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宋代海上貿易十分發達的原因(宋元時期海上絲綢之路貿易繁盛的原因)

此外，農民們還造出許多新型的田地，如山田、淤田、沙田、架田等。太宗時，全國耕地為三百一十二萬五千二百余頃。真宗時，增至五百二十四萬七千五百余頃。以后也不斷增加。

農作物的推廣和交流

隨著北宋的統一，南北各地的農作物品種得到了交流。北宋初年，政府曾勸諭江南以至福建、廣東等地種植原北方主要糧食品種粟、麥、黍、豆等。水稻的優良品種也在各地推廣，其中最著名的品種“占城稻”從越南引進福建。后又推廣到江淮和北方。甘蔗、棉花、茶葉、桑麻等經濟作物的種植范圍也較前擴大。

手工產業

北宋時期，手工業生產有很大進步，汴繡、宋繡尤為著名。當時，各種手工業作坊的規模和內部分工的細密程度，都超越前代。生產技術發展顯著，產品的種類、數量、質量大為增加和改進。最杰出的要算是北宋時期的各種瓷器了。

北宋的瓷器，不論在產量還是制作技術上，比前代都有很大提高。當時，燒造瓷器的窯戶，遍布全國各地 ，所造瓷器各具特色。

官窯、鈞窯、汝窯、定窯和哥窯，是北宋五大名窯。官窯的產品，土脈細潤，體薄色青，略帶粉紅，濃淡不一;鈞窯土脈細，釉具五色，有兔絲紋;汝窯則胭脂、朱砂兼備，色釉瑩澈;定窯以白瓷著稱，并能制紅瓷，其產品十分精美;哥窯盛產青瓷，產品被譽為“千峰翠色”。真宗景德年間，在江西新平設官窯，所造進貢瓷器的器底書“景德年制”四字，這就是后來馳名中外的景德鎮瓷器。在瓷器上雕畫花紋是北宋時的新創，劃花用刀刻，繡花用針刺，印花用板印，還有錐花用錐尖鑿成花紋，堆花用筆蘸粉堆成凸形，再施白釉。宋瓷不僅是生活日用品，而且是精美的工藝美術品。北宋瓷器大量運銷國外，近年來在亞非各地都有大量出土，證明瓷器是當時的重要輸出品。

時至今日，宋瓷已成為中國古代著名的藝術品，而享譽海內外。

采礦冶煉

北宋時，金、銀、銅、鐵、鉛、煤的開采冶煉規模都相當大。重要冶鐵中心徐州東北的利國監，有三十六冶，礦工約四千人。江西信州及其附近盛產銅、鉛，“常募集十余萬人，晝夜采鑿，得銅、鉛數千萬斤”。安徽繁昌冶鐵遺址中，有高約2米，面積達750平方米的廢鐵堆，反映了當時冶煉的規模。在開采冶煉規模擴大的基礎上，產品的數量大有增加。以銅和銀為例，宋神宗時歲課銅1400多萬斤，銀20多萬兩，照官府征收十分之二稅率計算，可推知年產銅7000多萬斤，銀100多萬兩，產量都超過唐朝數倍。另外，采礦冶煉技術也有很大進步。

絲質產業

北宋的紡織業主要有絲、麻、毛等部門，其中絲織業仍占主要地位，并以兩浙和四川地區最發達。從河北東路到江南東路的整個沿海地區，絲織業也有相當規模。絲織品種類繁多，如綾有二十幾種，錦有四、五十種。南北各地均有不少珍品，如蜀錦歷久不衰，暢銷全國;定州緙(kè課)絲，用各色絲線織出艷麗逼真的花草鳥獸，宛如 雕刻 而成，堪稱一絕;單州(今河南單縣)的薄縑(jiān肩)，每匹才重四兩，望之若霧，等等。在絲織業發達的某些地區已出現了一批獨立經營的機戶，以家庭手工業作坊的形式，為出賣商品而生產，反映了絲織業生產發展的新的情況。

漕運造船

北宋定都開封，東南漕運十分重要，船只是不可缺少的運輸工具，加之海外貿易興盛，便促進了造船業的進步。

官營作坊以造漕船為主，同時造座船、戰船、運兵船等，民營作坊則制造商船及游船。以漕船為例，真宗時，年產量達2900多艘。北宋船只的體積和載重量相當大，徽宗時造的出使高麗的大海船，稱為“神舟”，據估計可裝載20000石以上貨物，載重量約為1100噸。海船都是“上平如衡，下側如刃”的尖底船，具有吃水深、抗風浪強的優勢。海船上主桅桿高十丈，頭桅高八丈，共裝帆110幅。全船分作三艙，中艙又分四堂。這種隔艙防水設備是中國造船工人的首創。

北宋官府設有很多造船場所，分布在今江西、浙江、湖南、陜西等地，其中虔州(今江西贛州)、吉州(今吉安)、溫州(今屬浙江)、明州(今寧波)是著名的造船基地。太宗時，全國每年造船已達三千三百余艘，遠遠超過唐代。北宋的造船業在當時世界上居于領先地位。在對外貿易中，中外商人乘坐使用的大多是中國制造的船只。

工匠地位的變化

北宋時期，在官私手工業作坊中，工匠的身份、地位有了變化。

私營作坊使用雇傭工匠，他們領取錢米作為雇值，雇值多少因不同時期、不同部門而異。官營作坊役使的工匠，有從軍隊調來仍隸名軍籍的軍匠，也有從民間雇募來的和雇匠。此外還有一種當行差充的工匠，稱“當行”或“鱗差”，這種當行工匠在北宋只作為輔助之用，他們和唐朝的番匠已有不同，不是無償服役，而是付給一定的“雇值”。有的生產部門如鑄錢作坊，還出現了類似計件給雇值的方式。這些情況都表明北宋工匠所受的封建人身束縛已經有所松弛。

