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國際貿易索賠案例分析論文(國際貿易案例分析)

開了這一點，作為中介組織的銀行將不可避免的被糾纏人買賣雙方的具體交易糾葛當中，整個信用證制度也將失去其存在的基礎而消亡。但是不幸的是，恰恰是獨立抽象性原則本身，產生了對其自身進行否定并進而侵蝕整個信用證制度后果——信用證欺詐。信用證欺詐的一般表現形式是受益人偽造與信用證條款相符的單據，甚至制作假單據從銀行騙取款項。由于銀行僅憑表面相符的單據付款，對單據的表面真實性在所不問，因此使得投機奸商屢屢得手。而且信用證欺詐兼具風險小、成本少、收益大的特性，致使近些年來L／C欺詐有日益盛行的趨勢。

對信用證欺詐問題的解決，不可能從信用證制度內部找到答案，因為產生信用證欺詐的根源乃是獨立抽象原則，而這一原則恰恰是信用證制度的核心所在。若因欺詐而否定獨立抽象性原則，則等于否定整個信用制度。解決的方法，筆者認為，唯在于事前交易雙方對風險的防范和事后國內法的補救。事前防范非本文討論范圍，在此不作論述。

對于信用證欺詐的國內法補救，少數國家依據相關專業立法，如美國；其他各國的實踐一般為直接援引國內法關于民事欺詐的普通立法，但均采用由法院直接向處于其管轄范圍之內的開證行或付款行發布止付令禁止其付款的方法。在這方面，我國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專門立法。有關這方面的法律性文件只有最高人民法院1989年發布的《全國沿海地區涉外涉港澳經濟審判工作座談會紀要》（以下簡稱《紀要》）。

欺詐使一切變得無效，這是民商法最基本的法律原則之一，L／C欺詐也不例外。各國一致認為，基于維護社會公正及良好商業道德的需要，在發生L／C欺詐的條件下，可對獨立抽象性原則軟化處理或排除其適用。于是出現了L／C獨立抽象性原則下欺詐例外的適用原則，簡稱欺詐例外原則。

是不是只要發現有欺詐行為，法院都可以發布止付令呢？觀各國立法和通常做法，并非如此。

美國的《統一商法典》5—114（2）規定：除另有約定外， 如單據表面上符合L／C條款而事實上并不符合押匯或移轉物權證書（7—507）投資證券（8—306）時的擔保，或單據系出于偽造、詐欺、或交易上有欺詐時，（a ）如押匯銀行或其他匯票（或付款請求書）之持有人系基于L／C而取得并成為正當持票人（3—20）時，開證人必須付款。（b）至于對客戶而言，如開證行系屬善意，可以不顧客戶有關偽造、欺詐或其他未在單據表面顯示之瑕疵之通知而予付款；但有管轄權法院得禁止其付款。

在我國，《紀要》在肯定獨立抽象性原則絕對性基礎上，確立了下列欺詐例外原則的框架性條件：（1 ）法院凍結令僅適用于經充分證明的L／C欺詐；（2）凍結令不應限制證下正當持票人的受款權利；（3）頒布凍結令不僅考慮欺詐受害人的利益，更要注重凍結令對銀行信用不利影響。（4 ）頒布凍結令的時間應是不遲于開證行對外確定性的承擔付款責任之時而不是尚未對外付款之時。

考察以上具體規定，至少存在一種法院不能發布止付令的情形。

即，對于善意持票人，法院不能禁止開證行或付款行對其付款。對于善意持票人的保護見之于各國票據法與民商法及UCP500的具體規定。其理論基礎乃在于票據的無因性及文義性，即票據上的法律關系只是單純的金錢支付關系，至于這種支付關系的原因或者說權利取得票據的原因均可不問。票據所創設的權利義務內容，完全以票據所載文義而定，而不能進行任意解釋或者根據票據以外的任何其他文件確定。其目的在于保證票據流通及商事流轉的順暢進行。所謂善意持票人，又稱正當持票人，其在取得票據時，除法律特殊規定外，如我國《票據法》第11條，必須支付對價，同時還需滿足以下條件：（1 ）其取得的票據在表面上是完整和合格的；（2）其在成為持票人時，票據未過期， 如票據過期已被退票，但其對退票事毫不知情；（3）票據轉讓給他時， 其未發現轉讓者對票據的所有權有任何缺陷（對票據的所有權缺陷是指以欺詐、脅迫、暴力、恐嚇或背信而取得的對票據的所有權）（注：趙威主編《國際票據法理論與實務》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59—60頁。）。根據票據法的一般規定，善意持票人的權利優于其前手且可不受票據當事人間債務糾葛的影響。同時，UCP500第9條對開證行、 保兌行有義務在議付信用證下“支付受益人所開立的匯票／或信用證項下提交的單據，并對……善意持票人無追索權。”

