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在國際服務貿易壁壘中針對商業存在設置的壁壘有(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支撐因素跟阻礙因素)

由貿易協定的舉措招致區內其他國家的反對，馬來西亞就曾對新加坡公開表示不滿。但東盟有的國家認為，率先建立雙邊自由貿易區，可以樹立一個樣板，并提出與中國建立雙邊自由貿易區的建議，認為這樣可以帶動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早日建成。如何處理雙邊貿易協定與區域貿易協定之間的關系，是中國與東盟面臨的一個現實問題。

區內有區和區外建區都是十分正常的事情，只要各走各的軌道就不是問題，中國也要考慮分散風險，不要“把所有雞蛋放在一個籃子里”，也要考慮與區域內外的國家建立其他自由貿易區的問題。疊床架屋的自由貿易協定的主要問題不是雙邊自由貿易協定與區域自由貿易協定規則間的沖突，而是增加了本國海關的負擔，增加管理成本。只要各國從多重自由貿易區中帶來的利益大于成本，只要管理跟得上，本來也不是個問題。美國的貿易政策歷來都是從三個層面展開的，即多邊、區域與雙邊，相互促進。美政府在全球多邊談判受阻，區域談判得不到國會授權的情況下，往往通過雙邊的渠道拓展市場，為本國產品尋找出路。因為與多邊、區域談判相比，兩國間的自由貿易協定具有時間短、見效快的特點，越來越受到各國政府的明顯重視。雙邊合作的好處還表現在：可以從小范圍的實質性合作做起，在此基礎上擴大合作范圍，提高合作水平。此外，通過商談雙邊自由貿易協定，本身也是學習和試驗的過程，許多經驗可以直接運用到多邊和區域談判中去。

當然，中國與東盟個別國家進行雙邊自由貿易協定談判，應爭取在取得東盟各國理解的基礎上進行，雙邊自由貿易談判應服務于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設，并在進程上與之相協調，從而避免對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設產生不利影響。

5.應該高度重視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建設中的臺灣因素，防止自由貿易區成為臺獨勢力分裂祖國的新借口

臺灣是祖國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由于大陸與臺灣屬于不同的關稅區，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各種優惠待遇自然不能直接惠及臺灣。這樣臺灣必然有進一步邊緣化、進一步被孤立的感覺。為此，臺灣正在尋找出路。實際上，臺灣“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已經制定了建立自由貿易區的多種預案。其中，臺灣與美國建立自由貿易區的評估論證已經基本結束，臺灣當局正在美國朝野四處游說，只是美國行政當局有所顧忌，尚未下定談判的決心。但這并不意味著美國政府對與臺灣建立自由貿易區不熱心，而是在等待時機，它要把與臺灣建立自由貿易區這張牌利用到極至。

臺灣與其他許多國家建立自由貿易區都不可怕，因為我們可以施加影響，可以進行阻止，甚至可以不管不顧。但它與美國建立自由貿易區，包藏禍心，后患無窮，將對祖國統一產生十分不利的影響，我們不可能坐視不管。問題是我們能否阻止?如何阻止?

