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巴西和中國貿易用本幣交換的好處(什么叫國際貨幣？)

，使得匯率選擇和判斷更困難。而且，就總體來說，由于這種波動的不確定性，本幣匯率無法認定是貶值還是升值，無論是貶值還是升值，都可能存在加劇效應。

4．若干政策和問題的探討

（1）貨幣自由兌換：要清楚誰兌換誰

在經濟全球化時代，金融全球化已經成為一個口號和呼吁，但是，真正清楚其利害的非國際貨幣國家不多。金融全球化中討論比較多的一個內容就是資本項目下的貨幣自由兌換（亞洲金融危機以前，IMF試圖就各國資本項目自由兌換提出時間進度表）和匯率的自由浮動，很多國家認為本幣與美元自由兌換或接受IMF關于貨幣兌換的條款，本幣就是自由兌換貨幣了，這可能不切合實際。貨幣的基本功能和要素是信用和信譽，本國貨幣沒有獲得國際信譽和信用以前，是不可能具有自由兌換功能的（亞洲貨幣建立之困難，也在于缺乏一個具有大家信服和信任的貨幣）。所謂自由兌換不是本幣自由兌換國際貨幣，而是國際貨幣可以自由兌換本幣，國際資本特別是短期資本可以自由進出本國，本國的貨幣資本并不能自由進出國際社會，也沒有這個信用。這是當前所有非國際貨幣國家實行所謂資本項目下貨幣自由兌換的一個現實。因此，所謂貨幣自由兌換理論不過是發達國家和代表發達國家利益的IMF對發展中國家的要求，對發展中國家開放金融市場、讓那些金融資本自由進入本國的要求。一個國家是否容忍或許可，是需要多方面考慮的。如果本國的政治和經濟、金融體系與國際貨幣國家不是一個體系，或人家認為你不是他們一伙的，簡單實行貨幣自由兌換，在某個特定的時候，就成為引發經濟、金融危機的重要外因。因此，作為大國，本國貨幣沒有國際化，本幣沒有成為國際貨幣以前，實現外匯市場和金融市場的自由化、國際化一定要謹慎，更不能盲從國際社會的要求而全面推進資本項目下的貨幣自由兌換，特別是短期資本的自由兌換和自由進出。

（2）選擇一攬子貨幣能夠避免匯率風險嗎

匯率理論認為，為了避免匯率和外匯儲備的風險，可以讓本幣與一攬子國際貨幣掛鉤，而不是采取單一釘住某一貨幣的做法。在理論上似乎可以說這是一個理想的選擇。但事實上沒有什么意義。因為這些國際貨幣也基本是圍繞國際軸心貨幣來波動的，而不是互為軸心和軸心替代。目前階段，還沒有出現軸心替代或交替，因此，所謂本幣與一攬子國際貨幣掛鉤，理論上存在，實際上不能運用，而只能是一個微觀和企業行為。所謂一攬子貨幣，實際也是一種軸心貨幣。這就是說，根本不存在一攬子貨幣能夠避免匯率風險的實際條件。

避免匯率風險的根本不在于是與一攬子貨幣還是與單一貨幣掛鉤，而在于對匯率波動的承受力。發展中國家在匯率出現波動的時候，往往來得很快，很突然，幅度也很大，因此很快就發生貨幣危機，墨西哥、泰國、韓國貨幣通常在1－3天就貶值20％，因此觸發金融危機。而國際貨幣國家貨幣貶值來得慢，時間比較長，日元、歐元雖然貶值幅度也在20－30％，但大體在3－6個月或更長時間，沒有出現貨幣危機。因此，這里的差異不在于它們選擇的是一攬子貨幣，而是企業具有承受力，企業能夠避免匯率風險和大幅度波動，甚至可以讓匯率波動慢性化、長期化、非沖擊化。而這關鍵還在于提高企業的核心競爭力，不在于對匯率制度和水平作什么安排。

（3）匯率需要靈活嗎

對于國際貨幣國家來說，需要貨幣靈活。對于非國際貨幣國家來說，政府很清楚，是要保證匯率的相對穩定。這是因為經濟發展階段和企業競爭力不同。但是多樣化的紙幣和國際貨幣的波動又使得保持貨幣相對穩定不可能，或帶來損失。特別是在決定本幣貶值的時候，這個沖擊就更大，因此，如果不是貨幣升值，正常時候，這個問題應該由企業自身去解決。也就是說，對于物質經濟國家來說，匯率本身的靈活性空間很有限，不應該過分強調靈活，而靈活的是經濟活動主體適應市場變化，抓住機遇，不是依靠國家匯率的頻繁調整和波動來獲得利益，而是依靠企業的競爭力來獲得利益。

