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大宗貿易商品收購是做什么(專欄二：提高大宗礦產品定價話語權的建議)

給馬克・里奇秘密的巴拿馬公司，虧本部分自然在巴拿馬公司完全的市場化運作中補回來。

1983年美國司法局起訴了WTM公司老板大衛・雷特立弗（David Ratliff）和約翰・特諾蘭德（John Troland）。兩人后來轉為污點證人出面指認馬克・里奇，時任聯邦檢察官的韋恩伯格說："這是我第一次聽說馬克・里奇。"

與此同時，另一個案件露頭。從1974年開始，馬克・里奇的公司通過以物換物方式，用武器和其他貨物從伊朗換取了大量石油。伊朗人質危機期間，美國政府禁止公民與伊朗進行貿易往來，但里奇的生意仍然在繼續。而馬克・里奇瑞士公司的人則辯稱，禁令對馬克・里奇國際公司無效，因為公司屬于瑞士。

1983年，美國政府指控馬克・里奇犯有包括電信和郵政欺詐、詐騙、逃稅4800多萬美元、與"國家敵人"伊朗進行石油貿易等共達51項罪名，若罪名成立他將被判處325年監禁，同時創造了美國 歷史 上個人逃稅的最高紀錄。在指控正式生效前，馬克・里奇就和他的合伙人格林逃往瑞士。一年后，他的公司服罪并被處以罰款。

盡管身為通緝罪犯，但美國政府從未放棄與馬克・里奇的商業往來。1985年，美國國會發現，馬克・里奇通過幫助外國購買美國大麥和小麥的農業補助計劃，與農業部進行生意往來；1989年，美國政府批準馬克・里奇投資4500萬在新開發的維爾克群島設立氧化鋁工廠。

自從被美國法院起訴之后，馬克・里奇就一直漂泊在外。盡管在前妻丹尼斯一系列緊鑼密鼓的游說活動后，美國總統克林頓在任期最后一天簽署了總統特赦令，但馬克・里奇再也沒有踏上美國的領土。

在美國針對馬克・里奇展開調查十多年后，馬克・里奇的形象也遭到嚴重的損害。他成為了一個因逃稅而從美國竄逃出去的億萬富翁，也是一個在人質危機中與伊朗進行非法石油貿易的不法分子。當馬克・里奇的名字已成為貪婪和奸詐商人的象征時，這無疑對公司也帶來了相應的影響。

1992年，馬克・里奇曾拿出逾10億美元的巨資企圖控制市場，但其押注落敗，公司瀕臨破產。1993年，馬克・里奇將自己51%的公司股份出售給其他合伙人，并承諾將在幾年之內逐漸減少他在公司的多數股權，由管理層和高級員工進行收購。而威利・斯特霍特（Willy Strothotte），一個曾受到馬克・里奇指導并在后來的一場權力斗爭中被開除的德國金屬交易員，再次回到這里成為了首席執行官。

1994年11月，馬克・里奇終于將他所創立的公司的最后一部分股權出售完畢，從公司的行政委員會卸任。公司的新老板們摒棄了這個能夠繼續誘發負面聯想的名字，改成了嘉能可。而且在公司的網站上只字未提馬克・里奇的名字，甚至在該網站的" 歷史 "欄目中，馬克・里奇的名字也不見蹤影。

然而，公司合伙人及管理層決定收購公司并改名嘉能可，除了擔心馬克・里奇的聲譽之外，另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為新公司注入資金，以尋求更大的發展。

無論馬克・里奇的商品帝國有多么龐大，但嘉能可最終是一家貿易公司。與其他貿易公司一樣，嘉能可身負重債，主要依賴平穩的信貸資金鏈來維持運轉。

事實上，這樣的商業模式也是出自馬克・里奇之手。在從事商品交易之初，馬克・里奇一直堅持的觀點是，若有銀行融資的支持，進行石油及其他原材料的交易所需的資本和資產比人們設想的少得多。這種高度杠桿化的商業模式成了托克、維多及嘉能可等現代大宗商品交易商的經營模式。