請問國際服務貿易四種形式，過境交付、境外消費、商業存在、自然人的流動，都有些什么企業案例呢？

國際服務貿易的定義 國際服務貿易（international trade in service）是指不同國家之間所發生的服務買賣與交易活動

這種服務是指以提供活勞動德形式而滿足他人需要并獲得外匯報酬的活動

1．過境交付：從一成員境內向任何其他成員境內提供服務

如電信服務和網搜索絡服務

2．境外消費：在一成員境內向任何其他成員的服務消費者提供服務

如到國外看病、到國外學習，或外國來旅游等

3．商業存在：一成員的服務提供者在任何其他成員境內通過商業存在提供服務

它是服務貿易活動中最主要的形式

4．自然人流動：一成員的服務提供者在任何其他成員境內通過自然人存在提供服務

如講學等

經濟全球化條件下，政府的經濟職能有什么根本變化

一、 加快政府職能轉變，迎接全球化的挑戰是全球性的課題

所謂經濟全球化(Globalization)，是指商品、服務、生產要素與信息的跨國界流動的規模與形式不斷增加，通過國際分工，在世界市場范圍內提高資源配置的效率，從而使各國間經濟相互依賴程度日益加深的趨勢。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特別是近20年來，在技術進步的推動下，經濟全球化進程逐漸加快，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不可逆轉的潮流。隨著國際貿易壁壘不斷削減，國際商品貿易高速增長，1980～1995年平均增長率達到5.6%，服務貿易異軍突起，年均增長速度達到9.3%，均高于同期世界經濟增長速度;國際投資日趨活躍，跨國公司在全球范圍內展開生產經營活動，其累計輸出資本已達35000億美元，成為經濟全球化的主體;金融國際化加速發展，國際金融市場交易量突飛猛進，各主要國際金融市場已經形成時間上相互接續、價格上相互聯動的交易網絡;國際互聯網迅速擴張，國際間信息流動快速便捷，信息交流意義上的“地球村”正在形成。�

經濟全球化的本質，是世界統一市場的不斷深化，因此，經濟全球化反映了生產力發展的內在要求。技術進步與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客觀上要求分工的深化與市場規模的擴張。這一要求推動著生產從國內區域間分工向國際分工發展，銷售從國內市場向國際市場擴張。以信息技術為代表的全球新技術革命浪潮加速了世界各國產業結構的大調整，世界范圍內產業垂直轉移的規模迅速擴大。跨國公司在追逐規模效益與分工效益的過程中，通過跨國投資活動，形成了在全球配置資源、跨國協調其生產與經營活動的格局，推動產業內貿易、公司內貿易的高速發展。同時，跨國性投資、生產與貿易活動的大量增加，必然要求國際金融市場的快速發展，以保障這種跨國經營活動的高效運行。�

經濟全球化進程明顯加快的同時，以信息技術為代表的新技術革命浪潮方興未艾。隨著新技術革命與經濟全球化的不斷深入，各國政府均面對很多新的挑戰。�

首先，隨著技術進步的加速，產品的生命周期越來越短，制造業技術損耗的風險越來越大，一些發達國家紛紛將傳統產業向國外轉移，為發展新經濟騰出空間，由此帶來傳統產業中就業機會的大量減少，如何將勞動力轉入新興產業，是發達國家政府面對的重大問題。而對發展中國家而言，產業的跨國轉移帶來經濟發展的重大機遇，但發展中國家之間在吸引外國投資方面存在著激烈的競爭，如何更好地滿足投資者的要求，改善投資環境，則是發展中國家政府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其次，跨國公司為了在日益激烈的國際競爭中取得競爭優勢，將其生產布局日益細化，與以往在各個國家進行產業間分工不同，經濟全球化的推進，使跨國公司可以將一個產品的不同生產環節按照成本最低的原則在全球范圍內配置。由此帶來的變化是，發展中國家在制造業領域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甚至成為一些高新技術產品的重要組裝與出口基地，產業內貿易取代產業間貿易越來越成為國際貿易發展的新動力。但是，對發展中國家政府而言，面對的主要問題則是，一方面要通過引進國際商務規則來改善投資環境，另一方面，則需要考慮如何將外來產業與本土產業結合起來，不斷將產業鏈向上游推進，使外來產業在本土生根。�

第三，經濟全球化是以規則為基礎的(rule-based globalization)，隨著各國日益融入世界經濟，就不得不越來越多地接受國際規則。與傳統的封閉經濟相比，以往一些被認為是屬于一個國家的經濟主權，則可能部分地讓渡給了國際組織或國際規則，而且，全球化的規則所涵蓋的范圍越來越廣，任何一個主權國家在行使其經濟主權時，如制定產業政策等，就越來越受到國際規則的制約。因此，以往一些后起國家通過產業政策的強力干預推動經濟發展的模式，在全球化環境下，難度越來越大，有的政策手段難以繼續使用，如何采取既能有效推動經濟發展，又合乎國際規則的發展戰略與發展模式，對每一個發展中國家的政府都是一個新的挑戰。�

