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對外貿易政策的案例及分析(盛斌中國對外貿易政策的政治經濟分析)

貸款，國際金融機構貸款，國際金融市場貸款和出口信貸。

3．跨國公司的母公司所在國稱為跨國公司的母國，子公司的經營所在國稱為東道國。

4．從跨國公司與對外直接投資的關系來看，對外直接投資是跨國公司形成的物質基礎，跨國公司則是對外直接投資的載體。

5．服務貿易在GATT烏拉圭回合談判中被納入談判議題，于1994年簽定了服務貿易總協定，簡稱GATS。

1．對外貿易政策由對外貿易總政策，國別(地區)政策和進出口商品與服務政策構成。

2．對外貿易政策的基本類型有：自由貿易政策，保護貿易政策和協調管理貿易政策。

3．重商主義者認為金銀是財富的惟一形態，財富來源于流通領域。主張采取保護貿易政策來發展對外貿易。

4．19世紀工業革命時期，英國和法國主張實行自由貿易政策，而與此同時，美國和德國則主張實行保護貿易政策，其代表人物是漢密爾頓和李斯特。

5．特別附加稅包括反傾銷稅和反補貼稅。

6．征收關稅的方法主要有從價稅，從量稅，混合稅和選擇稅。

7．進口配額制主要分絕對配額和關稅配額。

8．“自動”出口配額制是出國在進國的要求或壓力下，“自動”規定一定期限內某些商品的出口配額。

9．進口許可證分為公開(一般)許可證和特種進口許可證。

10．自由港和自由貿易區以發展轉口貿易取得商業收益為主，是面向商業的；出口加工區則是面向工業。

11．根據關貿總協定規定，征收反傾銷稅不得超過傾銷額。

12．普惠制的特點是普遍性，非歧視性，非互惠性。

1．關貿總協定（英文縮寫為GATT）是1947年在日內瓦簽訂的國際多邊協定。

2．關貿總協定至今已完成八輪談判，前五輪談判的主要議題是關稅減讓，肯尼迪回合首次涉及非關稅壁壘。在東京回合達成反傾銷稅，反補貼稅等協議，并給予發展中國家以普惠制。

3．世貿組織首次將服務貿易，知識產權和投資措施納入多邊貿易體制之中，比關貿總協定僅涉及 商品貿易的范圍廣泛。

4．世貿組織協定（英文縮寫為WTO）于1994年4月15日在馬拉喀什召開的部長級會議上通過，并采取“一攬子”方式和“單一整體”形式加以接受。

5．WTO扭轉了GATT在特定“敏感”領域的保護政策，如農產品，紡織品和服裝等。

6．關貿總協定對戰后國際貿易發展起到了一定促進作用，在歷次談判中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得利較多。

7．世貿組織的最高權力機構是部長會議。總理事會可隨時召開會議以履行其解決貿易爭端和審議各成員貿易政策職責。

盛斌中國對外貿易政策的政治經濟分析

崇尚自由貿易政策的純貿易理論與現實中的貿易干預和扭曲政策之間形成鮮明的反差，近年來發展起來的貿易的政治經濟學理論將公共選擇的分析范示引入傳統貿易理論，從政策決策過程的角度去探求貿易扭曲政策存在的真正原因，這一貿易政策內生化的理論增強了人們對

作為公共政策形式之一的

貿易政策的“科學”認識。

本文利用國際貿易政治經濟學的方法論和概念框架分析中國對外貿易政策制定的政府行為、決策過程和制度約束，考察的對象包括貿易發展戰略、進口和出口貿易政策體制、貿易自由化進程以及中國的多邊、地區和雙邊貿易關系，并以中國工業行業的保護結構為重點研究中央政府、利益團體、公眾和世界貿易體系對貿易政策決策的影響。本文的根本目的并非著重于提出中國貿易政策的最優方式，而是在于如何認識和理解其貿易政策的產生和實施過程。

