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大華物資貿易公司(蘇汰馀的創辦企業)

有較大規模的民營煤礦11家，年均煤產量48萬余噸。此外尚有五、六十處民營小煤礦。“但皆無甚設備，且時作時輟，資本及產額均難確定。”這一時期較為重要的是利華煤礦生產規模的顯著增長。該礦最初由柯潤時創辦于1924年，經理為留美學生王季良。煤質雖尚佳，但出煤需繞過黃荊山運至江邊，因交通不便而使成本偏高；且用土法開采，運煤皆為人力，發展受限，時有虧損。1931年大水后，該礦因資金發生困難，為圖發展，重新招股，改為股份有限公司。由裕大華公司主要股東參股50萬元，后增至120萬元，作為擴充生產規模和更新設備之用。公推王季良、羅可成駐礦負責一切工程進行。1932年5月召開股東會議，通過了《大冶利華煤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選舉蘇汰馀、徐榮廷、黃師讓、張松樵等人為第一屆董事會董事。設董事會及總公司于武漢，設辦事處于原大冶縣的石灰窯鎮，公司重組后，相繼擴建東井，新建西井，并在提升、排水、通風三方面均使用機械。1934年7月，為解決越山運煤至長江碼頭困難，購置安裝復線式空中索道4500米，運量每小時可達50噸，每掛桶裝重630公斤，是為國內之首創。“開車運煤，成績甚佳，沿途圍觀者，萬人空巷，見其爬山越嶺，毫無阻滯，咸驚異之。”該礦煤產量自此逐漸增加，成本下降，獲利頗豐，在原煤市場競爭中逐漸處于優勢地位。

1937年，位于陽新縣韋源口的福東煤礦和鄰近的德和、裕鄂、四維、興華、裕利、匯通等6個小型煤礦，在市場競爭中無法維持，陸續宣告倒閉。利華煤礦公司先后將其作價16.87萬元，收買礦權及設備。其中，將福東煤礦改稱為“利華二礦”，其它6小礦合并，改稱“利華一礦”。至此，利華煤礦的固定資產及物資器材等流動資產已達420萬元，煤炭年產量已突破20萬噸，主要銷往長江下游及沿海各城市。 成都分行

永利銀行為裕大華紡織資本集團附屬金融機構，前身為漢口裕大華紗廠的錢莊，1940年改為銀行，總行設重慶。1943年在成都南新街設分行，解放后自行停業。

漢口分行（現為武漢市中國民生銀行辦公樓）

現址：武漢市江漢路步行街20號

建筑史話：永利銀行漢口分行大廈于1946年始建，屬現代派建筑，是解放前武漢興建的最后一座大型現代派建筑，1949年建成。由六合公司施工，系鋼筋混凝土結構。1940年“裕大華”在原有錢莊基礎上成立永利銀行，1943年1月銀行在重慶正式開業，設總行及總管理處。抗戰勝利后，“裕大華”公司總部遷回漢口，即興建永利大廈，作為永利銀行總行，漢口分行及“裕大華”各部辦公處所。

