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宋代海外貿易路線經過海上交通要道(海上絲綢之路向西所經過的國家)

船，頂著狂風惡浪，與惡劣的天氣搏斗，不幸迷失了方向，隨風飄蕩了90多天，來到了印度尼西亞的某個島嶼。在那里居留了五個多月后，又乘船向廣州出發，嘗盡艱難險阻后，在公元412年最終到達山東嶗山，上岸后，受到民眾歡迎，并在第二年的夏天赴建康(今南京)。這一圈來回幾乎環游了半個世界，而且，他所帶的佛教典籍，也正是從海上而來。

法顯西行，還有一位東渡的和尚，他就是達摩。大約在法顯歸來100多年后，印度和尚達摩也追隨法顯的路線，自印度登船，航海至廣州上岸，走的同樣是海上絲綢之路。

佛法東傳，無疑是中國文化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實際上，不管是法顯，還是達摩，都只是佛法昌盛的推動者，而非傳法者。佛教進入中國的時間，要遠遠早于這兩人，大約可追溯到西漢。梁啟超認為，佛教東來，最早是從海上，自兩漢時，天竺來朝貢，走的一直都是海路，中印交通也都在海上而不在陸上，因此，佛教的傳播，自然也是從海上而來。

我們知道，中國對外文化交流最鼎盛的時期是唐宋，而在唐朝，陸上絲綢之路基本上已經斷絕，中國和印度、阿拉伯國家乃至歐洲的交流幾乎全部通過海上，一直到明朝海禁為止。所謂的儒家文化圈，或者中國文化圈，也主要集中在東海和南海周邊，北方和西方影響力則要小得多。

這種文化交流，有著明顯的時間分野，明代以前，文化是向外輻射的，不僅僅形成了東南亞所謂的儒家文化圈，還有諸多的中國文化向外傳播，比如四大發明的傳播，從中國途經印度、阿拉伯傳到歐洲，時間都是在明朝以前。清末以后，文化則是向內傳播的，西學自海上而來，中國則是被動接受。

但是需要說明的是，這兩種傳播，同樣也有問題，也是不平等的，明代以前，中國文化是高高在上的，對于四鄰諸國，是教化，那個時代的中國人更喜歡把外國人叫做“化外之民”，意思是沒有經過教化的人。清朝以后，中國文化則是被強行侵入的，是伴隨著堅船利炮而來的。所以，回首中國文化交流史，實在是有些慘，這種慘不是因為少，而是因為文化態度的不正確。

堅船利炮下的無奈選擇

中國最早關閉海路，是在元朝，元朝先后進行了四次海禁，其原因大多都是因為對外戰爭的失敗而致海防敏感，以及朝廷與民爭利所致。

元朝雖然數次海禁，頻率很高，但時間并不長，隨禁隨開。到了明朝，禁海則成了長時間的、正式的制度。朱元璋在公元1370年第一次取消太倉黃渡市舶司，四年后再次撤銷泉州、廣州、明州三個市舶司，隨后十多年里，先禁止海民私通諸國，再禁外藩交通，最后干脆禁止一切民間貿易及使用“番貨”。

明律中，對于海禁有嚴格的規定，不管是豪強大吏，還是民間百姓，凡是打造三桅以上大船即為違例，前往藩國買賣的和私通海盜同罪，斬首示眾，全家發配邊疆充軍。打造三桅以上大船賣給外國人的，和泄露軍事情報同罪，首犯處死，從犯充軍。所有的外國商品不允許買賣，現有的必須銷毀……

如果說之前還僅僅是民間禁止民間商業，那么到鄭和下西洋之后，中國的海上之路，徹底關閉了。就在鄭和最后一次下西洋127年后，葡萄牙的船隊叩開了中國的大門，建立了澳門殖民地。

清軍入關之后，清朝繼續奉行閉關政策，順治康熙兩朝，就曾經頒布過五次禁海令，分別是順治十二年(1655年)、十三年(1656年)、康熙元年(1662年)、五年(1666年)、十四年(1675年)。并于順治十七年(1660年)、康熙元年(1662年)、十七年(1678年)三次頒布“遷海令”，禁止人民出海貿易。到1683年，康熙應大臣之請，部分開禁，其實也只是開放和日本的海禁而已，康熙曾口諭大臣：“除東洋外不許與他國貿易。”并說：“海外如西洋等國，千百年后中國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而且此時日本的德川幕府為了防止中國產品對日本的沖擊，對與清廷的貿易也采取嚴格的限制。