當大宗商品繁榮時期，這樣的商業模式令嘉能可賺得盆滿缽滿。但是，一旦市場發生變化，商品價格在低點徘徊，嘉能可就會遭遇資金難題。

上世紀90年代，嘉能可就在大宗商品的熊市周期中煎熬。當時，以IT業為代表的美國新經濟產業蓬勃發展，而傳統制造業反而顯得有些沒落，因此對原材料的需求也疲軟。商品價格走低，令銀行也越來越吝嗇手中的信貸資源，而這一切都發生在嘉能可最需要資金的時候。

因此，讓管理層收購公司，則是為了提供大量資金供嘉能可開展業務。在管理層收購全部股權之后的幾年里，公司在全球范圍內收購了一系列新的資產，加強了其在煤、ͭ和金等商品領域的話語權，為接下來20世紀初開始的大宗商品超級周期做好了準備。

外貿公司是做什么的?

外貿公司就是做進出口貿易的公司，把國外的東西采購進來，把中國的東西賣出去，通俗點講就是這個意思。

做外貿賺不賺錢，得看你做的產品，還有外貿公司里的業務員水平如何。

做外貿至少要精通一門外語，無論是英語日語或拉丁語，你一語不通就不要伸這手了。

外貿工作不難找，但上手拿高薪的不存在，有的人干了三年還是兩三千起步的樣子。

大宗商品收購屬于五行什么行業

木行業。

專欄二：提高大宗礦產品定價話語權的建議

一、利用境外礦產資源現狀

雖然我國是世界上礦產資源總量豐富、品種齊全的少數幾個國家之一，但是，受礦產資源自然稟賦制約與“壓縮式”工業化發展路徑的推動，我國一些重要的對國民經濟發展起支撐作用的大宗礦產（例如石油、富鐵礦等），已不僅是國內資源供應明顯不足，而且供需缺口持續擴張，致使資源供應短缺與對外依賴問題非常突出。當前，我國絕大部分大宗礦產品的對外依存度都超出了50%。目前，為了提高石油、鐵、銅等重要短缺礦產的供應保障能力，本著堅持補缺、補緊與補劣的原則，我國利用境外資源的主要方式仍是現貨貿易；對外投資份額礦所占比例很小，基本上屬于補充方式。

1.現貨貿易比例過大

通過現貨進口貿易手段利用境外礦產資源是一種傳統的方式。目前，我國約70%的石油、80%的鐵礦及銅礦、90%以上的鉛鋅礦及鉀鹽等大宗境外資源產品，是以現貨貿易方式直接從國際市場上購買的，個別礦產品的進口規模甚至已經占到世界貿易總量的50%。短缺礦產品的大量進口，使得我國2012年礦產品進口總額高達6608億美元，比2011年增長1.4%。

2.權益礦所占比例偏低

除了現貨貿易方式外，買斷或控股國外礦山、境外獨資或合資勘查開發也是利用境外礦產資源的常用方式，但是，我國通過這些對外投資方式所獲得的權益礦比例很小。我國石油對外投資做得比較好，但是2011年中石油和中石化通過對外投資所獲得的權益油產量也分別只有5170萬噸及2000萬噸；加上中海油的權益油，我國2011年境外石油權益份額產品占進口量的比例也只在30%左右。鐵礦、銅礦次之，估計權益份額產品占進口量的比例也不會超過20%；其他礦產的權益份額產品估計也不會超過10%。

二、進口貿易中的問題

由于我國大宗礦產利用境外資源規模龐大，而且當前境外投資開發相對滯后，使得份額礦產品對現貨進口貿易的替代性有限。因此，無論是現在還是將來，現貨進口貿易都是我國利用境外礦產資源的主要途徑。現貨貿易方式雖然簡單易行，但是我國是一個礦產品需求大國，尤其對原油、鐵礦及銅礦等大宗礦產品，在缺乏貿易定價話語權的背景下，大量進口往往會對國際市場產生較大的影響，并且支撐國際市場礦產品價格走高，結果對類似我國的進口大國是極為不利的。

