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宋元時期對外貿易發展的原因(我國宋元時期對外交流為什么有陸上逐漸轉變為海上)

、評話、傳奇等，如《榮華物語》、《源氏物語》等書里人物的衣著樣式、質地，全是唐式的和從唐進口的

另外，寺院生活在這個時期也趨于奢侈；最后，日本朝廷和大宰府官吏從貿易中獲得極大益處，也是對宋貿易難以禁止的重要原因

點評：由于宋朝軍力的先天不足以及重文輕武的風氣影響，無法像后來的元朝或者西方列強那樣開展海上霸業，因此，宋朝與海外諸國的貿易是純粹的以謀取商業利益為目標的

即使如此，與同時代世界各國相比，宋朝的經濟強得太多，只用正常貿易手段也給日本的經濟帶來很大的沖擊

因為日本需要的是絲綢、茶、陶瓷等等奢侈品，出口的是稻米、木材等原料，據日本史料記載，日本寶治元年(公元1247年)十一月，幕府因九州大米出口過量，競不得不發出命令，禁止出口

另方面，北宋和南宋商人至日貿易時，常要求日方以砂金付款，因而日商至南宋貿易也多帶砂金以換取銅錢

日商攜帶黃金最多的年代，總額近四、五千兩之多

加上貿易中所得的銅錢，每次日商赴南宋總會帶回大量銅錢

因此，南宋銅錢外流十分嚴重

銅錢外流，自北宋時期就曾三令五申，一再禁止

但那時主要是以來商攜帶的形式流到日本，現在，日商直接偷運，遂使南宋出現銅錢嚴重短缺

元日貿易 元帝國與歐亞兩大洲的許多國家通商，元商船多往南洋和東南亞各國進行貿易，對日貿易在元朝對外貿易中所占比重很小

元世祖準日商入元互市，主要是配合政治和軍事手段，以達到迫使日本“通好”的目的

所以，在元世祖時期，對日商入元無任何限制，甚至還有意創造一些有利條件，以利日商的往來

只是由于幕府堅持不通和好，兩國才沒有發展成為正式的外交關系

第二，由于日本國內的各種原因，要求對元貿易

點評：除去元朝政府的政治外交因素，元日貿易可以說是宋日貿易的延續，在此不再詳細陳述

宋元時期海上絲綢之路開辟的原因和條件

宋元：對外交往進入頻繁時期，海外貿易發達。對外交往東達朝鮮、日本，西至阿拉伯半島和非洲東海岸一些國家，南宋的外貿所得，在財政收入中占重要地位。元朝時大都是聞名世界的商業大都市。意大利人馬可•波羅來華居住十多年，著有《馬可•波羅游記》。

宋朝西北陸路交通受阻，加上政府經營困難，所以對外貿易都較之歷代進取，其可說得上是當時世界外貿最發達的國家。《宋史：食貨志》所謂“東南之利，舶商居其一”。由此看來，當時對外的商業買賣活動在南方較為蓬勃。

1.經濟的發展，是海上絲綢之路形成的基礎

秦始皇統一六國后，政治上安定，經濟上實行貨幣、文字、度量衡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對秦朝的生產發展和科技交流起到極大的促進作用。但由于實行殘暴的統治，秦朝只存在了短短十四年。針對秦朝的弊政，漢初統治者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推行“休養生息政策”，將農桑視為一切之本，大力扶持和發展農業。伴隨著漢代農業的飛速發展，漢代的紡織業也得到了顯著發展，官營、私營紡織業這時皆已頗具規模。在農業和手工業高度發達的條件下，出現了商業的勃興。漢王朝穩定的社會環境、發達的水陸交通，促進了各地經濟、文化更加便捷、迅速地交流，為地區性、全國性商品市場的形成創造了條件，為海上絲綢之路的形成打下了重要的物質基礎。

2.航海技術的發展，為海上絲綢之路的開辟提供了保障

首先,中國在燧人氏時代就已經開始木筏時代，戰國時期,以櫓槳驅動的樓船為代表，中國戰船的性能已逐步趕上和超過了當時的地中海國家；兩漢時期引入風力作為船的驅動力，當時的帆船已有槳、櫓、錨、舵、帆、水密隔壁等設施，可以在海上遠航[1]。其次，中國很早就以風作動力，用帆助航；東漢時，利用季風航海已有文字記載，把每年梅雨后出現的東南季風稱為“舶風”。唐、宋以后，利用季風航海十分廣泛。另外,在獨木舟時代，航海者們就已經懂得觀察日月星斗來確定方向對；此后中國人發明了指南針并將其用于航海。指南針帶來的新航線更加快捷方便，貿易成本大大降低，地球突然之間被縮小了。

依靠先進的航海技術，自漢武帝時代起，中國商人就在南中國海開辟了海上絲綢之路。這些帆船從廣州或北海出發，最遠到達羅馬帝國區域，主要運送絲綢、珠寶、香料、礦物等大宗貨品。從技術上來說，明朝初期鄭和耀武揚威的航海工程集中了中國造船和航海技術的最高成就，包括羅盤、計程法、測深器、牽星板、針路和海圖等。

3．陸上絲綢之路發展斷斷續續，存在諸多不足，促使了海上絲綢之路的形成

4．古羅馬人積極探索海上貿易之路，推動了海上絲綢之路的形成

海上絲綢之路既是中國本身政治、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也是東西方需求加強聯系的產物。我國絲綢傳入古羅馬以后，迅速受到了古羅馬人的喜愛，古羅馬對中國絲綢的需要量越來越大；但古羅馬與東方的陸上貿易一直存在障礙。在不能打通陸上絲綢之路的情況下，古羅馬只能尋求開辟從海上進行絲綢貿易的通道。到公元前1世紀時，古羅馬征服了地中海地區并發現了利用季風進行航海的規律。古羅馬人對海上貿易之路的積極探索，有力地推動了海上絲綢之路的形成。劉佐泉在《海上絲路始發港及其文化意蘊》一書中寫道：“羅馬商人從埃及的江海古港邁奧霍穆揚帆出海，每年發船百余艘，遠航印度洋，東抵印度的馬拉巴海岸和蘭島（斯里蘭卡），在印度港口，中國、印度、波斯和羅馬的商人們交易貨物。中國人主要以絲帛為大宗商品，換取香藥、象牙、珠寶、犀角之類的貨物；羅馬商人則將絲綢之物運往紅海港口，再用駝隊馱運到尼羅河，然后溯河到埃及的亞歷山大港，亞歷山大港是地中海的轉運中心，從這里又運往羅馬帝國的安都城（今土耳其的安塔墓亞），再和橫貫亞洲大陸的絲綢之路西端聯結了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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