裕大華的歷史沿革

“裕大華”是舊中國的一個以紡織業為主，并囊括了礦業、商業、金融業的民族資本集團，其主要資本家是徐榮廷、蘇汰馀、張松樵、姚玉堂、黃師讓等，可算作一個舊中國民族資本主義企業的典型。它存在時間長，自1913年租辦湖北紗布絲麻四局起，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田成立止，有三十七年的歷史，其發展過程較為迅速平穩，從承租“四局”的楚興公司起家，到二個大型的民族資本聯合企業，只用了三十年來的時間。除了對外進行投資外，還直接開辦經營有裕華紡織公司，大興紡織公司，大華紡織公司，利華煤礦公司，華年貿易公司和永利銀行等，它一改民族資本主義企業廉集于沿海的常規，將所屬企業分布于內地各城市，開創了內地民族資本企業成功的先例。研究這一集團的發展對于研究中國民族資本主義有重要的意義。本文擬從“裕大華”的發展方向入手，探討其經營管理的一、二。 “裕大華”的發家，是從辛女革命后承租“四局”開始的，所謂“四局”，是指清末湖廣總督張之洞創辦的湖北紡織、紡紗、繅絲、制麻四局。“四局”是湖北最早采用資本主義大機器工業生產方式的官辦民用工業，也是中國近代機器紡織業大型企業之一。但是，這些官辦機器工業企業，卻是一個畸形時代的畸形兒，它們是大機器工業，但實行的卻是腐朽的封建管理方式。建廠及開辦一切事宜，均耍聽候清政府所派委員及總辦之員處理，事事皆須稟承官府意旨，它們是生產部門，但卻有濃厚的官衙習氣，引用私人，浮員冗多，濫耗公費，舞弊營私，局面大，耗費大，它們名為“四局”，實則被與官辦的軍事工業捆綁在一起，要將“余利挹注鐵局與槍炮局”，[1]企業經費經常被清政府亂挪濫用。從1890年(光緒十六年)辦湖北布局開始，歷經十余年，虧損嚴重，始終沒有還清創辦之初所欠下的款項，始終沒有擺脫沉重的債務負擔。在“官辦”難于維持，走投無路之時，1902年走上招商承租的道路．當時，商人韋紫封、鄧紀常組織應昌股份公司租辦“四局”，租期為20年。1911年，鄂督瑞激又將“四局”改租為大維股份有限公司，辛亥革命發生后，因大維公司總經理劉伯森逃離武昌，“四局”陷入停工狀態。這時，商人出身的徐榮廷任湖北官錢局總辦，徐利用其與鄂軍都督黎元洪“金蘭之交”的關系，乘機與劉偉(又名劉象羲)等人組織楚興公司承租紗布絲麻四局。楚興公司資本130萬兩，先收六成，合78萬兩，從1913年1月起租期為10年，議定“四局”每年的租金11萬兩，押租25萬兩。[2]楚興公司承租“四局”后獲得巨大利潤，使得湖北的大小軍閥垂涎三尺，他們極力刁難并制造借口在承租期未滿時，便提前于1923年奪走了楚興公司對“四局”的承租權，及唐春鵬等人為首重新組織楚興公司租辦“四局”。雖受此挫，但徐榮廷等人，畢霓積累了經辦近代企業的風險，尤其是積累了自己投資開辦機器工業企業的資金，遂自行創辦了大興、裕華紡織公司。

1922年徐榮廷、蘇汰馀等人拿出白銀210萬兩在河北石家莊籌造紗廠，即大興紡織股份有限公司。廠址選在石家莊，確實棋高一著，他們看到，石家莊綰毅西北，控制燕晉，既為棉煤出產之富城，又靠近棉花產地。優越的地理條件，為此后的成功奠定了基礎。1919年，楚興公司的主要股東張松樵也倡議自辦紡紗廠，并曾邀集楚興公司會計姚玉堂及梁熔妮，胡秉清，何紹儀等人籌集資金50萬兩，后又聯合漢口紗業公會(出資72萬兩)籌設裕華紗廠，由漢口紗業公會主度孫志堂任總經理，張松槽任經理。后因孫志堂在經營上受挫，裕華紗廠改組，將紗廠改為裕華股份有限公司，由“楚興”經理徐榮廷出任董事長，張松樵任經理，資本總額為120萬兩，廠址設在武昌上新河。1936年，裕華，大興兩廠投資在西安合建大華紡織公司，從此造成武昌裕華，石家莊大興，西安大華三大紡織企業遙相呼應的鼎立之勢。到年底時，裕華紡織股份有限公司資本額300萬元，。紗錠43416枚，布機504臺，工人2093名，年產棉紗41977件，棉布221500匹，大興紡織股份有限公司資本額300萬元，紗錠30144枚，布機 500臺，工人2334名，年產棉紗32744件，棉布290645匹，火華紡織股份公司資本額250萬元，紗錠12000枚，布機320臺，工人700名，年產棉紗6685件，棉布120387匹；

1931年，位于武漢下游的利華煤礦，因營業不振特邀徐榮廷等人投資入股，經過現場察看盾，徐榮廷，蘇汰馀，張松樵，姚玉堂，黃師讓等決定投資利華煤礦50萬元，并將該礦改名為利華股份有限公司，到1936年底時，該礦資本額高達120萬元，工人1838名，年產煤 187720噸。

舊中國金融業畸形繁榮，但在官僚資本的控制下，大銀行熱衷于債券和商業投機，與民族資本機器工業極少往來，私營錢莊雖與民族資本主義工業企業有融通關系，但它們資力較小，難于滿足企業的要求。為了解決企業集團發展的資金問題，裕大華還自籌金融事業。 1942年，裕大華資本集團開始投資于永利銀行，年底將共改組。由于裕華投資300萬元，大華投資330萬元，大興投資60萬元、利華投資60萬，裕大華的投資已占該行股本額的75%，從而將永利銀行控制在自己手中，拉入了裕大華資本集團。從此，裕大華資本集團已超越了紡織行業的界限，而伸展到了采礦業、金融業，成為一個跨行業的經濟聯合體。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舊中國，民族資本工業企業在夾縫中生存，困難重重，首先，由于洋貨和外資在華企業的產品泛濫，產品市場狹小，其次，資金不足，卻難于得到金融扶持，不能以票據向銀行貼現，借款利息很高且要以廠基抵押，再次，稅捐負擔沉重。在這種險惡的環境中，“裕大華”為什么卻能得到發展呢?有客觀的條件，也有企業內部經營管理的主觀原因。

