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國際貿易額是各國對外貿易額之和的幾倍(國際貿易對中國的作用和意義？)

發展服務業， 既可以調整三次產業的比例關系、優化國民經濟結構，又是緩解經濟生活中 深層次矛盾和促進經濟更快發展的一個有效途徑。

（3）我國每年都將有大批新成長的勞動力和從第一、第二產業轉移出來

的勞動力需要安置。服務業在吸納勞動力就業方面具有深厚的潛力：行業多、 門類廣、勞動密集、技術密集、知識密集的行業并存，能夠吸收大量的和不 同層次的各類人員，特別是可以容納大量的科技、專業人才。加快發展服務 業是緩解我國日益嚴峻的就業壓力的主要途徑。

（4）隨著經濟的發展和收入的提高，人民群眾不僅在衣、食、住、行、

（5）服務業的全球市場正在迅速發展，而且變得越來越復雜了。除了服 務與商品之間的傳統區別外，服務業之間的區別也越分越細，尤其在發達國 家和地區更是如此。計算機、信息、電報電傳和電子郵遞等業務同傳統電信 服務的界線變得日益模糊。服務業的這種向高新技術水平發展的趨勢，既給 我國服務業的發展帶來了挑戰，同時也形成了機遇。加入國際貿易組織是我 國既定的經濟國際化目標，在國際服務貿易總協定的原則下同他國實現平等 互利的服務貿易往來是我國的基本國策。我們愿意承擔相應的國際義務，同 時也應享受協定所賦予的經貿權利。這顯然意味著對于我國服務業的發展戰

略的設想，應該放在國際產業競爭的總體環境下，進行思考。

4．我國服務業應積極參加國際服務貿易

20 世紀 90 年代以來，世界經濟格局的演變，為我國實行改革開放、利 用多邊貿易體制來促進我國的經濟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機遇。從世界各國經濟 發展的歷史經驗來看，經濟國際化是一個國家或地區步入經濟現代化的重要 標志，也是一個國家或地區實現經濟現代化發展的必經階段。由于服務貿易 成為國際經貿關系中最有發展潛力的新領域，服務業在世界經濟和貿易中發 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因此我國積極參與世界服務貿易對于促進我國經濟 的國際化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般來說，服務性產業有兩個重要的特點：（1）市場需求有廣泛的世界 性，產業發展在滿足國內市場需求的同時滿足國際市場的需求，換句話說， 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往往是合而為一的，像旅游業、金融服務業、保險業、 買粉絲服務業等服務產業的市場屬性本身就是國際化的；（2）服務性產業的國 際競爭比較優勢主要是技術、知識和管理，而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生產成本， 這就是說，服務性產業是知識密集型的高新技術產業。這種知識密集型的產 業在目前經濟國際化的進程中受到的制約少，可以為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 同時接受。正是由于服務性產業的這兩個特殊的經濟屬性，世界上經濟發展 比較高的國家和地區，在把第一、第二產業不斷向外轉移的背景下，卻大力 提升自己的服務性產業的經濟比重和質量水平，以期在國際產業競爭中保持 競爭優勢。

由于長期受計劃經濟思想的影響，我國經濟理論界和實際經濟部門普遍

對服務業存在著一些認識上的偏差，不能認識到服務業的高度發展同經濟國 際化之間的關系，僅僅滿足于抓第一、第二產業的外向型經濟，而不能夠從 世界經濟結構和貿易結構演變的高度，透視我國服務業高質量、高水平的加 速發展，積極參與國際服務貿易競爭對于提高我國經濟總體發展水平的重要 戰略意義。

從總體上看，我國的服務業比較落后，但某些部門在國際上也占有一定

的優勢，如在航運、衛星發射服務、工程建設和勞務輸出等部門就有相當的 優勢和發展潛力。改革開放以來的對外經貿實踐證明，有條件地開放我國的 市場，可以為我們提供一個吸收國外技術、資金和管理經驗的機會。服務業 的對外開放，參與國際競爭，必將對我國經濟和人民的生活產生巨大的、具 有深遠意義的影響。同時，要參與國際服務貿易競爭，享受各種貿易優惠和 保障，就必須承擔相應的義務。因此，應根據我國的具體情況，選擇部分有 國際競爭力的服務業市場對外開放。自參加“烏拉圭回合”的《服務貿易總 協定》的談判以來，我國根據現行的政策法規，就航運、專業服務、銀行業、 廣告、旅游、近海石油勘探等 6 個服務部門的逐步開放作出了承諾，目的是 引進外部競爭的壓力，促進我國服務業的發展和競爭力的提高，以便最終確 定我國的服務業在全球服務貿易中的國際地位和份額。

