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對外貿易壟斷制(國家壟斷同盟在經濟上瓜分世界的依據是什么)

各國壟斷組織瓜分世界市場，是按資本、按實力進行的，它們簽訂的每一個協定都反映著協定參加者之間的實力對比狀況。由于資本主義經濟政治發展不平衡規律的作用，這種實力對比狀況是不斷變化的。一旦各國壟斷組織的實力對比發生變化，暫時達成的協定就會破裂，從而需要按照變化了的實力重新瓜分世界市場，因此必然會出現新的矛盾和更尖銳的斗爭。

資本主義各國最大壟斷組織通過協定結成的國際性壟斷集團。其目的在于控制生產規模，規定壟斷價格，壟斷原料來源，劃分投資場所，以保證獲取高額壟斷利潤。 國際壟斷同盟的產生是金融資本在國內建立壟斷統治基礎上進而對外擴張的必然結果。

隨著商品輸出和資本輸出的不斷擴大，各帝國主義國家的大壟斷組織，為爭奪商品銷售市場、有利的投資場所和原料產地，彼此斗爭激烈。勢均力敵的壟斷組織為了避免兩敗俱傷，暫時妥協，簽訂協議，從而形成國際壟斷同盟。

在世界經濟中，各國壟斷資本在爭奪國外的商品銷售市場、原材料產地和有利的投資場所中，展開著激烈斗爭。為了避免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兩敗俱傷，國際范圍內的最大壟斷組織就會在一定時期內謀求暫時妥協，簽訂各種國際性的協定或條約，劃分世界市場范圍，組成國際壟斷同盟。

19世紀外報在中國的壟斷局面是如何形成的

中國新聞事業歷史發展的第一階段，自1815年開始，至1895年結束，其最基本的特點是：近代報刊因外國傳教士傳播福音的需要而在中國誕生，鴉片戰爭后在外國商人等各色人等的共同努力下“漸行于中土”（王韜，2002：p171），其中商業性報紙發展為報業的主流。但是，直至十九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中國報業市場與輿論陣地始終為外報所壟斷。

以1815年為中國新聞事業的歷史起點，其依據是《察世俗每月統記傳》的創辦。1815年8月5日，英國基督教傳教士威廉· 米憐（William Milne）在南洋馬六甲發刊中文《察世俗每月統記傳》，以闡發基督教義為主旨。這份報刊雖然在南洋地區出版，但其創辦意圖并不是為了影響南洋人，也不是僅僅為了影響南洋地區的華人，而是為了影響所有的中國人，因而被新聞史學者認定為中國歷史上的第一份近代化報刊。戈公振認為，《察世俗每月統記傳》“是為我國有正式報紙之始”（戈公振，1927）。此后，雖有學者曾提出過一些異議，提出應以1833年8月1日在廣州發刊的中文《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或1822年9月12日在澳門出版的葡萄牙文《蜜蜂華報》為歷史起點，但都只是一家之言而已。然而，自1815年《察世俗每月統記傳》創刊至1839年禁煙運動發生前，外國傳教士雖然視近代報刊為其傳教的重要工具，但因當時的滿清封建王朝在思想文化上實行言禁政策而始終難成氣候，發展的步子極為緩慢，二十多年間僅出版過6份中文報刊。其中，在中國境內出版的僅有《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和《各國消息》兩份，前者出版5年但時斷時續，后者創刊半年即因禁煙運動興起而告終。這些外國傳教士主辦的中文報刊，在性質上都是宗教性的報刊，旨在向中國人傳福音，進行意識形態方面的宣教工作，雖然有不少介紹西方文化與知識性的內容，但就報刊應以傳遞信息為首要功能而言，似不能予這些宗教性報刊以過高的歷史評價。至于這一時期外國商人或傳教士在澳門、廣州兩地出版的10多份葡文或英文報刊，基本上是在華外人之間溝通信息、交流意見的媒介，對中國人、中國社會乃至中國報業的發展影響甚微，因而不足以構成一個獨立的歷史發展階段。1839年后，禁煙運動、鴉片戰爭接踵而至，近代報業的發展因時勢險惡而一度中輟，僅在澳門存有幾份外文報刊以作為在華外人之間溝通信息的工具。1841年1月香港為英國侵略者強占后，香港報業開始興起，其規模和影響立時超過澳門，但對中國人與中國社會的影響力還是極其微弱的。1845年，英文《中國叢報》（Chinese Repository）重回廣州出版，但并未能帶動廣州報業的勃興，其自身也在廣州孤軍奮戰7年后悄然停刊。