事實上，物質經濟中的匯率，在開放的條件下，如果過分靈活，企業經濟活動預期不明確，行為就短期化，猶豫不定，對穩定經濟和社會都不利，對長期發展也不利。企業過分注重匯率波動的利益損失和風險，對物質經濟來說是一個悲劇，這只適合成熟金融經濟中的金融資本。因此，物質經濟中，國家對匯率的調整，包括制度和機制，主要是根據宏觀經濟的整體的需要來安排，如果還沒有進入需要改變制度和匯率水平的階段，可以長期不變化。也就是說，物質經濟發展走向金融經濟的國家，要相對保持匯率穩定，最好是趨向讓貨幣升值，這樣，就可以避免匯率的微觀風險。

另外，非國際貨幣國家匯率過于靈活，會導致外界對本國匯率預期具有很大懷疑和猜測，甚至借機生事，不利于本國匯率和貨幣的穩定。因此，非國際貨幣國家可以考慮匯率的靈活，擴大浮動范圍，但不應該太大，超過上下5％可能會產生信任危機。而這在國際貨幣國家就不會出現。

匯率穩定與貨幣貶值的競爭經濟中，貨幣穩定和升值國家的出口存在風險。這就要把握本國進口選擇和政策以及開放程度、國際化和全球化戰略。當然，也不是完全就不貶值，在國際環境有利，大家都不貶值的時候，你首先做，可能就更有利。當然，這也要看商業時期和國內企業的技術、組織、規模、競爭力。而如果企業能夠趨向非價格競爭，趨向高附加價值和高利潤的技術產品出口，貨幣升值對國家經濟的長期穩定和避免競爭風險是很有利的。

（4）發展中國家的匯率存在高估嗎

在匯率制度的討論中，對90年代以來的多次貨幣危機，目前流行著一種看法，認為發展中國家的貨幣貶值是因為本幣匯率高估。特別是在匯率波動或發生貨幣危機以后。我們認為這些事后諸葛亮理論具有極大的誤導。當今國際貨幣國家的匯率波動已經脫離了物質經濟和競爭力，波動與物價和成本都脫離了關系，因此，把貨幣波動以后的責任說成是發展中國家貨幣高估，是不對的，即使你貨幣貶值了，又怎么樣呢，拉美的巴西、阿根廷不是多次貶值嗎？如果說他們的貨幣是高估的，那么他們的貨幣多少是合適的呢，這都是事后解釋，中國人民幣匯率承諾不貶值，國際社會不也預期中國人民幣貶值嗎？人民幣匯率高估了嗎？亞洲金融危機以后，很多國家的匯率又反彈回去了，又如何認識其匯率高估？我們認為，說發展中國家匯率高估，是不切合實際的亂說。關鍵還在于目前的國際金融體系和制度存在巨大漏洞和問題，鼓勵不道德的惡意的投機而缺乏監督和透明，特別在于發達國家主導的貨幣制度對非國際貨幣國家的經濟和金融市場存在支配與控制的戰略與企圖。同時，也在于各國匯率制度和經濟發展的巨大差異，在于對金融市場開放的風險缺乏足夠的認識、準備和控制能力。當這些差異和不足與本國匯率制度調整、國內政治、經濟混亂，特別是政局不穩定，或缺乏戒備和管理經驗的情況下，內外因素結合可能導致匯率、貨幣危機，與匯率高估和制度本身關系不大，這是20世紀90年代代以來國際貨幣危機的重要原因。

人民幣升值的利弊以及防范措施

一、中國應通過提高環境成本來調整產業結構，擯棄短視的發展戰略

20多年來，我國傳統的重商主義發展模式利弊參半，在這場進出口貿易交換過程中，中國的經濟資本大量增加，但自然資本損失慘重。目前全國已形成幾大塊生態危區，南水北調便是一例，華北地區水資源的匱乏已成定局，我國不得不通過花費上千億元的水利工程來調整資源配置。東北三省的黑土地是經過幾億年植被腐化形成的一層地表黑土，在世界上也只有烏克蘭和美國的中部各有一塊。但經過近幾十年里毀滅性的開發，我國的黑土地水土流失嚴重。如果不加大這一地區的生態保護成本，一味追求廉價的糧食生產和出口，幾十年后這片黑土地便將巖石裸露。我國的羊毛羊絨產品生產對西北地區的沙漠化也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西北地區的生態惡化正在越來越嚴重。