康熙之后，清朝基本上一直在奉行海禁，乾隆以后全面閉關，一開始是四口通商，到后來只有廣州開放對外通商，且由十三行壟斷其進出貿易。

近年來，關于中國和海洋的話題一直不斷，比如一幅新發現的鄭和航海圖，被認為是中國人最早發現世界。這種意淫仍舊是天朝美夢的延續，中國人在兩千年前就開始航海，班超在漢朝就到達了好望角，鄭和在1421年就到達了肯尼亞，但是這些能說明什么呢？

哥倫布在1492年發現美洲，他的航海比鄭和晚了60年，但是哥倫布和他的同仁們帶回去的是一船又一船的黃金珠寶，是讓整個歐洲進入現代化的原始資本，而在這之前，中國的鄭和們還在一船又一船地把自己的白銀往外送。在歐洲人探索地球，用船把世界連接在一起的時候，中國卻把自己關起來，做起了天朝美夢。以至于在200年之后，當歐洲人用鐵船大炮叩開中國的大門之時，中國人已經不知所措。

中國禁海，正是歐洲工業時代來臨的前夜，遍布海域的商業活動為歐洲諸國帶來了無以計數的財富，這些財富正是歐洲高速發展的根本推動力。而就在這個人類文明史上最大的變化來臨之時，中國人自己割斷了和世界的聯系。朱元璋在禁海時說：“朕以海道可通外邦，故嘗禁其往來。……茍不禁戒，則人皆惑利而陷于刑憲矣。”海路可以通外國，人民因商而識利益，這就是禁海最開始的原因。這種禁令，在最嚴酷的時候，甚至規定“寸板不許下海，片帆不準入港”，在陸上絲路斷絕之后，海上絲路也終于斷絕了。

海上絲綢之路留下的啟示

中國人失去了海洋，或者說，中國人從不曾擁有海洋。

大航海讓歐洲人發現了世界，讓世界從此進入了工業時代，中國進入近代史的標志是1840年的鴉片戰爭，不但比歐洲晚了300多年，而且，是以被欺凌的姿態被迫開始的。

請告訴我“海上絲綢之路”“陸上絲綢之路”詳細的路線圖。

絲綢之路：

絲綢之路是歷史上橫貫歐亞大陸的貿易交通線。中國是絲綢的故鄉，在經由這條路線進行的貿易中，中國輸出的商品以絲綢最具代表性。19世紀下半期，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就將這條陸上交通路線稱為“絲綢之路”，此后中外史學家都贊成此說，沿用至今。

張騫通西域后，正式開通了這條從中國通往歐、非大陸的陸路通道。這條道路，由西漢都城長安出發，經過河西走廊，然后分為兩條路線：一條由陽關，經鄯善，沿昆侖山北麓西行，過莎車，西逾蔥嶺，出大月氏，至安息，西通犁靬（jiān，今埃及亞歷山大，公元前30年為羅馬帝國吞并），或由大月氏南入身毒。另一條出玉門關，經車師前國，沿天山南麓西行，出疏勒，西逾蔥嶺，過大宛，至康居、奄蔡（西漢時游牧于康居西北即成海、里海北部草原，東漢時屬康居）。

海上絲綢之路

海上絲綢之路，是指中國與世界其他地區之間海上交通的路線。中國的絲綢除通過橫貫大陸的陸上交通線大量輸往中亞、西亞和非洲、歐洲國家外，也通過海上交通線源源不斷地銷往世界各國。因此，在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將橫貫東西的陸上交通路線命名為絲綢之路后，有的學者又進而加以引申，稱東西方的海上交通路線為海上絲綢之路。后來，中國著名的陶瓷，也經由這條海上交通路線銷往各國，西方的香藥也通過這條路線輸入中國，一些學者因此也稱這條海上交通路線為陶瓷之路或香瓷之路。

海上絲綢之路形成于漢武帝之時。從中國出發，向西航行的南海航線，是海上絲綢之路的主線。與此同時，還有一條由中國向東到達朝鮮半島和日本列島的東海航線，它在海上絲綢之路中占次要的地位。

關于漢代絲綢之路的南海航線，《漢書·地理志》記載漢武帝派遣的使者和應募的商人出海貿易的航程說：自日南（今越南中部）或徐聞（今屬廣東）、合浦（今屬廣西）乘船出海，順中南半島東岸南行，經五個月抵達湄公河三角洲的都元（今越南南部的迪石）。復沿中南半島的西岸北行，經四個月航抵湄南河口的邑盧（今泰國之佛統）。自此南下沿馬來半島東岸，經二十余日駛抵湛離（今泰國之巴蜀），在此棄船登岸，橫越地峽，步行十余日，抵達夫首都盧（今緬甸之丹那沙林）。再登船向西航行于印度洋，經兩個多月到達黃支國（今印度東南海岸之康契普臘姆）。回國時，由黃支南下至已不程國（今斯里蘭卡），然后向東直航，經八個月駛抵馬六甲海峽，泊于皮宗（今新加坡西面之皮散島），最后再航行兩個多月，由皮宗駛達日南郡的象林縣境（治所在今越南維川縣南的茶蕎）。

