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對外貿易政策的歷史演變歷程(中國目前的貿易政策)

力弱的一方必然在國際上受制于強國。條約通商貿易體制的確立在很大程度上使中國喪失了主權獨立，使中國的商品市場被納入由英國構建的西方世界經濟體系：在各口岸設立的外國稅務司，職位與中國的海關官員相同，但事實上掌握著更大的權力；原先的公行制度廢除后，各口岸一時洋行甚眾，在中國的對外貿易中占據統治地位，它們通過支配和控制買辦階層來開展在華進出口貿易；在關稅征繳方面，英國進出口貨物應繳納的稅率須由雙方議定，即協定關稅。英國對華輸出商品的稅率，總體上“值百抽五”，其中棉花、棉紗、頭等和二等白洋布、本色洋布、斜紋布等平均稅分別定為5.56％、5.56％、6.95％、5.56％、5.56％、6.01％，只相當于鴉片戰爭前的中國自定稅率的1/4，這對于以出口初級產品為主的中國損害極大。由于英方不同意，清政府始終未能自主調整自己的海關稅率。更為嚴重的是，英國等列強還享受較大的治外法權，各通商口岸皆準許英國派軍艦一艘駐守，保護英商對華貿易，此后更發展為在許多中國口岸設立租界。五個口岸城市均地處東南沿海，為清朝內外交通的要道，且多為歷史文化名城，商賈繁昌，是自古兵家必爭之地，控制這幾個戰略要點不僅能夠在這些富庶區域開辟市場以獲取顯著的經濟收益，而且占據了能夠發揮自身強大的海軍優勢、從海洋進攻大陸腹地的軍事跳板；更深層次的影響還在于，這些口岸素有開放貿易的傳統，民眾也被認為更易“歸化”，在中西文化交匯中更易接受西方“自由貿易”等代表資本利益的價值觀念，更易將西方的市場交換規則移植至東方農本經濟的體系中，進而傳播并敦促東亞國家效仿“日不落帝國”樣板的輝煌與發展道路。有學者指出，國家層面的領導權，是一個支配國引領多個國家組成的體系向預期的共同利益方向發展，這導致支配國領導權和財富分配權的膨脹，從而大大降低了軍事征服成本。

英國在條約通商體制下獲得了驚人的利益，但這一利益主要通過鴉片貿易而取得。《南京條約》生效后，英國商品蜂擁至中國，對華出口總量和貨值陡然增長。1842年為96.9萬英鎊，此后連續增長至1845年的239.5萬英鎊[5]721-722。英國商人無視中國市場的實際需求而傾銷各種商品，甚至包括鋼琴和吃西餐用的刀叉，最終導致英國商品在華滯銷嚴重，對華出口從1846年起呈現連年下降的趨勢，同時由于江南大部分富庶地區尤其是長江下游的河運網為太平軍攻占，各口岸無法開展正常的國際貿易，1854年曾跌到100萬英鎊。而《南京條約》第4款規定“以洋銀六百萬圓償補”鴉片販子，相當于變相糾正禁煙銷煙的“過錯”，承認鴉片貿易的合法地位；1858年《通商章程善后條約》明確規定了鴉片進口稅率及交易范圍，意味著鴉片貿易為合法貿易。資料顯示，英國對華鴉片貿易數量連年攀升，1842年為33508箱，1845年為39010箱，1849年為43075箱，1852年為48600箱，1853年為54574箱，1854年為61523箱，1855年為65354箱[25]626。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之后4年，英國出口中國的商品占中國進口商品的7/8。但從商品結構來看，1870-1890年間，中國每年進口的鴉片價值約800～1200萬英鎊，是最大的單項進口貨物[14]252、249，“英國政府在印度的財政，實際上不僅要依靠對中國的鴉片貿易，而且還要依靠這種貿易的不合法性。

客觀上分析，條約通商體制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以口岸為中心的近代區域市場的發展和近代市場關系的形成。盡管各口岸均是傳統的地區商業中心，但這些地區的商業繁榮是建立在封建農本經濟的小生產基礎上的，而一口通商與公行制度更是束縛了中國對外貿易的發展。條約通商體制的形成，確實在國人的觀念和傳統貿易體系中出現了基于市場的商品生產、商品交換關系和工商經濟，在行會組織的基礎上產生了適應生產力發展的市場秩序與貿易規則，進而為近代民族資產階級的產生和近代產業工人的儲備創造了條件。

