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宋元時期我國對外貿易的重要港口(宋元時期海上絲綢之路開辟的原因和條件)

初禁海遷界，晉江日漸淤塞，加上官吏貪贓舞弊，使泉州海外貿易逐漸衰弱。晉江安平(安海)港距府城較遠，有較好的通商基礎，在鄭芝龍家族的努力下，發展成為私商海港，為中國采用資本主義經營方式較早的地區之一。

宋元時期對外貿易的區別

宋元時期對外貿易的區別

（1）規模龐大。據《元史》記載，元朝海外貿易在亞非歐各國大規模開展，與蒙元通商的國家地區多達兩百多個。

（2）海運更遠。據《島夷志略》一書記載，中國商船最遠到達了今天的埃及。

中國古代海外貿易經過秦漢、三國、隋唐等朝代的努力耕耘，已經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到了宋代，尤其是南宋后，隨著經濟重心的南移，農業、手工業的發展，指南針的應用，加之西北陸路受阻，東南沿海的外貿發展，達到了空前繁榮的程度。

北宋政府，由于連年戰爭，幾乎是逢戰必敗，敗而賠款。為了滿足大量歲幣和皇室貴族奢靡生活的的需要，北宋政府對重農抑商政策有所放松，重視海外貿易。早在宋太祖時期，就在廣州設立了市舶司管理對外貿易。此后，北宋政府陸續在杭州、泉州等地設置市舶司。市舶司的長官最初多由知州兼任。宋神宗時期，改設專職人員管理，稱為提舉市舶司，主要職責是檢查進出船舶蕃貨、征榷、抽解、貿易諸事。

為了招徠外商，宋太宗曾派出內侍，攜帶詔書、金帛往南海諸國拜訪，為海外貿易搭建商業平臺，主動購買南海諸國的香料、藥材、珍珠等物資，外商也從中國購回絲綢、陶瓷、茶葉等貨物，經阿拉伯，遠銷亞歐等地。到了南宋時期，南宋政府偏安一隅，有限的耕地，不斷增長的人口和不斷膨脹的國防開支，迫使南宋更加重視海外貿易，宋高宗曾說“市舶之利，頗助國用，宜循用舊法，以招徠遠人，埠通貨徭”（據《宋史會要輯稿》）。外貿的關稅已經成為南宋政府的重要財政收入，傳統的抑商政策進一步放松，政府高層追求更加務實的經濟效益。為此，南宋政府進一步擴大通商口岸，開辟了不少類似今天的經濟特區，如明州、泉州、溫州等地區，還將招商引資工作作為官員考核的標準之一，使得許多商人也積極投身于招商引資中來，為了吸引外商，凡市舶綱首（有點像開發區的招商辦和企業家領袖）能招誘舶貨，抽解物貨，累價及5萬貫、十萬貫的，可以補官。同時還在這些經濟特區中開設了外貿酒店等配套設施，并對外國商人和商船采取一系列保護措施。

元統一全國后，為了保證大都的糧食和其他物資的需要，在利用陸路、運河之外，又開辟了海運線路，由于海運比陸運、河運省時省力，加上處于政治上控制東南地區，后來慢慢形成了漕運以航海為主、內河運輸為輔的格局。元武宗曾經說過，“海道里取官糧交運將大都里來的，最打緊的勾當”（據《元典章》）。故有“終元之世，海運不廢”盛況（據《元史》）。除了政府的重視之外，元朝繼續延續兩宋做法：設置市舶司管理對外貿易、采取農商并重政策等，元朝對外貿易也取得巨大成績，表現為：（1）規模龐大。據《元史》記載，元朝海外貿易在亞非歐各國大規模開展，與蒙元通商的國家地區多達兩百多個。（2）海運更遠。據《島夷志略》一書記載，中國商船最遠到達了今天的埃及。

綜上所述，政策、航海技術、當時國內經濟發展程度、招商引資技巧等是影響海外貿易發展的重要因素。以史為鑒，古為今用，希望對今天中國深化對外開放有所借鑒。

宋元時期國內最大港口,海上絲綢之路起點城市是

南京港，南京市。那個時候叫做金陵、建康。

宋元時期的金陵依然保持南唐的城市規模，作為東南地區的經濟重鎮而聞名。著名的北宋政治家王安石曾3次以宰相之位擔任江寧知府，并定居、終老在這里。南宋名將岳飛在南郊的牛首山一帶大敗金兵。元代，城內設有東、西織染局，組織絲織品大量生產，專業工匠有6000多戶。

