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宋代海外貿易繁盛的原因有哪些(宋朝經濟繁榮的表現和原因準確答案)

bsp;  2.4.1、宋朝時期，科技得到巨大發展

      宋朝可謂是中國有史以來科學技術最強盛的朝代，也是最重視科技的朝代。宋朝是當時世界上發明創造最多的國家，也是中國為世界貢獻最大的時期。中國歷史上的重要發明一半以上都出現在宋朝，典型代表就是四大發明，而這四大發明中，有三大發明(活字印刷術、指南針、火藥)肇興于宋朝，并開始得到大規模實際的運用。

      指南針在北宋已普遍使用于航海。沈括《夢溪筆談》記載了羅盤儀構造的基本原理，南宋時的海船已普遍裝上精確的羅盤針來導航，這些商船頻繁遠航于阿拉伯、印度、東南亞、日本、朝鮮以至東非等廣大地區，使宋朝的航海業遙遙領先于整個世界。活字印刷術的發明在世界文化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夢溪筆談》記載了北宋平民畢_發明了膠泥活字印刷術，“若印數十百千本，則極為神速”，極大地提高了印刷業的效率。活字印刷術的發明使得宋代印刷出版業空前繁榮，極大地加速了文化的傳播與交流，推動了中華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飛速發展，其影響之深遠難以估量。火藥的發明雖然在中唐已有記載，但其_泛使用卻在宋代。滅南唐時，宋軍已開始使用火炮、火箭。南宋中晚期出現的突火槍，成為近現代管形火器的先驅。在世界兵器史上，火藥和火器的使用同樣是劃時代的事件，而且“對仁義的宋人來說，火藥和火器的采用決不是一種暴力行為，而是一種工業的，也就是經濟的進步(恩格斯語)

      ”。

      2.4.2、宋朝農業生產力水平大大提高，產量得到大大提高，可以說發生了綠色革命

      生產工具方面:唐代出現的曲轅犁到宋代有了更為廣泛的使用，且有了部分改進。踏犁、秧馬、水車、彎鋤、鐵耙等新型農具的大量運用，極大地提高了勞動生產效率。水利建設方面:北宋時期修復舊渠。宋神宗時期，在王安石變法中的農田水利法的刺激下，各路官員積極籌劃水利建設，全國掀起了一個規模空前的農田水利建設高潮，農業水利大發展保障了農業的穩定發展。江南地區逐漸形成了穩定的稻麥輪作的一年兩熟制，有些地方形成一年三熟制，極大地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北宋時宋真宗從占城引進耐旱、早熟的稻種，提高畝產量。從單位面積產量看，宋代一般畝產量為二石，這在唐代則是高產量;宋代兩浙路畝產量達五、六石或六、七石，則為唐代畝產量的兩三倍、戰國時代的四五倍以上。這個畝產量同明清時代這一地區畝產量相比，也相去無幾。

      2.4.3、手工業方面，生產技術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諸如煤炭采掘業巨大的規模，煉鋼工藝中百煉鋼的推廣，冶銅工藝中膽銅法的發明，紡織工藝中腳踏紡車的推廣和軸架整經法的使用，造船工藝中水密艙的發明，造紙業中竹莖等硬纖維軟化技術的成熟。兩宋時期是我國古代史上成就最大、進展最訊速、對后世影響最大的一個技術進步時期，不僅超過漢唐盛世，而且為此后的明清所不及。

      由于宋朝統治者采取了與以往不同的政治經濟政策，另外，宋朝科技、生產力水平大大提高，使得宋朝經濟空前繁榮，大大超過前代，顛覆了以往的“弱宋”形象。宋朝是中國歷史上經濟最繁榮、科技最發達、人民生活最富裕的朝代。無怪乎，英國著名歷史學家湯因比曾說:“如果讓我選擇，我愿意活在中國的宋朝。”

兩宋商業空前繁華的表現有哪些?原因?

兩宋時期，我國的商業空前繁榮，表現為：

①宋代的“市”突破了原先空間和時間上的限制。

②海外貿易發達，商品遠銷東亞、南亞、西亞及東歐和北非等地。

③河南開封、浙江杭州是商業繁盛的大都市。

原因：

①結束了唐末五代長期的割據局面，加強了中央集權。

②兩宋政府實行了許多發展經濟的積極措施，對工商業也采取了極為開明的鼓勵政策，促進了農業、手工業和商業的發展。

③由于絲綢之路受阻，經濟重心南移，為增加政府收入，兩宋政府鼓勵對外貿易，實行對外開放。

④造船、航海、指南針等科學技術的進步，為海外貿易提供了物質條件。

指南針對宋朝海外貿易繁盛的影響

1、從國內情況看，宋代南方經濟迅速發展，我國經濟重心南移，著成為宋代積極發展海外貿易的基礎。

2、從國際環境看，唐中期以后，阿拉伯商人不斷向東部開辟商路，越來越多地出入于我國的沿海口岸。著就從客觀上為兩宋的對外經濟交流創造了一個有利的國際商業環境。

3、從兩宋政府的政策來看，都積極支持商人開展對外貿易。

4、從技術條件看，當時造船技術的提高，指南針在航海上的使用，以及對風向的認識和利用等，這些航海技術的進步，是宋代海外貿易興盛的重要原因。

5、從地理條件看，自唐朝安史之亂后一直到宋朝，吐蕃、契丹、黨項、女真等少數民族相繼興起，控制了西北的河西走廊一帶，唐宋王朝因此與西亞、歐洲各國的陸上聯系受到阻礙而中斷，東南亞的海路成為宋王朝對外交往的必然選擇。

擴展資料：

指南針的發明至早不逾于宋代，此種觀點在其一系列的研究成果都有所體現。如在《司南、指南針與羅經盤(上)》一文中所述：“自周末至李唐，古人所稱述之‘司南’或稱‘指南’為一種辨別方向之儀器，其物便于攜帶及測驗，宛如指南針之用矣。

王振鐸認為在唐朝已經出現了便于攜帶的類指南針儀器，但絕不是指南針。王振鐸把此種物件看作是指南針的過渡形式。王振鐸未明確論斷指南針發明的具體時問，由于缺乏材料，出于科學嚴謹性方面考慮，所以未輕易論斷。

他在《司南、指南針與羅經盤(中)》中說：“(指南)魚法固早于(指南)針法約半個世紀，然此二者先后相互之關系，仍有待史證之發現而說明也。”

正是在此情況下說的。另外，在同一篇論文中又說：“中國古代，藉縫紉之鋼針，經人工傳磁，而成人造磁體之指南針，其史證之發現，至今尚未見有早于十一世紀以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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