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在封建社會對外貿易的主要產品是(歷史選擇)

入由英國構建的西方世界經濟體系：在各口岸設立的外國稅務司，職位與中國的海關官員相同，但事實上掌握著更大的權力；原先的公行制度廢除后，各口岸一時洋行甚眾，在中國的對外貿易中占據統治地位，它們通過支配和控制買辦階層來開展在華進出口貿易；在關稅征繳方面，英國進出口貨物應繳納的稅率須由雙方議定，即協定關稅。英國對華輸出商品的稅率，總體上“值百抽五”，其中棉花、棉紗、頭等和二等白洋布、本色洋布、斜紋布等平均稅分別定為5.56％、5.56％、6.95％、5.56％、5.56％、6.01％，只相當于鴉片戰爭前的中國自定稅率的1/4，這對于以出口初級產品為主的中國損害極大。由于英方不同意，清政府始終未能自主調整自己的海關稅率。更為嚴重的是，英國等列強還享受較大的治外法權，各通商口岸皆準許英國派軍艦一艘駐守，保護英商對華貿易，此后更發展為在許多中國口岸設立租界。五個口岸城市均地處東南沿海，為清朝內外交通的要道，且多為歷史文化名城，商賈繁昌，是自古兵家必爭之地，控制這幾個戰略要點不僅能夠在這些富庶區域開辟市場以獲取顯著的經濟收益，而且占據了能夠發揮自身強大的海軍優勢、從海洋進攻大陸腹地的軍事跳板；更深層次的影響還在于，這些口岸素有開放貿易的傳統，民眾也被認為更易“歸化”，在中西文化交匯中更易接受西方“自由貿易”等代表資本利益的價值觀念，更易將西方的市場交換規則移植至東方農本經濟的體系中，進而傳播并敦促東亞國家效仿“日不落帝國”樣板的輝煌與發展道路。有學者指出，國家層面的領導權，是一個支配國引領多個國家組成的體系向預期的共同利益方向發展，這導致支配國領導權和財富分配權的膨脹，從而大大降低了軍事征服成本。

英國在條約通商體制下獲得了驚人的利益，但這一利益主要通過鴉片貿易而取得。《南京條約》生效后，英國商品蜂擁至中國，對華出口總量和貨值陡然增長。1842年為96.9萬英鎊，此后連續增長至1845年的239.5萬英鎊[5]721-722。英國商人無視中國市場的實際需求而傾銷各種商品，甚至包括鋼琴和吃西餐用的刀叉，最終導致英國商品在華滯銷嚴重，對華出口從1846年起呈現連年下降的趨勢，同時由于江南大部分富庶地區尤其是長江下游的河運網為太平軍攻占，各口岸無法開展正常的國際貿易，1854年曾跌到100萬英鎊。而《南京條約》第4款規定“以洋銀六百萬圓償補”鴉片販子，相當于變相糾正禁煙銷煙的“過錯”，承認鴉片貿易的合法地位；1858年《通商章程善后條約》明確規定了鴉片進口稅率及交易范圍，意味著鴉片貿易為合法貿易。資料顯示，英國對華鴉片貿易數量連年攀升，1842年為33508箱，1845年為39010箱，1849年為43075箱，1852年為48600箱，1853年為54574箱，1854年為61523箱，1855年為65354箱[25]626。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之后4年，英國出口中國的商品占中國進口商品的7/8。但從商品結構來看，1870-1890年間，中國每年進口的鴉片價值約800～1200萬英鎊，是最大的單項進口貨物[14]252、249，“英國政府在印度的財政，實際上不僅要依靠對中國的鴉片貿易，而且還要依靠這種貿易的不合法性。

客觀上分析，條約通商體制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以口岸為中心的近代區域市場的發展和近代市場關系的形成。盡管各口岸均是傳統的地區商業中心，但這些地區的商業繁榮是建立在封建農本經濟的小生產基礎上的，而一口通商與公行制度更是束縛了中國對外貿易的發展。條約通商體制的形成，確實在國人的觀念和傳統貿易體系中出現了基于市場的商品生產、商品交換關系和工商經濟，在行會組織的基礎上產生了適應生產力發展的市場秩序與貿易規則，進而為近代民族資產階級的產生和近代產業工人的儲備創造了條件。

