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宋代管理海外貿易的機構名稱是什么(明代的稅官是如何收稅的)

治，使他們形不成威脅朝廷和叛變朝廷的實力。另一面為了得到官員、地主、富商的擁護，大力保護他們的利益，放任他們欺壓盤剝勞苦人民，絕不嚴懲，甚至形成公開買賣官職，官員公開受賄貪贓等，都不予追究責任。如果引起極大的民憤也不過是貶官降職或外調，極少有處以死刑或籍沒家財的。所以，宋朝雖然沒有受到各朝代的藩王兵變的威脅，可局面形成了“兵無制，用無節，國家無法度，一切茍且而已”。

宋朝的政策、

宋的工商國營政策，客觀上當然有利于手工業的發展和商品經濟的發展，但必須看到，其初衷是與民競利，擴大盤剝之源，利用不平等的地位從工商業中榨取財富，這不是真正的重商主義，不是正常的市場經濟措施，而是封建國家體系下的畸形產物，這種政策，同時也對工商業和商品經濟的發展有巨大的破壞作用，在這種土壤中，是不可能產生什么新的社會形態萌芽的。事實證明，當 *** 財政出現危機，宋朝廷從來不是通過正面發展工商業來擴大生產、市場從而增加正常的稅收，而是通過增加苛捐雜稅，以及發行大錢、變鈔乃至最后直接大印會子的辦法明目張膽的豪取民財。錢穆在《國史大綱》中總結到：“南宋 *** ，所以取于民者如此，其民烏得而不困，其國亦烏得而不亡！”兩宋的農民抗爭，從無斷過，而且仔細分析就可以發現，所有的民變，幾乎都是因為封建負擔過于苛重的問題。而兩宋最后沒有爆發全國性的農民運動，也沒有亡于民變，究其原因：一是重兵對內，一方面通過招募士兵變寇為兵來緩解社會不穩定因素，另一方面可以保證對民間的嚴密控制和鎮壓。二是宋朝始終面臨巨大的外患，也面對著巨大的民族矛盾。在這個背景下，民族矛盾和國家外來危機一定程度上、一定時間范圍內可能超過內部階級矛盾而上升為主要面。當遼人南侵或者金人蹂躪中原的時候，廣大民眾，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也只能選擇竭盡自己的最后精血去支持一個尚能組織抵抗的 *** 。此在南宋尤其顯著，翻查南宋立國初期的歷史資料，常常驚嘆于這樣一個對內橫征暴斂專制 *** 的朝廷居然還能維持，可以說，如果沒有當時巨大的外患威脅一定時期內淡化了內部矛盾，這樣一個 *** ，激起全國性的巨變，乃至發生漢末那樣的脆性崩潰也是完全可能的。最后一點，自然就是這個政權終于糟糕到在竭盡民力的情況下還是無法盡到它保全自己和保護將希望寄托于它的百姓的義務，為外敵所滅亡，來不及等到內部的矛盾將之徹底摧毀——雖然到了末期，這種內部瓦解的趨勢也已經不可逆轉。——認為南宋末期國家運轉還大體良好的也完全是在扯淡。對于宋朝，常常有著不切實際的幻覺。什么“世界最早的資本主義萌芽”了，“空前富庶繁榮的中國社會發展高峰”了。其實，看穿兩宋的歷史，其國策就是：聚財富于官，斂財富于中央。民困官豐，而官府之資財又全部集中于中央 *** 。然而，舉國之資、全民之資，還是供養不起那皇帝、宗室、官僚、冗吏、冗兵的龐大開銷。一個將全國財富都盤剝到手的政權，在它幾百年的統治中，卻幾乎無時無刻不在鬧財政危機和經濟危機，乃至幾乎就不能維持其運轉。這樣的一個 *** ，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諷刺，是一個大笑話，是和著無數黎民的血與淚的荒唐！——此即我對有宋一代的基本認識。

2該文作者另一個津津樂道的話題，就是偉大的宋朝的偉大的工商稅收入。這也是網上帶給網友最多錯覺的地方。他說：“那么那龐大的財政收入究竟是從哪里來的呢？看一下下面一組數字就知道了。熙寧10年（1077）北宋總收入共7070萬貫，其中農業的兩稅2162萬貫，占30\%，工商稅4911萬貫（這個數字究竟有多大，我們可以比較一下，明朝著名的明神宗（萬歷）以“礦稅”的名目，用殺雞取卵的方式壓榨工商業者，8年間總共搜刮到了200萬兩白銀，不足宋朝的一個零頭），占70\%。”