第四，經濟全球化使各國經濟相互依賴程度日益加深，金融開放導致資本跨國流動的數量與速度大大增加，由此帶來經濟風險的增大。各國政府在享受全球化帶來的分工深化的利益的同時，也不得不探討如何將開放的風險控制在最小范圍。�

面對上述種種新情況、新挑戰，如何適應新形勢，調整政府職能，從而在全球化進程中趨利避害，不僅是發展中國家政府面臨的課題，也是發達國家政府面臨的課題。因此，加快政府職能轉變，已經成為一個全球性的課題。�

二、經濟全球化背景下調整政府職能的國際經驗�

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政府職能調整的基本目標，就是要充分反映市場的要求，通過提高政府管理與服務的效率，使本國市場具有更強的國際競爭力，從而在不違背國際規則的前提下最大可能地增強本國經濟的國際競爭力。�

具體而言，可以將經濟全球化對政府職能轉變的影響歸納為以下9個主要方面：�

第一，政府支持本國經濟的方式發生變化。二次世界大戰以后，以日本、韓國為代表的實行產業政策的追趕型經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是很多發展中國家模仿的榜樣。但是，經濟全球化的國際規則對各國實行產業政策提出了種種限制，例如，一些直接扶持國內戰略產業的做法，被WTO的規則視為被禁止的補貼;對國內戰略產業的保護力度，也由于貿易壁壘的不斷削減而難以達到應有的作用。同時，冷戰后國際經濟環境也發生了根本變化，美國作為世界最大的市場不再像戰后扶持日、韓那樣容忍其他發展中國家采用產業政策的手段支持出口。因此，在全球化背景下，各國參與國際經濟競爭的基本策略，從以往的產業政策轉變為開放競爭的策略。例如，面對金融領域日益激烈的國際競爭，一方面，發達國家對內實行了自由化，放松管制，美國一改20世紀30年代開始實行的金融分業經營制度，允許金融控股公司進行混業經營，以增強本國金融業的國際競爭力;另一方面，對外則創造更為優良的投資環境，吸引外國金融機構的投資。為了防范由此帶來的金融風險，金融監管機構加強了統一監管，美國從分業監管過渡到了“傘形”監管體制，英國為代表的歐洲國家則紛紛建立統一的金融監管機構。同時，各國金融監管當局也更加注重國際間的合作，共同攜手防范金融危機。�

第二，政府在政策制定過程中的地位與作用發生變化。以往，政府是一國經濟制度與政策的唯一制定者，但是，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政府從以往唯一的規則制定者變為政策制定的合作者(買粉絲-player)，行業組織等準政府機構、市場主體在政策制定中的作用日益增強。如《巴塞爾協定》是國際清算銀行制定的，但已經成為很多國家商業銀行的標準;國際會計準則(GAAP)是由會計師行業協會制定的，現在也被不少國家接受為行業標準;律師執業標準及資格認證也類似。另外，跨國公司已經成為很多技術標準的制定者。�

在一些情況下，政府的作用只是為企業或行業組織的規則提供背書，使之成為國家標準。�

第三，政策針對的范圍發生變化。以往，一國的經濟政策大多是針對國內市場的，隨著經濟全球化的不斷深化，市場范圍由一個國家擴展到區域甚至世界，政策范圍也相應擴大。例如，很多發達國家都有自己的競爭政策(反壟斷政策、反不正當競爭政策等)，隨著歐盟統一市場的建立，歐盟制定了競爭政策，要求各國按照歐盟的競爭政策修訂本國的競爭政策，在界定壟斷行為時，不再以某個企業在一國市場的份額為標準，而是擴大到整個歐盟市場。美國也類似，對壟斷的界定從國內市場擴展到全球市場，波音-麥道的合并也得以通過政府的審查。這是各國放松反壟斷限制以應對經濟全球化帶來的更加激烈的國際競爭的一個反映。

第四，政府的一部分權力向區域組織或國際組織讓渡。隨著經濟全球化與區域一體化趨勢的不斷加深，一些傳統意義上的國家經濟主權向區域組織或國際組織讓渡。例如，歐元的發行，標志著歐元區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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