條約通商體制對近代中國的深遠影響，不僅在于對制定該條約主導權的控制體現了崛起的英國霸權的利益和意志，成為其攫取和維護自身利益的工具——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理論認為，一國在獲得霸權地位后，即開始奉行自由貿易政策，這是因為霸權國占有最領先的技術，最具比較利益的優勢，是最具成本效益的生產國，因而也就成為國際經濟體制中自由貿易的最大受惠國；而且在于該條約標志著經濟意義上的朝貢貿易體系解體的契機已經來臨，盡管該條約及1844年的《中法黃埔條約》屬于雙邊條約，但經過以后的《中日馬關條約》等擴展，條約通商的關系具有了多邊的性質，并且亞洲國家間也開始簽訂一些通商及友好條約，從根本上改變了朝貢貿易體系的制度框架，開始演變為條約通商體制；更重要的是，作為近代中國的第一個不平等條約，該條約深刻地動搖了清王朝在東亞體系或東亞國際秩序中的主導地位，開始越來越多地受到來自體系內外的挑戰，長期以來維持東亞體系的國家之間的等級秩序走向瓦解，國內傳統的經濟秩序與原有的社會生活遭到重大挑戰和破壞，包括“中國在戰爭失敗以后被迫付給英國的賠款、大量的非生產性的鴉片消費、鴉片貿易所引發的金銀外流、外國競爭對本國工業的破壞性影響、國家行政機關的腐化”等，迫使封建權貴資本集團的部分先進分子開始思索探求社會變革之路。恰如歷史學家柯文（Paul A. Cohen）所言，19世紀的中國“是一個長期以來自身經歷著重要變化的中國，一個充滿最基本的矛盾與沖突的中國。

四、結論與啟示

“近代化的核心是資本主義化”，條約通商體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的機器大工業的要求，反映了一些以市場交換為基礎的國際貿易的普遍規則，對近代中國的市場發育、近代民族工業的誕生具有一定的推動作用。然而，西方霸權國家通過主導和控制市場規則的制定權，動輒使用武力或武力相威脅，迫使落后國家接受和遵從其設定的“游戲規則”，無視落后國家關于變革不合理的國際經濟秩序的合理要求，“合法”地控制和把持著世界財富分配權，從來就沒有改變過。

歷史選擇

答案是A 1 2 4

順便給你些資料：

人類的物質文化在過去2O0年中發生的變化遠甚于前50O0年。18世紀時，人類的生活方式實質上與古代的埃及人和美索不達米亞人的生活方式相同。人類仍在用同樣的材料建造房屋，用同樣的牲畜馱運自己和行李，用同樣的帆和槳推動船，用同樣的紡織品制作衣服，用同樣的蠟燭和火炬照明。然而今天，金屬和塑料補充了石塊和木頭，鐵路、汽車和飛機取代了牛、馬和驢，蒸汽機、內燃機和原子動力代替風和人力來推動船，大量合成纖維織物與傳統的棉布、毛織品和亞麻織物競爭，電使蠟燭黯然失色，并已成為只要按一下開關，便可做大量功的動力之源。

這一劃時代的變化的起因一方面見于前章提到的科學革命，一方面見于所謂的工業革命。人們之所以要修飾以“所謂的”，是因為對使用工業革命一詞感到很不自在。我們已指出過，在某些方面，工業革命早在18世紀以前已開始進行，并由于各種實際的目的而繼續到現在。顯然，在一個突然地開始和結束的驚人變化的意義上說，這不是一場革命。

一、為什么工業革命會在它實際開始的那個時間開始

考察工業革命時出現的第一個問題和其時間的選擇有關。為什么工業革命是在18世紀后期而不是在1OO年或1，O00年時發生？答案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從海外大擴張之后歐洲驚人的經濟發展中找到，這一發展我們前面已提到過，是如此顯著，以致現在通常被稱為商業革命。

商業革命的首要特點在于世界貿易的商品起了變化。16世紀以前，最重要的項目是由東方運往西方的香料和朝相反方向運的金銀。但漸漸地，新的海外產品成為歐洲的主要消費品，其商業價值增長。這些產品包括新的飲料（可可、茶和咖啡）、新的染料（靛藍、胭脂紅和巴西蘇水）、新的香料（多香果和香子蘭）和新的食物（珍珠雞、吐綬雞以及其供應量已大大增長的紐芬蘭的鱈）。商業革命的另一重要特點是貿易量顯著增長。1715至1787年間，法國從海外地區輸入的進口商品增加了10倍，而出口商品增加了7至8倍。英國的貿易也有了幾乎同樣驚人的增長——從1698至1775年的這一時期中，進口商品和出口商品都增長到500％至600％之間。歐洲的總的貿易在增長，但是，殖民地貿易正在其中占一個愈來愈大的部分。例如，1698年，英國約15％的海運貿易是與其殖民地進行，但是，到1775年，這一數字已上升到33％。此外，由于殖民地商品的再出口，法、英兩園與歐洲其他國家的貿易也大大增長。