在另外一種情況下，對于在遠期L／C中匯票承兌后，法院可否發布止付令，U. C. C. 對此無明確規定，而《紀要》則明令禁止。遠期L／C是指付款的行在收到符合信用證規定的遠期匯票和單據時， 先在匯票上履行承兌手續，俟匯票到期日再行付款的信用證。按UCP500第9 條“信用證不應要求憑申請人為付款人的匯票支付”的新規定，付款人將僅限于開證行或被指定的其他銀行。承兌是遠期匯票特有的制度，它對于確定匯票上的權利義務關系，保護票據當事人尤其是受款人的利益具有重大意義。匯票是一種他付證券，它是出票人為“委托”付款人支付票面金額與收款人而簽發。由于出票人這種“委托”付款的出票行為在性質上是單方面法律行為，而非民法上的委托合同行為，它只能為收款人設定權利，卻不能使付款人承擔義務。也就是說，出票人的出票行為對付款人沒有法律約束力，付款人對出票人的：委托”既可接受也可以不接受。即使是他與出票人之間存在資金關系和承擔付款的約定也是如此。正是由于收款人取得匯票后，如果沒有付款人的承兌（或不承兌）的行為，則收款人的權利始終處于一種期待的不確定狀態，這勢必對收款人的利益造成不利的影響，同時也會使匯票的信用功能降低，影響其正常的流通。因此，承兌對于收款人利益的保護和增強匯票的信用功能具有重要意義。對于付款人而言，承兌是其自愿承擔到期日支付票面金額與收款人的行為。在承兌之前，付款人沒有承兌義務，但一旦付款人做出承兌，他就負有到期日付款的確定義務，即使是付款人與出票人之間未有資金關系或付款約定或其承兌之前并不知悉出票人的委托，只要其承兌即負有付款的義務，承兌是付款人承擔付款義務的唯一要件。在信用證業務實踐中，開證行或付款行對受益人或善意持票人提示的遠期匯票進行承兌意味著其承擔了對該匯票到期付款的確定性義務，而且這種付款義務是第一性的。

然而這是否意味著，即使存在欺詐開證行也不能拒付、法院也不能發布止付令呢？從票據法的角度講，并非如此。在票據流通過程中，存在票據抗辯制度。根據這一制度，票據債務人可以根據票據法的規定，提出相應的事實或理由，否定票據權利人提出的請求，拒絕履行票據義務。這些相應的事實或理由稱為抗辯事由。票據抗辯分為對物抗辯與對人抗辯。（注：趙威主編《國際票據法理論與實務》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128—132頁。）其中，票據債務人基于欺詐對票據原因關系直接當事人所享有的抗辯權即屬于對人抗辯中原因關系抗辯的一種。原因關系抗辯，是指基于票據債務人與票據權利人之間所存在的一定原因關系所發生的抗辯。盡管票據是無因證券，但這只是就不存在的原因關系的票據當事人之間而言；在存在直接原因關系的票據當事人之間，仍得以原因關系而提出抗辯。我國《票據法》第13條第2款規定， “票據債務人可以對不履行約定義務的與自己直接債權關系的持票人進行抗辯。”同時，第10條第1款還規定，“票據的簽發、取得和轉讓， 應當遵循誠實信用的原則，具有真實的交易關系和債權債務關系。”據此，當原因關系為不法或無效，即違背誠實信用原則時，票據債務人可對其直接票據債權人提出抗辯，而不論承兌與否。在信用證業務中，當提交單據的是簽發匯票的受益人本人而不是已經買單押匯的議付行時，開證行完全可以根據原因關系存在欺詐而提出抗辯。即使在開證承兌匯票后，只要其能證明受益人有欺詐行為，就仍享有抗辯的權利。有管轄權的法院也當然有權根據有關當事人的請求和事實，在開證行尚未對外付款以前，對其發布止付令。因此，拙見以為，《紀要》有關法院不能對遠期信用證下已承兌的匯票發布止付令的規定是缺乏法理依據的。