直至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后，在華外報才開始出現成規模、不間斷地向內地擴展的勢頭，外國人在華辦報活動的步子日趨加快。在華外報大發展的主要標志，一是中文報刊的復興與發展、特別是商業性中文日報的迅速發展。中文報刊的復興與發展，首先應歸功于外國傳教士知難而進的開拓精神，因為我國各地出現的第一份近代中文報刊絕大多數為外國傳教士所首創。例如，在香港，《遐邇貫珍》創刊于1853年，成為我國在鴉片戰爭后創辦的第一份中文報刊；在上海，《六合叢談》創刊于1857年；在寧波，《中外新報》創刊于1858年；在福建，中文方言、拉丁文拼音報刊《教會使者》創刊于1860年在福州創刊；在漢口，《談道新編》創刊于1872年；在北京，《中西聞見錄》創刊于1872年；在臺灣，中文方言、拉丁文拼音《教會新聞》創刊于1885年；在廈門，中文《廈門新報》創刊于1886年；……而且，這一時期外國傳教士創辦或主辦的中文報刊，包括《遐邇貫珍》在內，雖然在性質上仍然屬于宗教性報刊的范疇，但在宣傳內容上大多轉而以時事政治為主，包括著名的上海《萬國公報》。

但是，發展勢頭最迅猛、并最終成為報業發展主流和報業市場主體的，則是外國商人創辦的商業性中文日報。1857年11月3日，我國第一份中文報紙《香港船頭貨價紙》在香港創刊，初為英文孖剌報館出版的中文版，后改名為《香港中外新報》，1873年后改版為日報并脫離英文孖剌報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后，一批獨立創辦與出版的商業性中文報紙在上海、廣州、香港、天津等地先后問世，其中辦得最成功并成為當時商業性中文日報典范的是上海的《申報》，創刊于1872年4月。《申報》成功的經驗，一言以蔽之，就是中國人閱讀的報紙必須由中國人來辦。《申報》的創辦人美查（Ernest Major）雖然是個英國商人，但他明白這一道理，因而把編撰工作全部交給了秀才等中國文人。這些中國文人將我國固有文化和表達形式與西方新聞紙的形式和格調相結合，開創了一種具有中國特色、適合中國讀者需要的近代中文報紙風格。此外，商業性中文報紙之所以成為中國報業發展的主流，還在于它們注重經營與管理，使廣告數量與日俱增。

這一時期在華外報大發展的另一主要標志，則是在華外報網的建成及其對中國報業市場與新聞輿論陣地的不斷蠶食并最終形成了全面壟斷的局面。六七十年代后，隨著外國商人、傳教士以及其他人士的深入各地，在華外報由南向北、由東向西不斷擴展，至九十年代維新運動興起之前，一個以上海為中心，以廣州、漢口、天津、香港、澳門等南北重要城市為基地，散布于8個省的14個城市的外報網絡基本建成。上海報業的發展，始于1850年8月英文《北華捷報》（North China Herald）的創刊。上海之所以能夠發展成為中國的報業中心，首先是由于外國人在上海的苦心經營。鴉片戰爭后，外國侵略者將上海作為其侵華重心，使上海迅速發展成為我國的工業、商業和對外貿易的中心，為上海報業發展打下了堅實的經濟基礎。其次，五六十年代發生的太平天國革命時期，太平軍攻占了上海周邊地區，導致大批有經濟實力和文化素養的中國人為避戰禍而進入上海租界地區，不僅進一步鞏固了上海報業發展的經濟基礎，還使上海中文報刊有了較大的讀者群。正因為上海有讀者群，因而上海出版的中文報刊才有可能發展成為全國影響最大的中文報刊，1872年4月創刊的中文《申報》成為當時中國商業性中文日報發展得最成熟的典型，成為所有中文報紙之楷模。