南京港早在三國時就成為軍港和商港，自元代起是南糧北運起運港口之一，也是鄭和下西洋的基地港。南京港位于長江下游，江蘇省省會南京市。處于我國沿江、沿海“T ”型經濟發展戰略帶結合部和東西大動脈長江航道與南北大動脈京滬鐵路的交匯點，水路距長江入海口437 公里 。南京沿江地理位置優越，有鐵路、公路、水路、航空、管道等五種集疏運方式。水路外通海洋，內聯長江及眾多支流和京杭大運河；鐵路主要由津浦、滬寧、寧銅、寧贛、寧西、寧啟多條鐵路干線與全國鐵路網溝通；公路主要包括滬寧、寧杭、寧高、寧馬、寧洛、寧連、寧通等高速公路和104、205、312、328等國道以及多條省級公路；管道主要有魯寧管線、甬滬寧管線、儀長管線；航空可通過南京祿口國際機場與各地相連。優越的自然條件，獨特的地理位置，使其成為運輸網絡中重要的一環，具有十分有利的競爭優勢。南京港已成為我國華東地區及長江流域江海換裝、水陸中轉、貨物集散和對外開放的多功能江海型港口，是上海國際航運中心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國家綜合運輸體系的重要樞紐和沿海主要港口之一。2009年南京港內河碼頭全年共完成吞吐量788.9萬噸，其中，出港178.4萬噸，進港608.5萬噸；與2008年相比，2008年吞吐量共計887.9萬噸，其中出港31.1萬噸，進港856.8萬噸。同比總量下降12%。南京港2009年長江碼頭全年共完成吞吐量1.21億噸，其中出港 0.52億噸，進港0.69億噸，與2008年相比，同比增長9%，我市港口業繼續又好又快地發展。

宋元時期海上絲綢之路開辟的原因和條件

宋元：對外交往進入頻繁時期，海外貿易發達。對外交往東達朝鮮、日本，西至阿拉伯半島和非洲東海岸一些國家，南宋的外貿所得，在財政收入中占重要地位。元朝時大都是聞名世界的商業大都市。意大利人馬可•波羅來華居住十多年，著有《馬可•波羅游記》。

宋朝西北陸路交通受阻，加上政府經營困難，所以對外貿易都較之歷代進取，其可說得上是當時世界外貿最發達的國家。《宋史：食貨志》所謂“東南之利，舶商居其一”。由此看來，當時對外的商業買賣活動在南方較為蓬勃。

1.經濟的發展，是海上絲綢之路形成的基礎

秦始皇統一六國后，政治上安定，經濟上實行貨幣、文字、度量衡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對秦朝的生產發展和科技交流起到極大的促進作用。但由于實行殘暴的統治，秦朝只存在了短短十四年。針對秦朝的弊政，漢初統治者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推行“休養生息政策”，將農桑視為一切之本，大力扶持和發展農業。伴隨著漢代農業的飛速發展，漢代的紡織業也得到了顯著發展，官營、私營紡織業這時皆已頗具規模。在農業和手工業高度發達的條件下，出現了商業的勃興。漢王朝穩定的社會環境、發達的水陸交通，促進了各地經濟、文化更加便捷、迅速地交流，為地區性、全國性商品市場的形成創造了條件，為海上絲綢之路的形成打下了重要的物質基礎。

2.航海技術的發展，為海上絲綢之路的開辟提供了保障

首先,中國在燧人氏時代就已經開始木筏時代，戰國時期,以櫓槳驅動的樓船為代表，中國戰船的性能已逐步趕上和超過了當時的地中海國家；兩漢時期引入風力作為船的驅動力，當時的帆船已有槳、櫓、錨、舵、帆、水密隔壁等設施，可以在海上遠航[1]。其次，中國很早就以風作動力，用帆助航；東漢時，利用季風航海已有文字記載，把每年梅雨后出現的東南季風稱為“舶風”。唐、宋以后，利用季風航海十分廣泛。另外,在獨木舟時代，航海者們就已經懂得觀察日月星斗來確定方向對；此后中國人發明了指南針并將其用于航海。指南針帶來的新航線更加快捷方便，貿易成本大大降低，地球突然之間被縮小了。

依靠先進的航海技術，自漢武帝時代起，中國商人就在南中國海開辟了海上絲綢之路。這些帆船從廣州或北海出發，最遠到達羅馬帝國區域，主要運送絲綢、珠寶、香料、礦物等大宗貨品。從技術上來說，明朝初期鄭和耀武揚威的航海工程集中了中國造船和航海技術的最高成就，包括羅盤、計程法、測深器、牽星板、針路和海圖等。