本文共分為九章。第一章為導言，闡述寫作的背景、主題、目的和篇章結構。第二章文獻評述從貿易的政治經濟學的問題的提出出發，對近十多年來該領域理論研究和實證研究發展的脈絡進行了總結，并對不同分支研究的基本觀點、基礎模型、方法論、技術特點和結論進行了比較和綜合性的學術評論。第三章首先利用政治學理論中結構—功能論和系統論的方法勾畫出中國經濟政策決策的一般政府過程框架，并結合中國政治體制的特點對框架中的不同環節進行了剖析，從而描述了中國經濟政策決策的宏觀政治制度本質、特征以及中國經濟改革的政治經濟學，為分析貿易政策提供廣闊的時空背景。

第四、五、六章首先勾勒和描述了中國貿易政策決策的總體框架結構，然后分別從國家目標和權威、利益團體和外國政府及國際貿易制度約束三個層面對中國貿易的公共選擇問題進行了詳盡的闡述，分析了它們各自的行為動機、行為方式和行為績效。其中涉及了大量的部門、政策和機構的案例分析，力圖從一個比較廣闊的視角來展現中國貿易政策決策和執行的現實情況。

接下來的兩章將分析的重心集中于貿易保護的政治經濟問題，這是對該領域實證研究在中國的一個擴展。在第七章中構造了適用于民主集中政治體制下的理論模型，它吸收和借鑒了第二章理論文獻評述中的某些技術。在此理論基礎上，第八章利用計量回歸模型結合實際數據（作者建立的統一分類標準的

3年36個工業行業的數據庫）對中國工業貿易保護結構的政治經濟決定因素進行了實證檢驗，在統計上檢驗了第四至六章描述性分析的真實性和顯著性。

最后第九章總結了本文的主要觀點和結論，并就進一步擴展和深化對中國貿易政策政治經濟學研究的若干問題進行了初步的探討。

通過對中國個案的分析和考察，作者得到以下主要結論：

（一）在“依存市場的權威主義”和“國家戰略主義”的制度下，政府目標和國家利益是中國對外貿易政策制定和實施中所考慮的首要因素，其基本理念包括貿易發展規劃、貿易控制、貿易發展戰略、產業政策、維護國家經濟安全和保障國際收支平衡等。概括地說，政府通過貿易發展規劃引導貿易的數量、質量和結構的變化以促進經濟增長和工業化，并注重獨立自主和自力更生的原則；通過審批外貿經營權和核定商品目錄的“氣塞”效應實現對貿易的控制，但這種特別而嚴厲的限制的程度正在減緩；貿易發展戰略已經從最初計劃體制下的進口替代演變成為目前的貿易自由化階段，并獲得了良好的經濟績效，在過渡時期政府采取了“受保護的出口導向”戰略以減少既得利益對改革的反對，今后在貿易自由化進程的同時適時適度地采取戰略貿易政策以發展重點產業或高科技產業可能是較好的選擇；在“非中性”的產業政策體系中，貿易政策扮演著重要的保護支柱產業和幼稚產業發展的功能，但這似乎并沒有起到預期的效果，反而導致了更大程度上的經濟扭曲；維護國家經濟安全和保障國際收支平衡也是中國官方在貿易政策決策時考慮的因素，前者特別針對競爭力較弱而又對政治、經濟和社會的宏觀穩定有舉足輕重影響的農業和金融服務業，而后者主要為了節省稀缺性的外匯資源和避免嚴重的沖擊失衡。

（二）政治民主化和經濟改革使中國社會中利益的多樣化逐步得到政府的承認和重視，并且可以通過正式和非正式的渠道和機制進行利益表達。他們對貿易政策的影響比以前得到加強，其中中央行政機構和地方政府具有較

顯著的影響，體現了“代理主義”的作用，而國內

（三）世界貿易體系和國際集體行動對中國的貿易政策有非常顯著的影響。融入世界經濟體系，接受國際通行的慣例和規則，在承擔合理義務的同時享受外部市場準入的權利符合中國建立市場經濟的總體目標。但這意味著中國必須面對和承受其他貿易伙伴國家的壓力和要求，包括貿易摩擦和爭端，這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即：中國在加入以法規為基礎的GATT/WTO多邊體制框架中的談判；中國在APEC區域貿易組織內的復邊協商和貿易自由化進程；中國與主要貿易國之間的雙邊貿易爭端與解決，特別是中美貿易關系。而外國政黨的對華戰略、外國政府貿易政策的基本理念、利益集團乃至公眾的各種要求和觀念將通過這些渠道影響中國的政策決策過程。外部壓力和制度約束對中國貿易政策決策的影響是雙重的。一方面，貿易改革的日程、幅度和速度必須跟上國際集體行動的步伐，另一方面，政府也希望通過參加多邊或區域貿易協定來推動國內的經濟改革，以“鎖定”的方式保持改革政治上的可預見性和可信性，當然這種對外承諾對于中國來說必須是建立在“可接受”的公平的基礎上的。

