在優勢轉變成現實的競爭優勢。競爭優勢戰略是發展中國家改變在國際貿易中不利地位，充分發揮對外貿易作用的一個必然選擇。

什么是全球化利益

全球化

是指全球聯系不斷增強，人類生活在全球規模的基礎上發展及全球意識的崛起。國與國之間在政治、經濟貿易上互相依存。全球化亦可以解釋為世界的壓縮和視全球為一個整體。二十世界九十年代后，隨著全球化勢力對人類社會影響層面的擴張，已逐漸引起各國政治、教育、社會及文化等學科領域的重視，紛紛引起研究熱潮。對于“全球化”的觀感是好是壞，目前仍是見仁見智

經濟全球化

世界經濟日益成為緊密聯系的一個整體 指世界經濟活動超越國界，通過對外貿易、資本流動、技術轉移、提供服務、相互依存、相互聯系而形成的全球范圍的有機經濟整體

中國許多傳媒，經濟學家，甚至政府官員，對于國際主流輿論所宣傳的“全球化”，盲目接受，他們已經“升華”為國際主義者，只講中國融入國際社會是必然。最好的也不過少唱幾句“雙贏”，客觀分析一下利弊而已。弊大又怎么樣？方向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代價是不可避免的。

在無數個“全球化”論壇中，中國政府，企業和學術界都是積極參與者，沒有什么人出來組織一個“反全球化論壇”。結果是巴西辦了，世界上許多民間組織辦了。---中國還是發展中國家嗎？如果是，為什么沒有反全球化的聲音？中國“上層精英”們所唱的全球化，比發達國家還要起勁？這只能說明，中國的所謂“經濟學主流”，已經嚴重脫離中國國情，他們的特殊利益，已經損害了中國人的總體利益和長遠利益。

我認為，中國必須要參與全球化，但是應該明確自己的基本利益和立場。

一、參與全球化不能消解民族國家利益和經濟政治主權

90年代以來，被西方經濟學家和媒體廣泛宣傳的“全球化，地球村”,與過去的“國際化”有根本性的不同。“國際化”是承認民族國家主權，民族經濟，民族產業存在的。國際貿易和投資，受到國家關稅和其他政策的限制與保護；產業的主體基本上限制在民族國家范圍之內；國際競爭的主體是國家。西方國家嚴格禁止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力流入，發展中國家保護國內產業，金融自由化尚未根本觸動民族國家的經濟結構，社會結構和政治結構。

90年代以來甚囂塵上的“全球化”概念，是與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新經濟，金融創新與危機，跨國公司擴張聯系在一起的，美圓霸權聯系在一起的，在本質上是要對民族國家主權，民族利益和民族產業進行解構。蘇聯的瓦解，美國對于單極霸權的圖謀，海灣戰爭與科索沃戰爭，構成經濟全球化的總背景。“全球化”的要點是：

第一，以個人利益最大化，企業經濟效益，取代社會總體和長遠利益；

第二，以跨國公司的全球經濟效益，取代民族國家的國家綜合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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