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市舶貿易朝貢貿易公行貿易(綜合我國古代的對外交往，談談我國古代對外交往有何特點)

省之兵往往臨陣畏避，卻勇劫民財。沿海居民怨聲載道，不堪敲剝凌虐的百姓紛紛投入“倭寇”的行列。據載：“自后，閩、浙、江、粵之人，皆從倭奴（即日本國人），然大抵多華人，倭奴僅十一二。”而這些從倭的華人一般被稱為“奸民”。福州長樂人謝杰在其所著《虔臺倭纂》中對這種“奸民”的活動作過細致的描述，他說：倭寇對于閭閻人家的貧富和衙門府庫的虛實，無所不知，無所不曉，必有內線為之耳目。倭寇進犯之時，“千人四布，無一人知，鳴號而起，須臾畢集”，聲東擊西，處處得手，定有窩藏指示之人，這些人無疑就是“我之奸民”。另據明人萬表《海寇議前》記載，當時“倭寇”甚至受到一些平民百姓的熱烈歡迎和支持。如“杭州城歇客的店家，明知是海賊，但貪圖其厚利，任其堆貨，且為打點護送。銅錢用以鑄火銃，用鉛制子彈，用硝造火藥，用鐵制刀槍。……大船護送，關津不查不問，明送資賊”。“近地人民或送鮮貨 ；或饋酒米；或獻子女，絡繹不絕；邊衛之官，有獻紅被玉帶者，……（與）五峰（即王直）素有交情，相逢則拜伏叩頭，甘心為其臣仆，為其送貨，一呼即往，自以為榮，矜上挾下，順逆不分，良惡莫辨。”

這些沿海居民對所謂“海賊”的支持與歡迎，在于交結“海賊”可獲厚利。由此可見，這些所謂“倭寇”在與明朝官軍武力對抗之時，依然從事著貿易活動，并非一味燒殺搶掠。只是在明朝嚴格的海禁政策下，這種貿易屬于非法的范疇，原來的商人便轉化為官軍圍剿的“海盜”或“倭寇”，顯然，這種“商”與“盜”之間的轉化，其關鍵就在于明朝政府是否實行海禁。當時有識之士明確指出：“寇與商同是人，市通則寇轉化為商，市禁則商轉化為盜。”這些所謂的“海盜”打出“倭寇”的旗號，正是為了與明朝官府進行對抗，以保護自己的貿易活動，即“商人轉化為強盜，只有成為強盜才能繼續經商”。

明朝歷代皇帝對海禁的態度雖不盡相同，但從其執法的主要依據——《大明律》的條文來看，大明王朝全面實行海禁的立場是非常明確的。《大明律》明確規定：“凡將牛、馬、軍需、鐵貨、銅錢、緞匹、綢絹、絲棉出外境貨賣及下海者杖一百”，“若將人口、軍器出境及下海者絞”。另外，《大明律》禁止私人制造具有二桅以上的大船，而沒有這種船只，是不可能出海的，私自攜帶違禁物下海，及與外番交易者一律處斬，并梟首示眾。甚至幫助與交結這種違禁海商的平民也要充軍發配。也就是說，根據《大明律》的規定，沿海居民下海也是違法的，更不用說與外番交易了。而那些私自下海與倭人交易者是冒著極大的風險的，他們都是明朝官軍可以逮捕法辦的重罪犯。為了繼續自己的貿易活動，他們只有鋌而走險，武力抵抗。

然而客觀貿易需求是無法遏制的，豐厚的交易利潤充滿了無限的誘惑，嚴峻的海禁更使中外貿易有利可圖。當時人形象地描述道：“片板不許入海，艨艟巨艦反蔽江而來；寸貨不許入番，子女玉帛恒滿載而去。”如嘉靖問曾任福建巡撫的譚綸指出：“海上之國，方圓千里以上者多至不知其數。無中國綾錦絲棉之物則不可以為國。海禁愈嚴，中國貨物價值愈厚，而奔趨貿易者愈眾。私通不行，則伴以攘奪。”可見，這些海盜搶掠之物也并非僅為自己享用。而是有著明確的商業目的，這恐怕是與一般強盜大不相同之處。據鄭曉所著《吾學編》的記載，當時所謂“倭寇”成分相當復雜：“兇徒、逸囚、罷吏、黠僧，及衣冠失職、書生不得志、群不逞者”等等，其中不乏落魄的文士書生，因而能即興留下采九德看到的那樣的精彩詩篇，由此可見，明代所謂“倭寇”大都為中國沿海的武裝走私集團，真正的日本人只占其中的很小一部分。