商業革命在好幾個重要方面有助于工業革命。首先，它為歐洲的工業、尤其是為制造紡織品、火器、金屬器具、船舶以及包括制材、繩索、帆、錨、滑輪和航海儀器在內的船舶附件的工業提供了很大的、不斷擴展的市場。英國偉大的工業中心伯明翰之所以變得重要，就因為它為殖民地提供了種種產品；“供印度用的斧子和供北美洲土著用的戰斧，銷往古巴和巴西、適用于貧窮的奴隸的枷鎖、手銬和鐵頸圈。……在美洲的原始森林里，伯明翰的斧子欣倒了古老的樹木；在澳大利亞放牛的牧場上，回響著伯明翰的鈴擋的聲音；在東印度和西印度，人們用伯明翰的鋤頭照料甘蔗田。”

[ 轉自鐵血社區 買粉絲://bbs.tiexue.買粉絲/ ]

為了滿泛這些新市場的需宴，工業必須改善其組織和技術。英格蘭中部地區的釘子制造業提供了一個很好的例子。它為了適應殖民地對釘子的不斷增長的需要，研制出機械化的、提高了產量的軋制機和縱切機。它還發展起一種分散在家庭加工的制度：生產釘子的鐵器商即鐵工廠老板將一堆難針條分發給制釘工人，由他們在家里加工，然后再運回去銷售。到1775年，釘子制造業每年用去10，000噸鐵，雇用約10，000名工人。當時有觀察者評論說，凡是“知道美洲對釘子的需要量的人。如果沒見到過美洲極大量的用木頭建造的房屋，是會感到驚異的；然后，他又會對建造這么許多木頭房屋所必需的釘子是在哪里制成的這一點感到詫異。”

釘子制造業為使自己適應美洲市場而采取的步驟是十分重要的。首先，它獲得了技術上的進步2這些進步和其他工業所取得的進步一起，為工業革命提供了一個穩固的機械基礎。因而，工業革命的先驅者是在許多新研制出來的機械發明物的幫助下開始前進的；這些發明物包括印刷機。手搖織機、紡車、捻絲機、采礦設備、冶鐵爐、自動織帶機和織襪機。釘子制造業和其他工業所采用的那種分散在家庭加工的制度根本不同于傳統的手藝行會制度；在手藝行會中，同一個人生產一件商品，然后將它賣給消費者而獲取固定的利潤。現在，一個中間人即有資本的中間商介于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他用自己的資本購買原料，將原料“分發”給不是行會成員的工匠，由他們在計件工價的基礎上進行加工。然后，他撿起成品，賣給消費者，以獲取盡可能多的利潤。于是，生產者和消費者為新的中間商所分隔；中間商的目的——與行會的固定價格和固定利潤大不相同——是廉價買進，高價賣出，以獲取最大利潤。可以補充說一下，這種分散在家庭加工的制度有時也被稱為家庭包工制；其原因在于，工匠全然不同于在雇主的工場里干活的行會會員，通常是在自己家里做計件工作。

無論如何，這種分散在家庭加工的制度的意義是，它不受到無數的行會限制的約束，從而使工業產量的大幅度增長成為可能。有些中間商發現，如果將他們的工匠集合在一個屋頂下，向他們提供原料和工具，那么既方便又有利可圖。有一首詩講到了紐伯里的杰克；他在16世紀初建造起自己的房屋，安裝上200多臺織機，雇用了大約600個男子、婦女和兒童來進行操作。

要為工業革命建造工廠和制造機器，就得籌措資金商業革命也提供了這方面所必需的大量資本。資本以利潤的形式從世界各地源源流入歐洲。在西伯利亞，俄羅斯人把鐵罐賣給土著，以換取足以裝淄鐵罐的毛皮。在北美洲，哈得孫灣公司的商人向印第安人每出售一支步槍，索取的價錢是一支步槍那么高的一堆海貍皮。在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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