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外貿企業面臨的問題 建議(我國中小企業國際貿易的swot分析)

不同階段，需要不同的融資方式，比如，權益性融資比較適合企業初創和成長時期，對進入穩定期的企業更適合債務型的融資。

3）面對人民幣升值和用工成本上升

（1）塑造大品牌，提高產品科技含量

我國是一個制造大國, 若某種產品暢銷, 一夜之間就會有眾多名目繁多的同質化產品出現, 出口企業更是如此, 我國的很多企業都處在求生存的階段, 缺乏品牌長遠規劃, 出口產品大多以低價取勝。生產型外貿企業要加大技改投入, 加快產品升級換代, 努力提高產品質量和附加值, 減少價低利薄的低檔次產品出口, 擴大質量效益和有自有品牌的產品出口, 提高出口產品的綜合競爭力, 走差異化、品牌化之路。人民幣升值有可能迫使一些企業進行產品的升級換代, 從質量上和品牌上提升出口競爭力。目前,很多產品特別是輕工業出口產品中高附加值和高科技含量的產品仍然較少, 企業應該逐步進行產品結構調整和資源整合,大力開拓國際市場, 實施出口的多元化戰略, 實現由產品輸出到資本輸出、品牌輸出, 調整產品結構, 提高產品質量和檔次。加大出口商品結構調整力度。抓住人民幣升值, 進口成本降低的有利機遇, 積極進口先進設備和技術、關鍵零部件, 促進出口產業結構轉型和技術升級, 轉變外貿增長方式。

（2）從外向走向“內需”

在中國經濟由外向內的轉型進程中，人民幣升值只是其中一個環節。據悉，從2007年開始，國家不斷從宏觀方面出臺環保、利用外資、調整進口結構等多項政策促進我國經濟由外向型向內需型轉變。而新勞動合同、兩稅合并、加工貿易禁止類目錄以及對相關產業降低出口退稅等政策都使外向型企業逐漸將目光鎖定國內市場。隨著生產型外貿企業利潤微薄，企業本身必須調整相應的戰略部署。人民幣不斷升值的影響迫使企業加速調整節奏。中國本身就是一個需求旺盛的巨大市場，企業進行國內貿易時，容易避免匯率波動的影響。對生產型外貿企業來說，人民幣升值不是個好消息，但客觀上也逼迫這些“中國制造”們開始考慮向“中國品牌”靠攏。

（3）對外結算工具改用其他貨幣

面對美元持續貶值,OPEC成員國的做法值得借鑒。由于石油交易是以美元來計價美元不斷貶值，直接影響著OPEC成員國以及俄羅斯、安哥拉等石油輸出國的石油美元收入，而其他產品進出口交易以非美元貨幣來結算，使得石油輸出國承受因美元貶值而帶來的出口收入減少、進口成本增加的損失。為此，在2007年11月OPEC組織利雅得會議上，伊朗和委內瑞拉提議用一籃子貨幣取代美元，作為該組織各成員國石油交易貨幣的計劃。伊朗目前已經完全停止使用美元，改用非美元貨幣進行石油交易結算。生產型外貿企業在進行對外貿易時，由于美元貶值的影響，建議不用美元議價和結算，為避匯率損失，應該采取非美元結算方式（歐元）或人民幣議價和結算。即便以美元議價，有效期也應由過去的1-2個月縮短為現在的一星期，甚至生產型外貿企業在簽三個月以內的訂單時，可以把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確定為某一個固定比例。

四、 小結

國際宏觀經濟形勢天天在改變，作為生產型外貿企業所面臨的困難會有很多，不管有什么樣的對策，企業本身做大做強仍是生產型外貿企業永久唯一的出路。◆

當今我國外貿公司面臨的機遇、挑戰及應對措施

面對當前的國際形勢，我國面臨的機遇和挑戰

[摘 要] 中共十六大對剛邁進21世紀的作出了兩個清晰而準確的基本判斷：一是黨所處的歷史方位，二是黨在新世紀新階段的歷史任務。從兩個基本判斷出發，全面客觀地審視我們當今面臨的國內外環境所提供的機遇和挑戰。