北宋的商業情況

白銀和交子

世界上最早的紙幣出現于北宋前期四川地區。北宋的紙幣有交子、錢引和小鈔三種。

隨著北宋商品交換的發達，貨幣流通量也明顯增加。唐玄宗天寶年間每年鑄幣32萬貫，北宋從太宗時起每年就達到80萬貫。以后逐漸增加，到神宗熙寧六年(1073年)，達六百余萬貫。除銅、鐵錢外，金銀也作為半流通性貨幣使用。租稅的征收、官俸的發給和對外貿易都使用銀兩。大城市有金銀鋪和兌房，專門買

交子——北宋貨幣

賣金銀和兌換貨幣。國家稅收中白銀所占的比重逐漸增加，1021年(天禧五年)為883900多兩，到1120年(宣和二年)為1860萬兩。黃金雖在流通，但不占重要地位。

北宋時期還產生了中國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交子”。北宋建立后，四川地區長期使用鐵錢，因鐵錢重，攜帶 不方便，公元10世紀末葉，成都市場上遂出現所謂“交子鋪”，發行紙幣“交子”，代替鐵錢流通。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冬，政府看到發行交子有利可圖，即借口商人爭訟不息，正式創立“交子務”，改交子為官辦，以36萬貫鐵錢為準備金，定期發行，流通區域仍限于四川。徽宗時，改交子為“錢引”，擴大流通區域。但錢引不備本錢，大量印發，于是成為人民的一大禍害。

商稅專賣

由于商業發達，北宋政府對商稅特別重視。在全國各地設置場、務等機構，專門征稅。

宋朝商稅分為兩種：過稅，每關值百抽二，是對行商抽的;住稅，值百抽三，是對坐賈抽的。正稅之外，還有雜稅。隨著商業的繁榮，商稅日益成為政府重要財源之一。真宗景德年間，商稅只有450萬貫，到仁宗時，即增加到2200萬貫。

北宋時期的社會經濟非常發達，處于中國封建王朝的頂峰。北宋社會經濟生產總值達到了當時世界的百分之八十。的藩鎮割據，便實行一系列防范武將軍權過重、地方武裝過強的措施。這些措施不但大大降低了宋朝軍隊的戰斗作用 ，而且嚴重削弱了抵御外來侵略的國防力量。

城市經濟

唐代開始出現的在大城市周圍的定期集市——草市和墟市，到宋代已經普遍存在于各大、中、小城市周圍，北方叫“集”，南方叫“墟”。農村中也出現定期舉行的小市。

唐代十萬戶以上的城市只有十多個，北宋則增加到四十多個。其中開封、洛陽、杭州、揚州、大名、應天(今河南商丘)、蘇州、荊州、廣州、成都、福州、潭州(長沙)、泉州等都是著名的繁華都市。開封作為全國的政治、經濟中心，最為典型。全市人口不下百萬，城中店鋪林立，計有六千四百余家，街上熙熙攘攘，車水馬龍。市場上的商品從日常用品到奇珍異寶，無所不有。北宋以前的城市，一般是“坊”(居民區)、“市”(商業區)分區，交易只能在市里進行，而且只能在白天進行，入夜即止。北宋時，開始打破了“坊”、“市”和晝夜的界限。開封市內，商店可以隨處開設，而且有了夜市和曉市。當時開封市內還出現了“瓦子”(或叫“瓦舍”、“瓦肆”)，里面有“勾欄”(歌舞場所)、酒肆、茶樓和說書、唱戲的，熱鬧非常。

海外貿易

唐代僅在廣州一地設市舶司，負責外貿事務。北宋除廣州外，又在杭州、明州、泉州、密州(今山東諸城)、秀州(今浙江嘉興)五地設市舶司，使外貿規模成倍擴大。北宋中期，每年的市舶收入達六十三萬貫，成為政府的一項重要財政收入。北宋出口的商品主要是絲織品、瓷器、金屬等，進口的商品主要是香料、藥材、象牙、珠寶等。

城市和市鎮的興旺

中國古代城市的發展，到北宋出現了新的轉折。北宋以前的城市，一般是坊、市分區，即住宅區與商業區嚴格分開。北宋時，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城市人口的增加，徹底打破了“坊”、“市”的界線，商店可以隨處開設，不再采取集中的方式。

全國人口

北宋初年僅有戶650萬左右。宋太宗時，全國共有686萬余戶，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年)，有741萬余戶，1628萬余口。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增為1291萬余戶，2909萬余口。據《元豐九域志》記載，元豐(1078年—1085年)年間，全國有戶1，600萬。據《宋史-地理志》記載，紹圣元年，戶1912921，口42，566，243。元符三年，戶19968，012，口44，914，991。崇寧元年，戶22644307，口45，324，154。

8科技

火藥技術

北宋年間，由于其統一了全國的大部分地區，使得有一些地區相對安寧一些，故而生產力和科學技術都有了明顯的進步，我國的四大發明其中的活字印刷術、指南針和火藥就是在這一時期產生和發揚的。由于戰爭的需要，在宋朝時火藥被首次應用于軍事。西方各國的現代戰爭武器正是由于北宋年間經由西亞各國傳播的火藥制造工藝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指南針

在北宋，指南針的使用已很普遍，當時已掌握了利用天然磁體進行人工磁化的技術。人造磁鐵的磁性比天然磁體要穩定得多。

印刷造紙

印刷術在北宋時有飛速發展，廣泛被用來刻印書籍。

國子監刻印的書，后世稱為監本。民營書坊刻印的書被稱為坊本。都城開封和浙江杭州、福建建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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