企業海外投資案例+分析+啟發

海外投資是一項高風險的事業，在選擇投資項目及并購企業時，企業應當樹立明確的風險意識。

在各類風險中，政治風險是中國企業，尤其是在美國和歐洲的中國企業必須要經受的一種考驗。從聯想的并購案到海爾和中海油的并購案，稍微上點規模的并購項目，只要并購方是中國企業，往往就要觸動一些美國政客的“國家安全”神經。可以說，遏制中國和禁止中國企業染指美國重要產業，壓倒了美國政府一向倡導的所謂市場經濟公平原則。

再者，中國企業跨國并購的方法也亟待提高。一般來說，中國企業海外收購除了要面對一定的政治風險外，還存在著另外三個方面的風險：

一是門檻高，國外市場競爭更加激烈；

二是國外監管力度更加嚴厲；

三是信息披露的透明化，國外上市公司要隨時向社會公布公司的運轉情況，而國內公司在這方面做得還很不夠。

《世界經濟黃皮書》還提醒，并購不是目的，中國企業要有能力做好事后的整合。導致企業最終并購的失敗可能有多種原因，如在并購前過高地估計了市場潛力，忽視了審慎調查的作用，過分強調財務報表的完美，等等。對于許多并購案例來說，失敗的最根本原因是并購后的整合不力。

例如，在2005年半年報表中，在海外都有過大手筆收購業務的京東方和TCL兩家企業均宣布發生巨額虧損，其中，京東方虧損近10億元，TCL虧損近7億元。總結兩家公司的教訓時不難發現，雖然海外收購迅速擴大了企業規模，但卻應了那句老話：大不一定強。完成收購后這兩家公司都存在與被收購企業在品牌、技術、生產與企業文化等各方面的整合問題。整合不力直接導致了企業海外經營陷于困境，同時還將母公司拖入虧損的泥潭。

因此，從整體上看，中國企業的海外投資事業是必然趨勢，但具體到某一家企業，不切實際的追求跨越式發展而又不具備一定的國際投資經驗，其面臨的風險將是巨大的。

由于各個企業自身的條件、所處的行業及實行的戰略不同，因此企業“走出去”的方式方法千姿百態，創造出了多種行之有效且獨具特色的海外投資模式。

一、建立海外營銷渠道投資模式

建立海外營銷渠道投資模式，指的是我國一些企業進行海外投資的目的并不是在東道國設立生產基地或研發中心，而是要建立自己的國際營銷機構，借此構建自己的海外銷售渠道和網絡，將產品直接銷往海外市場，減少中間環節，提高企業的盈利水平。據商務部統計，截至2003年底，境外貿易性企業占境外企業總數的55%，這些貿易性企業中有相當數量是國內主辦企業的海外營銷機構。這說明到目前為止，建立海外營銷渠道投資模式是中國企業海外投資最主要的模式。

中國最大制藥企業三九集團的海外投資基本上屬于這種模式。三九集團的制造基地和研發中心等均在國內，海外公司主要是營銷機構。自1992年以來，三九集團先后在香港、俄羅斯、馬來西亞、德國、美國、南非、新加坡、日本、中東地區等十幾個國家和地區設立了營銷公司。這些營銷公司作為三九集團在海外的窗口，擔負著讓這些國家和地區的消費者了解三九產品，開拓三九產品海外銷售市場的重任。海外營銷公司的發展壯大，使三九集團產品的市場由單一國內市場逐步演變成為全球性市場。另外，福建福耀集團、天津天獅集團、中糧集團、中化集團和中技集團等企業的海外投資也主要是為了建立本企業的海外營銷網絡，也屬于建立海外營銷渠道投資模式。

從目前情況看，中國企業建立海外營銷渠道具有其優點和制約條件，其中優

很赞哦!（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