最后還必須提出來討論的是七十年代后悄然出現的國人自辦報刊。不少學者將這一現象的出現作為中國新聞事業發展的一個新的階段。但是，當時清政府實行“與己民則禁之，于他國則聽之”（陳熾，1987：22）的新聞政策，使國人自辦報刊在政府高壓下缺乏生存與發展的空間，根本不可能成為中國改變報業發展歷史進程的力量。最早出現的《羊城采新實錄》和《昭文新報》，在中國報業史上只是曇花一現而已。在上海出版的《匯報》（1874年創刊）和《新報》（1876年創刊）、在廣州出版的《述報》（1884年創刊）和《廣報》（1886年創刊）等國人自辦報刊，也都旋起旋輒，對中國社會、對中國新聞事業的發展產生的影響十分有限。而且，其數量也少得可憐，自七十年代初至九十年代維新運動興起前的20多年時間內僅出現過20種左右。（寧樹藩，1996：p113）唯一的例外是在香港出版的《循環日報》。誠然，這份報紙在中國早期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思想家王韜主持下，開創了以“立言”為宗旨、以政論為靈魂的民族報業的特色，雖在香港地區能與外報相頡頏，但不可能改變當時外報逐漸壟斷中國報業市場與新聞輿論陣地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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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對外貿易主權的喪失

面對列強入侵都以簽訂不平等條約而告終，使中國的對外貿易被資本列強所控制，喪失了獨立自主的主權地位，起不到保護民族工商業和協調發展社會經濟的作用。這是鴉片戰爭后清朝對外貿易的主要特點，也是舊中國半殖民地對外貿易開始的最主要的標志。

1．開辟通商口岸和租界制度

開辟通商口岸是當時資本列強對中國外貿保護政策的強烈沖擊。中國被迫開放的通商口岸已有34處之多，對外貿易出現喧賓奪主的局面。

2．“協定關稅”與海關行政權

關稅自主本是保護和發展民族經濟的重要主權。列強通過不平等條約奪得了“協定關稅”的特權，極大地方便了外國商人在中國牟取暴利；控制了中國海關，使中國喪失了對外貿易的行政權。

3．沿海貿易與內河航行權

沿海貿易與內河航行權都是涉及外貿主權，不允許外人染指。但列強獲得這兩項特權后以擴大其商品侵略。

4．領事裁判權

領事裁判權是破壞中國司法權的無理規定。這樣，走私、販毒、拐賣人口、賄賂官府等一系列明目張膽違背一般國際貿易準則的海盜行徑不能受到審判與懲戒。

5．片面的“最惠國待遇”

這危害中國主權的最主要的特權，它使中國變成了列強共同宰割的對象。被列強歪曲運用后，只從中國獲利，卻從不給中國優待。并從經濟領域擴大到政治領域，變成了“利益均沾”和“門戶開放”政策的理論依據。

上述歐美各國在中國奪得的種種特權表明：對外貿易完全喪失了獨立自主的地位，不平等條約已經給它打上了半殖民地烙印。

半殖民地對外貿易的形成

鴉片戰爭后，資本列強憑借不平等條約奪得的特權，以通商口岸、租界為據點，以協定關稅和領事裁判權為護符，通過沿海貿易和內河航行這兩個渠道，深入內地，傾銷商品，掠奪原料，進而走私販毒，掠賣人口，改變了舊中國對外貿易獨立自主的地位，形成半殖民地對外貿易的格局，其主要表現特征有以下一些：

1．買辦階級的產生：即在通商口岸出現的為外國商行推銷商品和收購土貨的買辦商人，受雇于外國商人，而是外國資產階級代理人，對外貿易中損國利洋、居間肥私的投機者。

2．洋行操縱進出口貿易經營權：即通商口岸的商業洋行是在華推銷商品和掠奪原料的經營機構。洋行憑借其雄厚的經濟實力和特權地位壟斷和控制中國進出口貿易的具體業務，與買辦勢力相結合，控制了中國進出口貿易的實際經營權。這表明近代中國半殖民地化的對外貿易關系已經形成。

3．外資在華勢力的消長決定中國對外貿易的主要地理方向：即列強對中國外貿的控制隨列強在華勢力的消長而變化。

4．外國資本的需要決定中國進出口商品的具體內容：因列強控制中國對外貿易就是要變中國為它們的商品銷售市場和原料供應地，這就使得中國進出口商品由外國資本的需要來決定，反映在具體內容上，進口以消費品為主，出口以農副礦產品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