條約通商體制對近代中國的深遠影響，不僅在于對制定該條約主導權的控制體現了崛起的英國霸權的利益和意志，成為其攫取和維護自身利益的工具——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理論認為，一國在獲得霸權地位后，即開始奉行自由貿易政策，這是因為霸權國占有最領先的技術，最具比較利益的優勢，是最具成本效益的生產國，因而也就成為國際經濟體制中自由貿易的最大受惠國；而且在于該條約標志著經濟意義上的朝貢貿易體系解體的契機已經來臨，盡管該條約及1844年的《中法黃埔條約》屬于雙邊條約，但經過以后的《中日馬關條約》等擴展，條約通商的關系具有了多邊的性質，并且亞洲國家間也開始簽訂一些通商及友好條約，從根本上改變了朝貢貿易體系的制度框架，開始演變為條約通商體制；更重要的是，作為近代中國的第一個不平等條約，該條約深刻地動搖了清王朝在東亞體系或東亞國際秩序中的主導地位，開始越來越多地受到來自體系內外的挑戰，長期以來維持東亞體系的國家之間的等級秩序走向瓦解，國內傳統的經濟秩序與原有的社會生活遭到重大挑戰和破壞，包括“中國在戰爭失敗以后被迫付給英國的賠款、大量的非生產性的鴉片消費、鴉片貿易所引發的金銀外流、外國競爭對本國工業的破壞性影響、國家行政機關的腐化”等，迫使封建權貴資本集團的部分先進分子開始思索探求社會變革之路。恰如歷史學家柯文（Paul A. Cohen）所言，19世紀的中國“是一個長期以來自身經歷著重要變化的中國，一個充滿最基本的矛盾與沖突的中國。

四、結論與啟示

“近代化的核心是資本主義化”，條約通商體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的機器大工業的要求，反映了一些以市場交換為基礎的國際貿易的普遍規則，對近代中國的市場發育、近代民族工業的誕生具有一定的推動作用。然而，西方霸權國家通過主導和控制市場規則的制定權，動輒使用武力或武力相威脅，迫使落后國家接受和遵從其設定的“游戲規則”，無視落后國家關于變革不合理的國際經濟秩序的合理要求，“合法”地控制和把持著世界財富分配權，從來就沒有改變過。

中國目前的貿易政策

對外貿易政策有自由與保護之分，縱觀各國對外貿易政策的歷史，基本上都經歷了由保護到自由再到保護的過程。中國外貿政策的發展演變過程也始自保護貿易政策。隨著經濟的發展和國際經濟環境的不斷變化，中國對外貿易政策在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存在不同的特點，理論依據也在不斷地更新，具體的貿易措施在不斷改進和完善，對外貿易的國別和區域政策開始逐漸得到重視。

根據經濟發展階段以及面臨的國內外形勢的不同，中國的對外貿易政策劃分為四個階段：(1)1949-1978年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國家統制型的封閉式保護貿易政策；(2)1978-1992年改革開放后有計劃商品經濟體制下的國家統制型的開放式保護貿易政策；(3)1992-2001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入世前具有貿易自由化傾向的保護貿易政策；(4)2001年中國正式加入wto后的逐漸與wto規則相適應的規范的公平與保護并存的貿易政策。

一、建國后改革開放之前的國家統制型的封閉式保護貿易政策（1949-1978年）

1949年9月通過的政協會議共同綱領規定，中國對外貿易政策是“實行對外貿易的管制，并采用保護貿易政策”，明確指出中國對外貿易政策的保護傾向。同時，由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對中國的經濟封鎖和禁運政策，使得自力更生和自給自足成為中國發展經濟的指導思想。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下，中國選擇了在資金短缺的經濟中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工業化戰略，使對外貿易成為調劑余缺的手段，對外貿易政策的目標就是換取進口必要機器設備所必須的外匯，基本上忽略了對外貿易的效率原則。