[關鍵詞] ； 國內外環境； 機遇和挑戰

剛邁入21世紀之時，在十六大清晰而準確地作出兩個基本判斷：

一是黨所處的歷史方位。我們黨經歷了革命、建設和改革，已經從領導人民為奪取全國政權而奮斗的黨，成為領導人民掌握全國政權并長期執政的黨；從受到外部封鎖和實行計劃經濟條件下領導國家建設的黨，成為對外開放的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領導國家建設的黨。

二是黨在新世紀新階段的歷史任務。我們要在本世紀頭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設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使經濟更加發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技更加進步、文化更加繁榮、社會更加和諧、人民生活更加殷實。這是實現現代化建設第三步戰略目標必經的承上啟下的發展階段，也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擴大對外開放的關鍵階段。

人深刻地理解我們黨所處的歷史方位，必將在前進路上不迷失方向；清醒地牢記自己的歷史任務，必將為實現奮斗目標而不動搖。從上述兩個基本判斷出發，全面客觀地審視我們當今面臨的國內外環境所提供的機遇和挑戰，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一、21世紀初期是中國不可多得的發展機遇期

從國際環境來看，和平、發展、合作已經成為當今時代的潮流。世界政治力量對比有利于保持國際環境的總體穩定。穩中有變、和中有斗、緩中有緊、喜中有憂，對我國利多于弊。經濟全球化趨勢深入發展，科技進步日新月異，生產要素流動和產業轉移加快，我國與世界經濟的相互聯系和影響日益加深。國內和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相互補充，外部環境總體上對我國發展有利。

從國內環境來看，我國經歷了56年的建設，已經由一個落后的農業國成為一個發展中的經濟大國。目前，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居于世界第7位，中國進出口貿易居于世界第3位。中國社會科學院公布的國際形勢黃皮書《2006年全球政治與安全報告》認為，中國的綜合國力已超過日本（第7位），居世界第6位。從整體實力看，中國仍屬于國力次強國家。

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已經進入新階段，為經濟和社會發展提供了以下有利條件：

（一）發展需求勁頭足

第一，居民消費結構迅速提升。我國居民消費結構正處于迅速提升的狀況。“老四件”（即手表、縫紉機、自行車、收音機）持續了幾十年，80年代逐步興起的“新四件”（即洗衣機、電冰箱、電視機、高級音響）現在已司空見慣，進入21世紀之初的“新新四件”（即商品住房、小汽車、通訊、旅游）正迅猛發展。隨著居民消費結構逐年升級，居民消費支出總額倍增。2000年城市居民消費開支只有2184元，到2004年達7180元，增長達3.3倍；2000年農村居民消費開支只有515元，到2004年達2185元，增長4倍多。

上述情況表明，我國消費市場非常廣闊，商機無限，廣大人民改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的迫切要求，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無窮盡動力。

第二，產業結構調整加快。據2005年12月經濟普查第三號公報發布，我國2004年一、二、三產業在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是：第一產業為13.1%，第二產業為46.3%，第三產業為40.7%。這表明我國產業結構調整發生了積極的變化，但仍未達到完全合理和優化。十六屆五中全會作出的關于“十一五”規劃的建議，將對產業結構調整實施大動作，要重點抓好三件大事：一是加快發展先進制造業和高新技術產業；二是促進服務業加快發展；三是加強基礎產業設施建設。

第三，加速城鎮化的進程。農村富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和城鎮轉移，是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必然趨勢。2003年我國城鎮化占40.53%，預計2010年達到47%，2020年達到55%。加速城鎮化的進程，不僅是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的重大戰略，同時是保持我國發展需求的勢頭一項長遠的舉措。