客觀原因是，在徐榮廷等資本家承租“四局”后不久就爆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大戰爆發后，源源進口的棉布棉紗頓形銳減。到1918年時，小國從英國進口棉布071325匹，從美國進口棉布100309匹，較1913年英國減少為八分之一，美國則不及十分之一，日本對中國的棉布進口數量，雖從1913年的5716594匹，增至1918年的7005088匹，但所增數僅足彌補原來自美國的進口數。而從英國、印度、日本進口的棉紗1018年則為1114618擔，亦減一半。由于進口減少，國內市場上棉布棉紗行銷走俏，價格上漲，如16支紗由每件銀1S0兩漲至230兩，而與此同時，棉紡織工業所必須的原棉價格，卻由每擔銀20余兩下降到18兩左右。一方面是棉紡織產品布、紗價格上漲，一方面是棉花價格下跌，它給民族資本紡織業造成極為有利的發展良機。以致“過去30年所成諸廠，歷久奄奄不振者，茲者頓然起色，盈利年余百萬，企業者乃踵起而營紡織廠矣”。

由于產品易銷，供不應求，該廠從1914年下半年起開始增加夜班，到1915年春季改為日夜兩班，擴大了生產規模。在未加夜班以前，“布局”每天產紗(混合紗支)40件左右，布450匹左右。加夜班后，每天可產紗58件、布610至630西。改為兩班后，每天產紗80余件，布900至1000匹。結果，楚興公司在不到十年(實為9年另9個月)，獲利千余萬元之多。[3]尤其是木戰剛剛結束的1919年和1920年兩年，便盈余達800萬兩。[4]“楚興”的優厚利潤，使楚興公司的主要資本家及股東大發共財，到楚興結束時，每100兩銀子的股本便可分得350兩。[5]除了股紅分配外，他們還有所謂“人紅”的收入，公司幾個主要人員歷年分得的紅利和酬勞費相當高，如徐榮廷分得50余萬兩、蘇汰馀30余萬兩、姚玉堂30余萬兩、張松樵30余萬兩、黃師讓5萬余兩。[6]

抗日戰爭開始后，沿海民族資本棉紡織業受到很大的破壞和摧殘，廣大內地紗、布缺俏，紗、布供不應求，價格節節上漲。當時因申紗銷行受阻，需求者逐漸集中于武漢。然而武漢每日出產有限，供不應求，市價扶搖直上，以裕大華所屬企業生產的紗、布售價為例，從1937～1938年幾乎是月月上漲。

與棉紡織價格扶搖直上相反，棉花卻出現相對的供過于求，以致棉價下跌。如，裕華 1938年2至3月購進棉花每百斤價格只相當于1937年1月的66%左右，大華1938年2月所購上細陜花每百斤價格只相當于1987年1月的56%左右。

上選前后兩次棉紡織品價格的上漲及棉花價格的下降，是發展民族棉紡織業的有利客觀條件。“裕大華”資本集團高明之處就是充分利用了這一時機，謀求了企業的發展和擴大周而成為民族資本中的姣姣者。

“裕大華”是民族資本企業集團，這種性質從本質土決定了它經營的目的只能是為追求資本增殖服務。出于這種根本目的，該公司較早且較為成功的運用了費事主義的經營管理去組織企業的各方面工作。簡要地說，裕大華在企業的經營管理中很注重以下幾點：

一、不斷增加設備、擴大規模。不斷擴充設備，增加生產規模是裕大華不斷發展壯大的重要原因，也是其企業經營管理中的一大特色。設備的擴充,規模的擴大有力地提高了裕大華的素質和競爭能力。裕華紗廠原先只有紗錠2萬枚，“五四”運動后，國貨銷售增加，裕大華的決策看不失時機地決定該廠紗機增加一萬錠，并附設布帆四百架，以提高紗、布的生產能力。這一計劃在1922年完全實現。二年后，裕華滅再次增加紗錠一萬枚，布機百余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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