宋朝文化

宋朝是個群星匯粹的年代，寇準、包拯、歐陽修、范仲淹、王安石、蘇東坡、沈括、岳飛、朱熹、李清照、辛棄疾、文天祥等等一大批在中國乃至世界史中光彩奪目的人物。宋朝因為極其重視文教，學術文化的成就極高，中國文化至此更趨精深成熟，所以更方面的人才也就不斷的涌現了。明人宋濂謂：“自秦以下，文莫盛于宋。”唐宋八大家，宋朝占了六位，除“三蘇”蘇洵、蘇軾、蘇轍外、還有王安石、曾鞏、歐陽修。宋四大書法家：蘇東坡、黃庭堅、米芾、蔡襄。理學家北宋二程：程頤、程顥。南宋東南三賢：朱熹、張拭、呂祖謙。南宋四大家：陸游、楊萬里、范成大、尤袤。重要的是宋朝許多名人文化大家，都是出身貧苦。范仲淹、歐陽修都是單身家庭出身，自幼貧寒。范仲淹一歲時父親就去世了，母親謝氏帶著尚在襁褓中的仲淹改嫁朱姓的人家。范仲淹從小生活極其艱苦，喝粥度日苦讀。歐陽修年少時家里買不起筆紙，他母親用蘆稈畫地教他識字。最終兩人都通過自己的努力，成為文化大家，朝廷重臣，國之棟梁。范仲淹、歐陽修或許命運相近，兩人成為真正的朋友。王安石、蘇洵、蘇軾、曾鞏都是歐陽修培養扶植起來的文化大家。蘇軾又培養了著名的蘇門四學士：黃庭堅、秦觀、晁補之、張耒。陸游是曾鞏的學生，陸游、辛棄疾是好朋友，他們在一起的交往聚會組成了文化沙龍、文學俱樂部。宋朝民間涌現了許多的文學社體，總之宋朝是文化人的天堂。

宋四大書法家：蘇東坡、黃庭堅、米芾、蔡襄。宋代涌現許多著名畫家主要有范寬、郭熙、趙佶、李唐、馬遠、夏圭、張擇端等。最能代表中國畫最高藝術水平的就是宋代山水畫的博大與意境！宋代山水畫家人才輩出，各有專長和創造，北宋李成的塞林平遠，范寬的崇山峻嶺和雪景，許道寧的林木野水，郭熙描繪四時朝暮、風雨明晦的細微變化，惠崇、趙令穰的抒情小景，米芾、米友仁父子的云山墨戲，李唐、馬遠、夏圭高度剪裁而富有詩意的山水反映了山水畫藝術的不斷變革和發展，與劉松年共稱南宋四家。

宋朝是一個詩歌的國度。宋朝詩歌是一個巨大的寶庫。里面有各個方面的知識財富。但這個寶庫，我們認知開發的極少。宋朝的詩歌是唐朝詩歌的延續、再發展與突破。宋朝的詩人更廣泛、詩篇更豐富。詩歌的種類、形式在宋朝達到豐富。宋詩創作數量空前豐盛。北京大學正在編纂《全宋詩》，據初步統計所收作者不下九千人，為《全唐詩》的四倍。《全宋詞》輯錄，共收詞人一千三百余家，詞章近兩萬首。孔凡禮《全宋詞補輯》，又增收詞人百家，詞作四百多篇。

宋是中國文明的第二次浪潮。不僅使神韻文明向絕對化發展，還使平民文化發展起來。戲藝，有滑稽劇、雜技、傀儡戲、皮影戲、說話、雜劇等等。其中雜技就有上百種。宋人小資情節嚴重，宋詞中抒發的感情大多都是抒發那種淺斟低唱的閑情逸趣。宋詞體現了宋朝穩定的政治局勢、繁榮豐富優越的社會生活。娼妓業的興盛起源于宋代城市經濟的高度繁榮。宋代的娛樂業則分得更明確，大致分為了“官妓”、“聲妓”、“藝妓”、“商妓”四類。宋代的“妓”并不是現代意義上的“妓”。大部分可以買藝不買身。她們大多數相當于現代的文藝工作者。她們一般都是才貌雙全的，有的人對琴、棋、歌、詩、書、畫、等有很深造詣的，有的可以稱上是那個方面的藝術家了。“官妓”是最為人們仰慕。她們不只是相貌出眾，還非常有才華的。她們品貌、學識、才智和藝術趣味都非常出眾超群。現在的演員明星、或從事文藝工作的女人都難以比上她們，因為以前的紅樓女子是從小培養、不斷的熏陶出來的，而現在的一些演藝界女士，長得漂亮點只上兩年學就有可能成為明星……可以說一個宋代的名妓，要比現代的女明星強不少。