在這個階段，中國執行的是國家統制型的封閉式保護貿易政策。具體而言，在對外貿易體制上建立了傳統的“高度集中、獨家經營、政企合一”的形式，完全由政府來取代市場進行資源配置；在政府的對外貿易管理手段上，基本以行政計劃為主，主要靠計劃和數量限制來直接干預進出口，不參與世界性的貿易組織，很少進行雙邊經濟貿易合作（除了早期與蘇東國家之間的經濟來往）；同時對外貿易的目的主要是創匯，為滿足必須的進口對外匯的需求，而采取人民幣幣值高估以及外匯管制的匯率政策（從中國對外貿易的數據來分析，人民幣幣值高估實際上鼓勵了進口，抑制了出口，導致建國后20年中出現進口贏利，出口虧損的局面）。

在對外貿易戰略方面，中國此時基本上采取的是“進口替代”戰略。在1960年之前選擇的進口替代行業基本上是重工業，這與中國當時的工業化戰略是相輔相成的，隨后才開始有計劃地引進部分基礎工業。但是，與拉美國家的經歷相同，完全的進口替代政策也導致國際收支狀況日益惡化，外匯收不抵支；引進的技術和設備消化吸收不良；企業缺乏發展的動力，即使是先進技術設備的引進，一段時間后，又成為落后。

在此階段，政府也采取進行進出口管制、征收關稅、海關監管和商品檢驗等具體的貿易措施。制訂關稅政策的目的是“保護國家生產”和增加財政收入，保護國家生產就是用較高的關稅稅率加重進口商品的成本，以保護中國已有一定基礎的手工業和輕工業產品以及其它新興工業產品的正常生產和發展，不致遭受外來商品的競爭。

二、改革開放后有計劃商品經濟體制下的國家統制型的開放式保護貿易政策（1978-1992年）

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明確了對外貿易在中國經濟發展中的戰略地位和指導思想。由于經濟體制從嚴格計劃經濟體制轉向商品經濟體制，使得中國對外貿易政策開始變化。這一階段對外貿易政策的主要標志有兩個，一是1982年1月黨中央書記處會議，它為對外經濟工作確定了理論基礎和指導思想；二是1986年“七五”計劃的公開發表，為對外貿易戰略設計了明確的藍圖。此外，中國在1986年7月正式向關貿總協定(gatt)遞交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貿易制度備忘錄》，提請恢復中國在gatt的創始締約國地位。

根據外貿體制改革的力度，可以把這一階段區分為1978-1987年、1988-1992年兩個時期。前一時期是改革初期，對外貿易體制改革主要體現在下放對外貿易經營權，開始工貿結合的試點，簡化對外貿易計劃的內容，并實行出口承包經營責任制度。后一時期的對外貿易體制改革的重點則體現在外匯管制制度的放寬、出口退稅政策的實行、進出口協調服務機制的建立、開始鼓勵發展加工貿易。

對外貿易政策著重體現在獎出限入的政策上：(1)采取出口導向戰略，鼓勵和扶持出口型的產業，并進口相應的技術設備，實施物資分配、稅收和利率等優惠，組建出口生產體系；實行外匯留成和復匯率制度；限制外資企業商品的內銷；開始實行出口退稅制度；建立進出口協調服務機制等一系列措施。(2)實施較嚴格的傳統進口限制措施，通過關稅、進口許可證、外匯管制、進口商品分類經營管理、國營貿易等措施實施進口限制。(3)鼓勵吸收外國直接投資的政策，鼓勵利用兩種資源、兩個市場和引進先進技術。

比較優勢理論逐漸成為中國開展對外貿易的理論基礎。中國對外貿易國別結構和進出口的商品結構明顯地體現了這一點。中國出口的主要是勞動密集型產品，進口的主要是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的產品。與改革開放前相比，這一階段的對外貿易政策更注重獎出與限入的結合，實行的是有條件的、動態的貿易保護手段，因此稱此階段的對外貿易政策為國家統制下的開放型保護貿易政策。

三、入世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的有貿易自由化傾向的保護貿易政策（1992-2001年）

1992年10月后中國進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階段，對外貿易政策開始進行廣泛的改革。

中國在進口限制方面的改革包括：(1)對關稅政策進行調整，1992年1月1日采用了按照《國際商品名稱和編碼協調制度》調整的關稅稅則，并降低了225個稅目的進口稅率。其后進行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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