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外貿企業倒閉五十萬家(你見過哪些因為老板作死而導致倒閉的公司)

為缺乏資金基礎，其宣傳很久的偽中央銀行較長一段時期內竟“無法成立，華興偽幣也不能大量流通”。國民政府在法幣方面的重要政策調整使得“日本帝國主義不僅沒能在軍事上取得勝利，在貨幣戰——物資爭奪戰上也沒能戰勝中國”。而這種“政策調整”是銀元等硬幣流通時所做不到的。

法幣改革的實現，在抗戰時期對于國統區大后方資金供應的改善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抗戰開始后，資金向內地后方流動，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除沿海及東部地區的銀行、企業、機關和居民大量內遷、國民政府嚴格限制向口岸匯款使得后方匯款業務匯入多于匯出等原因外，國民政府晚些時放棄維持法幣黑市匯價及取消法幣的“無限制買賣外匯”也是一個重要原因。

資金的內流使大后方金融市場利率降低。以重慶地區為例，該地戰前資金緊缺，金融奇窘，“比期利息每千元高達八、九元，抗戰初起后更漲至十元，折合月息竟有二分”。1939年后，因資金內流，該地區利率逐漸有所下降，“比期利息每千元不過三元，較戰前已低落百分之六十以上。”因為資金供應狀況的大為松動，“過去成為重慶高利貸特色的銀行竟以高利吸收比期存款，此種現象也日趨消滅，最近四川省銀行、四川、美豐及聚興誠等銀行且相率減低存款利息”。

資金的內流及相對充裕，使大后方各銀行吸收的存款數量普遍增加。如中國銀行，戰前1936年的定、活期存款分別為450376652元、366311114元，到1938年定、活期存款分別上升到785918540元、464981630元；再如浙江實業銀行，1936年定、活期存款為11600134元、26026701元，1938年該兩項存款數額分別上升到12538303元和32505819元。

銀行吸收存款的增加及資力的相對充實，使其擴大投資、放款成為可能。這種投資和放款的擴大對堅持抗戰的經濟作用是不能被抹殺的。首先，銀行業對政府債券的購買投資，既使自身有利可圖，又支持了國民政府的戰時財政（參見下表）。

后方7家商業銀行投資有價證券 （主要是公債）表

銀行名稱 1936年 1937年 1938年

中國 31176367 50086693 53315617

上海 8622273 19726590 19746341

浙江興業 9031857 16831602 19348322

浙江實業 5835547 7645007 7494652

中孚 4152291 7573347 7333718

聚興誠 13156616 18477776 15998428

墾業 2450576 4286191 4135728

其次是增加了對后方交通生產事業的貸款。抗戰后，后方企業單位猛增，截止1938年底為止，“戰區工廠遷入后方者，共有四百零四家”，而抗戰以來各省新建及復工的又有104家。大批廠礦企業的內遷、復工、新建需要注入巨額資金，而“政府給以經濟上的援助，合遷移、建廠與流動資金三項，得到貸款共約九百余萬元，其中由國庫撥付占四百萬元，其他則由銀行貸付，政府給予擔保。”企業急需資金，對企業給以資金的支持，使它們迅速恢復生產或擴大生產，就是對抗戰的支持和貢獻。后方的銀行對交通生產事業的貸款普遍較抗戰前有長足進步。以交通銀行為例，該行對于西南后方的企業如中國興業、裕滇紡織、華西興業、四川絲業、民生實業等16大公司的貸款，“各自數十萬元至數百萬元不等”。到1938年底，中國、交通、農民三行僅在西南各地的農村貸款累計達到5600余萬元，較1937年的2400余萬元增加一倍以上。

有人說，“法幣更無疑的是抗戰的重要支柱”，“中國如無一九三二年之幣制改革，決不能有一九三七年之抗戰”。此話有些道理，它從某種角度指出法幣改革在抗戰的勝利中曾起到過的重大歷史作用。

今天，我們重又探討法幣改革，既是為了更客觀更正確地認識和評價這一重大金融改革事件，又是為了從歷史中獲得啟示，充分地悟到每一次關鍵的“改革”將對民、對國、對經濟發展所起到的重大效應。

你見過哪些因為老板作死而導致倒閉的公司?

之前去過一個設計公司。

有一年公司效益不好，中秋節給客戶的月餅剩下很多······

結果到了年底的時候，因為公司收益不好，老板竟讓把中秋的月餅當做年終獎發給我們。

當時真的好多人都特別不滿，我和很多組員都直接辭職······

不久后，公司就倒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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