茶文化是在宋代時才達到藝術的境界。宋朝的茶不是現在意義上的茶，而是茶飲料。有的要加糖，有的要加鹽，要加各種作料的茶。這是有無數種喝法的茶飲料與茶文化，遺憾的是像宋朝大多數的工藝、文化一樣沒有遺留到現在。宋時已有各種花瓣茶流行叫賣。宋還有斗茶之風。蔡襄在《茶錄》中介紹建安斗茶，特別推重當地所產的一種半發酵的白茶。宋人用各種漂亮的、精致的瓷碗的飲茶，其中兔毫盞、天目碗等都是當時有名的茶具。民間根據兔毫盞色澤的微妙不同又分稱“金兔毫”、“銀兔毫”。宋代茶盞分黑釉、醬釉、青釉、青白釉四種。“輕裘駿馬成都花，冰甌雪碗建溪茶。”“矮紙斜行閑做草，晴窗細乳戲分茶。”“雞唱三聲天欲明，安排飯碗與茶瓶”“道旁草屋兩三家，見客擂麻旋點茶”。宋朝的詩歌里就時常滲透著茶文化。“七物甘香雜蕊茶，浮花泛綠亂于霞。啜之始覺君恩重，休作尋常一等夸。”北宋著名現實主義詩人梅堯臣，也寫出這么悠閑具有小資情節品味的品茶詩。宋徽宗《大觀茶論》二十篇文章介紹茶文化。宋代茶文化是精英文化、大眾文化的綜合體現，是雅俗共有的文化。

玉文化是在宋時開始流向民間的。由于宋徽宗對玉器的過分喜愛。導致玉器在宋代空前發展，世俗化傾向的玉雕空前發達。宋的玉器玩味大增，禮性大減。宋代出現了玉雕市場和專門販賣玉器的商鋪。市民成為玉器的玩賞者、擁有者。佩帶玉器受到廣大的市民階層及文人墨客所追捧流行。除玉雕之外，宋的木雕、竹刻、漆器、銅器、金銀器、牙角器、碑帖、印章、及筆墨紙硯等等都有極高的造詣。這些都表明宋的文化藝術的高超深厚。雖然宋代開

明代的稅官是如何收稅的

一、鹽專賣

太祖朱無璋在稱吳王時(公元1367年)，即立鹽法，實行征稅制，令商人販賣，稅率為二十分之一，所得鹽稅，以充軍餉。不久又加倍征稅，后聽胡深之議，稅率復舊。建明之后，實行專賣之制。

(一)鹽的產、銷制度

明朝鹽的產制：制鹽民戶稱灶戶，按戶計丁，稱鹽丁；按丁規定產鹽定額，也稱正鹽或正課；正課之外所余之鹽，稱余鹽。明初，為鼓勵鹽的生產，注意優恤灶戶，給灶戶劃撥草場，以供樵采；可耕之地，許灶戶開墾，并免灶戶雜役。以后，鹽場設立總催官，負責辦鹽課，督促生產。總催官多刻剝灶戶，致使鹽丁貧乏，英宗正統時(公元1436-1449年)，灶戶不甚總催官的剝削，紛紛逃亡，流移轉徒，僅松江一地負鹽課六十余萬引，鹽產量大減。

灶戶生產的鹽包括正鹽、余鹽，一律繳給官府，稱為鹽課；灶戶納鹽課之后，官府給以工本米：正鹽每引四百斤，支工本米一石；余鹽每引二百斤，支工本米一石。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工本米折鈔發給，但各地折鈔比價不一，淮、浙每引二貫五百文，河間、廣東、山東、福建、四川等地，每引二貫。

鹽商向國家繳納貨幣或實物，由官府發給引票，然后憑引就場支鹽販鬻。洪武初，每引四百斤，稱大引；后改行小引，每引或一百斤，或二百斤。

成祖永樂以后，由于灶戶逋逃很多，鹽產量供不應求，鹽商不得不在鹽場守候支鹽，以后鹽商漸減少。英宗正統五年(公元1440年)，令兩淮、兩浙、長蘆鹽，實行常股、存積制度。所謂常股，即按正常手續，憑引支鹽的份額。常股價錢便宜，但需依次排隊，等候支鹽；所謂積存，即事先準備好食鹽，收集在官，待邊防急需糧儲，即令商人運糧于邊，憑引到場支鹽。這種存積之鹽價錢較貴，但不需要等候，人到即支。常股、存積制度初行之時，以每年所收鹽課正額的十分之八為常股，十分之二為存積。鹽商苦于在場守候，多買存積，于是多次變更常股、存積比例。

武宗以后，鹽法漸壞，積引日增，鹽利日減，萬歷三十六年(公元1557年)，袁世振議行“鋼法”，即將淮北鹽場，按順序排為十綱，一綱賣積引，九綱賣現引，十年之內疏銷完畢。并設置綱冊，凡領引鹽商，皆登記入冊。綱冊有名者，可赴本鋼鹽場領鹽，綱冊無名者不得加入，于是鹽商成為專得某場鹽利的專商。食鹽專商制度自此始。

(二)鹽專賣制度

明朝的鹽專賣主要實行民制、官收、就場專賣辦法。專賣制度主要有三種，即開中法、計口授鹽法、商專賣法。

1�開中法。所謂開中法，即召募商人輸糧于邊，由官府給鹽的辦法，也稱納米中鹽法。此法源于宋代的折中法和元朝的入粟中鹽法，實行此法的目的在于充實邊疆的糧食儲備。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六月，山西行省以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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