（二）發展基礎較好

第一，我國有取之不盡的勞動力資源，擁有豐富的科技人力和人文人力資源，并具有一定的自主創新能力。

第二，基礎設施不斷改善。在50多年建設的基礎上，我國“十五”計劃期間完成了一批關系國計民生的基礎設施。如小浪底工程、三峽工程。西氣東輸，西電東送已初見成效。南水北調正在籌劃實施中。到目前為止，全國高速公路大體聯網，最低程度是省內聯網。

第三，科技教育基礎較好。建國以來，經過幾代人的持續奮斗，我國科技和教育事業取得了令人鼓舞的巨大成就：取得了一大批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科技成果，建立了比較完備的學科體系，擁有一支可信賴的有水平的科技人才隊伍；我國國民教育體系相當龐大，已擁有保持在校學生一千多萬的共計1731所高等學校，全國普及義務教育人口達適齡兒童的98%左右，整個國家的文化科學知識素質有很大提高。

2006-7-25 16:25 jerry

（三）初步具備發展的體制保障

以公有制為主體，非公有制共同發展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已經建立起來；國內統一的開放的市場逐步形成，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已逐步接軌；政府職能正朝著“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的職能轉變，為全面建立起有效的宏觀調控體系制度而努力。此外，分配制度和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也取得了重要的進展。

（四）社會政治保持長期穩定

黨中央和國務院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高度重視保持社會穩定。一是正確對待新形勢下人民內部矛盾發展變化的種種表現，特別是群體性事件，努力做到及時發現，正確處理，有效處理；二是高度警惕來自敵對勢力的破壞、顛覆和滲透等活動，重拳出擊違法犯罪的案件，以維護國家安全、社會穩定，保護人民的生命財產。

二、21世紀初期是中國各種矛盾的凸顯期

（一）兩個基本情況

1.我國是個經濟大國，卻不是經濟強國。以2002年為例，中國國民生產總值（GNP）排在世界第6位，但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在世界127個國家中排在第73名。美國等18個國家早已完成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的轉變，即第一次經濟現代化；現在美國等6個國家已經從工業社會進入知識社會的發展階段，即進入第二次經濟現代化進程；其他12個國家也邁入第二次經濟現代化的起步階段。

中國目前還在推進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變的中后期。當今中國，農業社會、農業勞動力占全國總就業人數的50%，相當于1870年美國、法國和德國的比重水平。

2.城鄉、區域發展不平衡。由于歷史和現實條件的因素，我國東中西部國民生產總值在全國的比重很不平衡。1978―2003年東部經濟上升，中部西部經濟下降。這說明我國地區發展不協調是非常突出的，具有多層次、多側面的特征，這個不協調不僅存在于經濟發展的差距，也存在于社會發展的差距。

（二）七大主要問題

1.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沒有根本轉變。這個問題早在1980年12月中央工作會議就提出來了，到1995年十四屆五中全會進一步明確強調要實現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到集約型的轉變。我國實行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努力進行了多年，但現狀依然是：取得明顯進步，水平依然很低，矛盾非常尖銳。因此，要下定決心，找到發展生產力的正確途徑。

2.產業結構不夠合理。1978年以來，我國的產業結構有所變化，但這樣的結構，不僅低于高收入國家，而且也低于低收入國家和中等收入國家。現代服務業發展滯后，反映了第三產業內部存在結構低水平。這種低水平在第三產業內部表現為，生活性服務長期占主導，生產性服務業處于非主導地位。這表明金融保險、房地產、物流產業、科技開發、信息資源服務等現代服務業發展遲緩。現代服務業發展滯后，也反映了我國城鎮化發展滯后。

3.自主創新能力不強。我國自主創新能力不強，表現在許多方面。例如，我國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只有24%，在世界50個主要國家中我國排行24位，排在印度和巴西之后；美國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達60―70%。我國對外技術的依賴程度高于50%，美國、日本只有5%以下。事實深刻地告訴我們，提高自主創新能力，是增強國家經濟實力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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