1.進口貿易中的問題

發達國家雖然也有現貨進口貿易，但是其在現貨市場上擁有貿易定價話語權，并且在實踐中傾向于境外投資，能夠通過權益礦分享高價所帶來的各種礦業收益，因而，高價對發達國家及資源大國往往是利好的表現。與此對應，我國缺乏大宗礦產品貿易定價話語權，使得大宗礦產品進口貿易表現出“量價齊升”的特征，資源經濟安全受到嚴峻挑戰。例如鐵礦砂，僅因其漲價，我國于2010年就為此多支付了近300億美元，資源經濟代價非常大。大宗礦產品缺乏貿易定價話語權是我國現貨進口貿易中的最大問題。

2.進口貿易問題的產生原因分析

目前，人們對貿易定價話語權的解釋各不相同。一般而言，定價話語權往往指的是某地或者某個機構在某種商品上的定價能左右或者嚴重影響國際上對該商品定價的能力。多年來，我國只能被動地接受國際市場定價，使得經濟發展的資源成本過大。歸納起來，其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市場主體與客體實力失衡。雖然我國在歷年的價格談判中都在積極努力，但是始終沒有取得相應的貿易定價話語權，多年來，我國一直只能被動地接受國際市場價格。其問題的核心是，伴隨著資源開發規模的擴張，全球資源爭奪不斷加劇，礦山企業間兼并、收購和經營范圍的拓寬已成為一股潮流，并形成了跨國生產經營的格局，出現了一批生產經營性跨國礦業公司，對全球資源控制程度顯著提高，使得國際礦業市場結構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跨國礦業公司主宰礦產品市場，處于定價談判的主導地位。以鐵礦為例，該市場處于高度的寡頭壟斷狀態，隨著三大礦業公司的鐵礦石產量占比不斷提高，其在國際市場上的定價話語權還在不斷提升。與國際礦業壟斷地位相對應，我國礦產品消費分散特征比較明顯，雖然在價格談判中也組成了各類“談判集團”，但是行業協會的協調能力太弱，而且這些“談判集團”的成員必定不全是真正進口的執行者，實踐中缺乏“高鐵”項目那種高度集中的一致對外的市場執行能力，使得談判“主人翁”精神從一開始就受到“折扣”影響，因而在價格談判中被擊破也屬正常現象。因此，市場主體與客體實力的失衡是影響大宗礦產品現貨進口貿易定價權的一個癥結。

（2）資源競爭中的地緣政治和經濟因素。一個國家的基礎資源儲量在一定程度上證明了該國的國家實力和國際地位。隨著經濟的持續高速增長，我國需要從國際市場上大量進口原油、鐵礦石等基礎資源產品。這樣，我國必然會在國際市場上與其他國家進行資源爭奪，這種資源爭奪不僅表現在與發達工業國之間，也表現在與新興工業國之間。從另一方面看，隨著我國綜合國力的不斷提高，在國際上的影響力不斷擴大，越來越多的競爭對手開始擔心我國的高速發展，想通過某些手段來抑制我國的發展，從國際鋼鐵行業的激烈競爭中可見一斑。2004年以來，全球原油和鐵礦石等大宗產品價格均大幅上漲，而這些資源恰恰是我國進口依存度最高的。當然，我們不否認這與資源供需因素變動有關，但是造成價格上漲的原因也不能僅從單純的市場供求關系上考慮，而不考慮國際政治經濟因素。從政治經濟的角度看，自工業革命以來，能源和工業原材料等資源從來都是國家戰略的重要考慮因素，并且與國際金融資本等因素息息相關。所以，導致資源價格強勁上行，并抬高經濟發展的成本，說明政治經濟的角逐力量是無處不在的。

（3）定價機制的原因。國際大宗礦產品的定價，一直都是在經濟糾紛與斗爭中推進，但是供應壟斷方自始至終都處于主導地位。以鐵礦石為例，自2010年開始，在世界鐵礦石三大主要供應商的強勢推行下，維系多年的全球鐵礦石談判機制宣布終結，取而代之的是以現貨市場為基準的指數化定價機制。按照國際三大礦商的定價公式，每一季度的鐵礦石價格將按照上一季度市場的現貨指數均價來確定；消費方基本沒什么話語權。因此，現在的大宗礦產品國際化定價機制，基本被國外壟斷勢力所綁架，我國在定價平臺及交易市場上一直處于不利地位，進而導致我國在國際市場上“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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