3．陸上絲綢之路發展斷斷續續，存在諸多不足，促使了海上絲綢之路的形成

4．古羅馬人積極探索海上貿易之路，推動了海上絲綢之路的形成

海上絲綢之路既是中國本身政治、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也是東西方需求加強聯系的產物。我國絲綢傳入古羅馬以后，迅速受到了古羅馬人的喜愛，古羅馬對中國絲綢的需要量越來越大；但古羅馬與東方的陸上貿易一直存在障礙。在不能打通陸上絲綢之路的情況下，古羅馬只能尋求開辟從海上進行絲綢貿易的通道。到公元前1世紀時，古羅馬征服了地中海地區并發現了利用季風進行航海的規律。古羅馬人對海上貿易之路的積極探索，有力地推動了海上絲綢之路的形成。劉佐泉在《海上絲路始發港及其文化意蘊》一書中寫道：“羅馬商人從埃及的江海古港邁奧霍穆揚帆出海，每年發船百余艘，遠航印度洋，東抵印度的馬拉巴海岸和蘭島（斯里蘭卡），在印度港口，中國、印度、波斯和羅馬的商人們交易貨物。中國人主要以絲帛為大宗商品，換取香藥、象牙、珠寶、犀角之類的貨物；羅馬商人則將絲綢之物運往紅海港口，再用駝隊馱運到尼羅河，然后溯河到埃及的亞歷山大港，亞歷山大港是地中海的轉運中心，從這里又運往羅馬帝國的安都城（今土耳其的安塔墓亞），再和橫貫亞洲大陸的絲綢之路西端聯結了起來。”

我國古代最大的港口是哪里？

當然是福建泉州港。

泉州港，又稱”刺桐港”，位于中國福建省泉州市沿海港口，泉州港已有1500多年的歷史，是中國古代著名的海外交通的重要港口之一。泉州的歷史就是一部港口史。

泉州港是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之一，是中國古代一個重要的對外貿港口，它在宋元時期曾成為”世界最大港口之一”，以”東方第一大港聞名于世”。 泉州古港包括泉州灣東北面的崇武港，泉州灣的蚶江港、石湖港，后渚港、洛陽港，深滬灣的祥芝港、永寧港、深滬港、福全港，圍頭灣的圍頭港、金井港、東石港、安海港、石井港，湄洲灣的蕭厝港、斗尾港。合稱三灣十二港。在上述各港中，以后渚港最靠近泉州市府，水陸交通極為方便，是泉州港重要對外交通貿易港口。

唐、五代及以前

八王之亂以及永嘉之亂后，中原地區的人口和生產資料加速南遷。促進了南方地區的繁榮。河洛人來到泉州，到了海岸邊，把這里命名為洛陽。晉人到了這里，因為感念故國，就把當地不知名的河流叫做晉江。早在公元6世紀的南朝，印度僧人拘那羅陀于陳武帝永定二年（558年）和陳文帝天嘉六年（565年）兩次到泉州，在泉州西郊九日山上翻譯《金剛經》，后由泉州乘船到棱加修國（今馬來半島）和優禪尼國（今印度）。隨著中國南方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泉州港的海外交通日益繁榮。

唐代，泉州、廣州和揚州等，并稱為中國對外貿易的大港口。唐王朝特在泉州設參軍事，管理海外交通貿易事宜。唐代來泉州貿易的外國商人主要是阿拉伯和波斯人，還有東南亞以及印度、埃及、日本、朝鮮等國家和地區的人。7世紀初，阿拉伯正式派遣使節來中國，隨后來者日多。《海關稅務紀要》說：”唐，置市舶提舉司于杭州、泉州諸良港。”陳燦《中國商業史》說到具體年份：”至武后時（按684-704年），阿拉伯人經商于廣州、泉州、杭州諸良港恒數萬。唐置市舶司，所征關稅幾為歲入大宗。”當時泉州港也因”南海蕃舶”常到，而”島夷斯雜”，出現了”市井十州人”的盛況。為了表示對外商的關懷，唐文宗大和八年（834年），特下令保護廣東、福建的外商，規定”除舶腳、收市、進奉外，任其來往通流，自為交易，不得重加率稅”。

兩宋時期

兩宋時期，泉州海外交通、貿易空前繁盛。泉州港被譽稱為”世界最大貿易港”之一而馳名中外，與埃及亞歷山大港齊名。歷史上泉州的絲綢、瓷器與銅鐵制品工藝先進，質量上乘，享譽海外。宋元祐二年（1087年），泉州設立市舶司，嗣后又設來遠驛，以接待貢使和外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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