國際貿易對中國的作用和意義？

一、新貿易理論的基本思想

英國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在其代表作《國民財富的性質及原因的研究》（1776年）中提出的“絕對優勢說”堪為自由貿易理論之濫觴。鑒于亞當?斯密“地域分工論”存在著明顯缺陷，大衛?李嘉圖對其進行了修正，創立了“相對優勢說”，標志著國際貿易理論的重大突破。但該理論仍然不能完全解釋國際貿易的發生機制。1933年，瑞典經濟學家赫克歇爾及其學生俄林以“資源稟賦說”科學地解決了這個問題。戰后國際貿易理論成了赫俄理論的一統天下。

（一）戰略性貿易理論。20世紀80年代初，國際貿易形態發生了很大變化，實際上已經不再是古典理論所設想的那種交換了，如資本要素豐裕的國家傾向于出口資本密集性產品，有熟練勞動力的國家傾向于出口技術密集型產品，而不發達國家則出口原材料，等等。第二次世界大戰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雖然國家的技術差異和資源稟賦仍然主要決定了國際貿易的基本模式，但相當部分國際貿易不可簡單地歸因于出口國的自然優勢，相反，越來越多的貿易來源于規模經濟和因技術創新而形成的人造優勢。

這說明國際貿易形態的歷史性變遷對經濟學家提出了挑戰。只有在現有貿易思想基礎上發展一套新理論，才能重新解釋國際貿易領域里正在發生的巨大變遷。70年代發展起來的產業組織學提出了分析寡頭競爭產業的新方法，從而催生了國際貿易新理論。

古典貿易理論建立在市場不會偏離“完全競爭”太遠的假設之上，市場上有許多生產者，每個生產者力量都很小，不會試圖去影響價格或其競爭對手未來的行為。然而，戰后以來產業內貿易和發達國家之間貿易的迅速增長說明完全競爭的假設是不合適的，現在相當一部分貿易是由大規模生產的優勢、積累的經驗和通信技術的創新所決定的，由眾多小企業之間展開的原子狀的競爭已經難以看到，而少數幾家大型企業之間的不完全競爭卻隨處可見。例如，大型客機市場基本上由“波音”和“空中客車”兩家寡頭航空公司所壟斷，每一方都有影響價格的能力，它們做出戰略性的行動，以期影響競爭對手的行為。

古典貿易理論在于證明自由貿易是最好的。古典理論假定市場競爭是完全的。一國在某一產業的比較優勢是貿易發生的根本原因，每個國家都因其各自的要素稟賦而參與國際分工。因此，在一個競爭激烈的經濟中，“租”非常少，因而經濟中不存在“戰略性”部門，自由貿易政策是各國最好的選擇，在各國都支持自由貿易的情況下，每個國家都能從貿易中獲益，且一國的收益并不以他國的損失為代價，自由貿易不是零和博弈。古典理論甚至認為，即使世界上只有一個國家奉行自由貿易原則，其他國家都一律實行貿易保護主義政策，該國仍能從自由貿易中獲益。因此，自由貿易是古典理論的鐵律。

在產業組織學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新貿易理論對古典貿易理論提出挑戰。新理論既是對古典貿易理論的繼承，又有所超越。它認為，國際分工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歷史的偶發性，是一國特定的歷史、某個偶發事件和經濟政策的產物，并不是完全由各國資源稟賦差異所決定的。新理論最有意義的創新在于引入了不完全競爭和規模經濟理論，從而使國際貿易理論從完全競爭這一假定條件的束縛下擺脫出來，市場中不完全競爭是普遍現象，完全競爭才是特例。在不完全競爭市場下，產業領域存在著規模經濟報酬遞增的現象，這個理論有力地挑戰了古典貿易理論所認為的規模經濟報酬不變的傳統觀點。由于市場競爭是不完全的，“租”不可能因競爭而完全消失，在一些產業，資本和勞動有時會獲得比其他產業高得多的回報率，因而經濟中存在著“戰略性”部門。如果政府能夠識別出這些戰略性部門，就有可能采取戰略性貿易政策。所謂戰略性貿易政策，是指在“不完全競爭”市場中，政府積極運用補貼或出口鼓勵等措施對那些被認為存在著規模經濟、外部經濟或大量“租”的產業予以扶持，擴大本國廠商在國際市場上所占的市場份額，把超額利潤從外國廠商轉移給本國廠商，以增加本國經濟福利和加強在有外國競爭對手的國際市場上的戰略地位。政府參與國際經濟競爭顯然會從根本上改變國際貿易的通行規則，因而被視為提升其國際競爭力的戰略性活動。