法院發布止付令應注意的問題

雖然從以上論述可知，法院在多數情況下是可以針對信用證欺詐發布止付令的。但筆者認為，法院在發布止付令時，應采取慎而又慎的態度，正如《紀要》中所指出的，頒布凍結不能僅考慮欺詐受害人的利益，更要注意凍結令對銀行信用的不利影響。除非有存在欺詐的充分理由，法院不宜干涉信用證業務。

首先，要對欺詐作嚴格解釋。根據我國民法學界通行的理論，認定欺詐必須具備以下條件：欺詐一方必須是出于故意。所謂“故意”即當事人明知欺瞞行為可能使另一方當事人由于陷于錯誤的認識，進而希望另一方當事人陷于錯誤認識而為的一定的行為。欺詐行為，包括積極的行為，如捏造虛假情況、歪曲真實情況等，也可以是消極行為，如隱瞞真實情況。由此可以判斷，根據這一概念所界定的“欺詐”的范圍必然是很寬泛的。而且，由于這一定義沒有考慮信用證業務的特殊性，因而缺乏針對性。

目前對于這一問題，各國均無統一的認識。美國U. C. C.中將欺詐限定為“交易中的欺詐”至于“交易中的欺詐”是指受益人對開證行所為的欺詐，還是指受益人對開證申請人即買方所為的欺詐，U. C. C.卻沒有做明確規定，在Shaffer V. Brooklyn Park Garden Apartments中，美國法院認定受益人在向銀行提交的證明文件中欺詐性地宣稱申請人沒有支付貸款的行為構成“交易中的欺詐”； 而在Bosser Bank &Trust Co. V. Union Planters National Bank一案中，法院認為， 受益人根據信用證要求出具的表明其有權獲得款項的聲明不因其目的與申請人之本意不一致而被認定為“交易中的欺詐”。上述判例反映出美國法院所堅持的“信用證獨立于基礎交易”的原則立場”。 而在UnitedBank V. Cambridge Sporting Goods Corporation一案中，當法庭發現受益人所裝運的是“破舊、無墊襯的、撕裂的、發霉的拳擊手套”而不是合同要求的“新拳擊手套”時認定已構成“交易中的欺詐”并對銀行發布了禁令。在NMC Enterprise V. Columbia Broadcasting System案中，法院根據合同相似的情況發布了禁令（注：THomas D. Crandall,M. J. Herbert, LaryLawrence: Uniform Commercial Code）。在這兩個案例中，法院又將信用證與基礎合同聯系在一起考慮。對欺詐認定，美國法院認為還必須具備以下兩個條件。一，欺詐行為必須為受益人所為而不是任何其他第三方；二，必須是受益人所為的積極欺詐行為并使整個交易的目的受到破壞。

以上判例反映出美國法院在處理信用證欺詐案件時所持的態度是既維護公平原則更兼顧正常的交易秩序和銀行信用，同時，還對信用欺詐的當事人及危害程度作了限制。這些都值得我國在今后的立法及司法實踐中加以借鑒。

除了上述因素以外，筆者以為還有必要將民事欺詐與刑事欺詐加以區分，以避免刑事訴訟機關輕率介入相關案件。（注：竺琳《民事詐欺制度研究》載于《民商法論叢》第9 卷）刑事欺詐是指可以構成詐騙罪之欺詐，其已構成犯罪，具有較強的社會危害性；民事欺詐則是一種民事違法行為，社會危害性相對較小。雖然民事欺詐與刑事欺詐在構成要件和特征上具有相同之處。如，行為人主觀心理狀態均出于故意，并都希望達到一定的和有利于自己的利益，客觀方面兩者都以虛構事實或隱瞞事實真相的欺騙方法欺騙他人。但兩者存在明顯不同之處。首先，形式上的欺詐需被欺詐人之財產利益受到或可能受到相當的損害。盡管各國法律對損害程度的規定不同，但都以造成損害為必要條件。而民事欺詐并不以被欺詐人或第三人受到財產損失為必要條件，但在損失情況下，被欺詐人除可要求無效或可撤銷外，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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