絲綢之路是個形象而且貼切的名字。在古代世界，只有中國是最早開始種桑、養蠶、生產絲織品的國家。近年中國各地的考古發現表明，自商、周至戰國時期，絲綢的生產技術已經發展到相當高的水平。中國的絲織品迄今仍是中國奉獻給世界人民的最重要產品之一，它流傳廣遠，涵蓋了中國人民對世界文明的種種貢獻。因此，多少年來，有不少研究者想給這條道路起另外一個名字，如“玉之路”、“寶石之路”、“佛教之路”、“陶瓷之路”等等， 但是，都只能反映絲綢之路的某個局部，而終究不能取代“絲綢之路”這個名字。

絲綢之路的基本走向形成于公元前后的兩漢時期。它東面的起點是西漢的首都長安(今西安)或東漢的首都洛陽，經隴西或固原西行至金城(今蘭州)，然后通過河西走廊的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四郡，出玉門關或陽關，穿過白龍堆到羅布泊地區的樓蘭。漢代西域分南道北道，南北兩道的分岔點就在樓蘭。北道西行，經渠犁(今庫爾勒)、龜茲(今庫車)、姑墨(今阿克蘇)至疏勒(今喀什)。南道自鄯善(今若羌)，經且末、精絕(今民豐尼雅遺址)、于闐(今和田)、皮山、莎車至疏勒。從疏勒西行，越蔥嶺(今帕米爾)至大宛(今費爾干納)。由此西行可至大夏(在今阿富汗)、粟特(在今烏茲別克斯坦)、安息(今伊朗)，最遠到達大秦(羅馬帝國東部)的犁靬(又作黎軒，在埃及的亞歷山大城)。另外一條道路是，從皮山西南行，越懸渡(今巴基斯坦達麗爾)，經罽賓(今阿富汗喀布爾)、烏弋山離(今錫斯坦)，西南行至條支(在今波斯灣頭)。如果從罽賓向南行，至印度河口(今巴基斯坦的卡拉奇)，轉海路也可以到達波斯和羅馬等地。這是自漢武帝時張騫兩次出使西域以后形成的絲綢之路的基本干道，換句話說，狹義的絲綢之路指的就是上述這條道路。

歷史上的絲綢之路也不是一成不變的，隨著地理環境的變化和政治、宗教形勢的演變，不斷有一些新的道路被開通，也有一些道路的走向有所變化，甚至廢棄。比如敦煌、羅布泊之間的白龍堆，是一片經常使行旅迷失方向的雅丹地形。當東漢初年打敗蒙古高原的北匈奴，迫使其西遷，而中原王朝牢固地占領了伊吾(今哈密)以后，開通了由敦煌北上伊吾的“北新道”。從伊吾經高昌(今吐魯番)、焉耆到龜茲，就和原來的絲路北道會合了。南北朝時期， 中國南北方處于對立的狀態，而北方的東部與西部也時分時合。在這樣的形勢下，南朝宋齊梁陳四朝與西域的交往，大都是沿長江向上到益州(今成都)，再北上龍涸(今松潘)，經青海湖畔的吐谷渾都城，西經柴達木盆地到敦煌，與絲路干道合; 或更向西越過阿爾金山口，進入西域鄯善地區，與絲路南道合，這條道被稱作“吐谷渾道”或“河南道”，今天人們也叫它作“青海道”。還有從中原北方或河西走廊向北到蒙古高原，再西行天山北麓，越伊犁河至碎葉(今托克馬克附近)，進入中亞地區。這條道路后來也被稱作“北新道”，它在蒙古汗國和元朝時期最為興盛。

除了陸上絲綢之路外，從漢代開始，中國人就開通了從廣東到印度去的航道。宋代以后， 隨著中國南方的進一步開發和經濟重心的南移，從廣州、泉州、杭州等地出發的海上航路日益發達，越走越遠，從南洋到阿拉伯海，甚至遠達非洲東海岸。人們把這些海上貿易往來的各條航線，通稱之為“海上絲綢之路”。

也這么說吧：

絲綢之路，指西漢（前202年-8年）時，由張騫出使西域開辟的從長安（今西安）經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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