至于說治理環境污染的成本更是巨大，每年一兩千億元的治理投入，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經濟發展的成果。總起來看，將環境代價計入成本核算，中國的貿易成本是巨大的。從比較優勢來講，我國許多出口產品都是在一種比較劣勢下生產的。為了更廉價地出口，不惜破壞和污染生態環境。

提高中國的環境成本已經迫在眉睫，國家要制定一系列的法律保護措施，例如，對于某些產品不實行出口退稅，通過稅收政策降低這些產品的出口競爭力，增加這一類產品的環境成本。目前，我國要認真檢查一些出口行業的真實成本，譬如絲綢、皮革、農產品等，把漏掉的環境成本找回來。通過關稅調節，來合理利用國際資源。通過比較優勢來淘汰中國那些不具競爭力的產品，剔除那些賠本賺吆喝的出口產品，最后達到調整產業結構的的目的，這樣做，從表面和時間上看，可能影響到一些地區和部門的利益，但符合中華民族的長久生存與發展。

二、古今重商主義的比較----正視外匯追求的代價

十七十八世紀歐洲國家的重商主義其本質是節衣縮食，其目的是富國強兵，但君主們眼中所盯住的主要目標是黃金。通過出口，賺得國外的黃金。有了黃金，便可以招募和雇傭士兵，進行戰爭。不過，一味獵取黃金，即使在重金屬貨幣時期，重商主義也具有極大風險。因為當黃金多了的時候，金價也會貶值。當西班牙把拉美的黃金大量輸入歐洲時，黃金便大幅貶值。

如果一個經濟體在從事出口貿易的同時，相應地進口必需的商品和服務，那么出口對于任何經濟體都是有益的。但如果出口僅僅是為了積儲黃金或美元，那么這種追求就極其危險。

如此來看，古今重商主義存在的風險是一致的，那就是目標貨幣---黃金或美元的貶值。美元在今天是明顯被高估的。一旦貶值，發展中國家所儲存的美元財富部分將化為烏有。特別是今天的世界已經放棄了金本位制和重金屬貨幣的使用，在這樣一個匯率浮動的貨幣體系下實施重商主義，危險較大。所以傳統重商主義的目標必須改變，那就是從緊盯黃金和美元變為重視實物進口，盡可能掌握實物財富，而非貨幣財富。重視進口的實質是有效利用外部資源，加快國內的經濟建設，但這必須增加國內的需求，也必須有人民幣升值的配合。加大國內需求的途徑除了大上國債項目、增大投資外，還有提高低收入人口的消費能力，通過減稅和增大貨幣供給等手段，迅速提高廣大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使國內消費適當提高幾個百分點。2003年以后，中國的國債投資內容應當向人力資源轉移，即加大公共教育的投入，提高中國的"軟力量"。要適當糾正過去見物不見人的投資思想。沒有國內需求的啟動，中國就難以改變歷時已久的外向型經濟。但是要想真正啟動國內的需求，沒有發展戰略思想的重大轉變是難以完成的。因此今天我們要在認識上進行一場徹底的反思。中國極待均衡發展，中國極待對內發展。由于世界經濟形勢的變化，中國越來越難以靠出口來拉動經濟。中國必須通過對內發展來拉動內需。為此，中央應認真考慮對農業稅的減免，考慮對農民的補償。借助外部資源發展內部是中國今后的唯一出路。

特別是要盡可能地避免分割發展，反對奢侈經濟。市場經濟的競爭結果將是貧富分化和兩極分化，貧富分化的結果將出現奢侈消費。中國極待重新審視自己的外部需求，哪些外部需求是由于固有的城鄉二元結構、城鄉兩極分化和新的貧富分化導致的？如何通過國內調整收入分配來調整對國外的進口需求。清朝洋務運動時期，清廷為了進口一艘德國的鐵甲艦，不惜花費幾十萬農民的勞動，付出堆積如山的農產品，去換回一條軍艦。按當時的物價計算，幾百個德國造船工人的勞動相當于中國10萬多農民的勞動。這種貿易是以大量資源輸出為代價的。但由于買艦是國防需要，盡管代價極其高昂，清政府也要購買。中國在發展過程中，有許多這種進口需求。我們把這一類進口需求歸結于發展或國防需求。這種需求盡管代價極大，有時也必須付出。但今天我們要避免另一種需求，那就是奢侈需求。當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之后，便要消耗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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