（二）選擇戰略性產業的基本標準。如果說經濟中存在著戰略性部門，那么企業家或經濟學家該怎樣識別它們？克魯格曼提出了識別戰略性部門的兩項標準，一是看該部門是否有大量的“租”存在，即該部門的資本或勞動回報率是否特別高；二是看該部門是否存在著外部經濟，即某一企業的研究開發活動或經驗對其他企業會產生技術外溢。然而，由于外溢是沒有市場價格的，根據這項標準去衡量戰略性部門有一定難度。

（三）戰略性貿易政策的幾種形式。一旦選定某些產業為戰略性產業，政府應該采取什么措施保護這些優選產業的發展呢？克魯格曼和詹姆斯?布蘭德(James Brander)提出了戰略性貿易政策的幾種可能的應用形式。

1.以轉移利潤為目的的補貼。這項戰略性政策涉及到運用補貼來加強在有外國競爭對手的國際市場上的戰略地位，其基本思想是要把利潤從國外廠商轉移給國內廠商。政府補貼可能使本國廠商降低產品成本，從而在有利可圖的國際市場上占有更大份額。由于成本補貼迫使外國競爭對手削減產量，使本國廠商得到額外利潤，這些利潤超過政府的補貼數額，即廠商的受益超過納稅人的損失。這說明出口補貼（或生產補貼）增加了國內經濟福利。

二、新貿易理論在美國興起的深層背景

20世紀80年代初，戰略性貿易政策理論在美國興起，不是偶然的。

首先，它與同時代美國經濟形勢發生的深刻變化有著密切聯系。隨著歐洲的復興、日本的崛起，美國逐漸喪失了在世界經濟中的絕對優勢地位。特別是日本作為經濟、科技和金融大國的崛起，成為在國際競爭中對美國具有較大威脅的經濟大國。80年代，日本國民生產總值已相當于美國的60%，在高科技方面，日本已在不少領域明顯超過西歐而對美國構成巨大挑戰，日本的對外貿易發展速度驚人，1979年日本的進出口總額較1955年增長了46.5倍，占世界貿易總量的比重隨之從2.3%提高到6.5%，而美國在同期則從14%下降到12%。【注釋】方連慶、劉金質和王炳元主編：《戰后國際關系史（1945-1995）》，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上冊，第524頁。【注尾】當時，美國各界正在為國際競爭力開始下降而擔憂，日本和歐共體國家卻通過政府補貼或保護等手段對高科技產業實行扶持政策，由此，在美國引發了一場關于美國是否也應該對自己的目標產業進行扶持的爭論。歐共體對農產品的長期補貼政策，使得美國有時也考慮運用補貼或其他優惠政策促使其他國家購買美國而非其競爭對手歐共體的農產品。而日本、韓國的汽車和家電業的發展主要得益于政府的產業政策。為了重建美國在世界經濟中的絕對優勢，美國經濟學家開始考慮要么采取對抗性的貿易政策，在政府保護下發展一些支柱產業同日本和歐共體競爭，要么，對日本和韓國等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施加政治壓力或展開貿易談判，迫使他們降低在經濟領域的國家介入程度。在這種背景下，里根和布什兩屆政府在貿易理論、貿易思想上逐步背離了自由貿易原則，開始轉向所謂公平貿易和管理貿易。

其次，貿易政策在美國經濟政策中的地位日益上升。直到1960年，美國制造業仍然主要是向國內消費者提供產品，企業的競爭對手基本上局限于來自國內的廠商。此后，貿易的重要性開始上升，據統計，1960至1980年期間，進出口占美國制造業增加值的比重增長了一倍多，這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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