我們發現，沿海“倭患”在明朝官府的鎮壓下，在很長的一段時間里，非但沒有偃旗息鼓，銷聲匿跡，反而風起云涌，一浪高過一浪。據謝杰所云：“向之互市，今則向導；向之交通，今則勾引，于是海濱人人皆賊，有誅之不可勝誅者，是則閩、浙及廣之所同也。”也就是說，原來從事貿易的平民，今天成為海盜的向導：原來與海商往來的百姓，今天成為接應的奸細，在全面海禁的情況下，沿海居民似乎都變為強盜了，福建、浙江、廣東等地都普遍存在著這樣的情況。明人王世貞還毫不夸張地講道：“自節帥而有司，一身之外皆寇也。”這種“全民皆寇”現象的出現，自然不能歸咎于沿海居民，我們還可以從以下兩方面看出問題的癥結所在。

俗話說：“靠山吃山，靠海吃海。”這反映了相當精辟的經濟思想，區域經濟的發展特點要與當地自然條件相吻合。明朝時就有這樣一種說法：“海者，閩人之田”，即福建沿海居民將大海視為衣食之源。這其實帶有相當大的代表性，“濱海一帶，田盡斥鹵，耕者無以望歲，只有視淵若陵，久成習慣。”沿海地區的土壤土質不適合農業生產，百姓只有向海洋進軍，靠海洋圖生存。海洋不僅有通往四方的航路，更擁有各種資源。明朝官府的海禁政策完全不顧沿海人民的死活，斷絕了當地居民的生路，無怪乎人們紛紛向“倭寇”靠攏。如譚綸所指出的那樣：“閩人濱海而居，非往來海中則不得食。自通番禁嚴，而附近海洋漁販，一切不通，故民貧而盜愈起。”同樣，沉重的賦役負擔與貪暴的官吏壓迫也是使沿海居民“從倭”的推動力。有識之士指出：“海濱之民。疲弊甚矣！官司之所困，征役之所窮，富豪之所侵，債負之所折，怨入骨髓。”種種因素都把大批平民推到了“下海”的這條路上。

另一方面，東南沿海地區又是當時中國商品經濟最為發達的區域之一，商品經濟的發展不僅提供了大量可供交易的商品，也極大地培養了當地人民的商品意識。王直、徐海等著名的“倭寇”頭目都是商人出身，他們都是看到海上貿易有利可圖，才轉而從事違禁交易的，從這一點上講，明代“倭寇”屬于較典型的商人型強盜。

明朝中期的沿海“倭寇”在戚繼光、俞大猷等名將的圍追堵截下，逐漸平息下來。與此同時，在一些官員的倡議下，明朝不得不放寬海禁，這種明智的措施使長期軍事行動難以壓制的局面迅速穩定下來，這甚至使一些官員也感到吃驚，從而更明確地認識到“市通則寇轉化為商”的道理。海防力量的增強以及海禁的放寬，是從根本上解決“倭患”問題的兩個必要條件，兩者不應相互抵觸，而是相輔相成的關系。國家強大的海防力量是保證自身安全及發展對外貿易的保障，而暢通的對外貿易又會成為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驅動力。遺憾的是，封建王朝的統治者往往出于狹隘的皇權意識，并沒有清醒地認識到這一點。

葡萄牙為什么占據澳門

1553年－－明朝

西方殖民主義者侵入中國，是從葡萄牙占據澳門開始的。關于葡人入居澳門的緣由，歷來有種種說法。本文試圖通過討論這些說法，對葡萄牙殖民者以什么方式以及為何能占據澳門作一探討。

葡萄牙人是怎么占據澳門的呢？國內外有各種不同意見，歸納起來，主要有四種說法。

一是“借地說”。1602年刊印的《廣東通志》曰：“嘉靖三十二年，舶夷趨濠鏡者，托言舟觸風濤縫裂，水濕貢物，愿借地晾曬。海道副使汪柏徇賄許之，僅蓬累數十間。后工商牟利者，始漸運磚瓦木石為屋，若聚落然。自是諸澳俱廢，濠鏡為舶簸矣。”（注：轉引自《中國近代對外關系史資料選輯1840—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在清人任光印、張汝霖所著的《澳門記略》中也有同樣記載。這種說法已被我國學術界普遍認可，以作為葡人居澳的由來。張維華先生在《明史歐洲四國傳注釋》中引用《澳門記略》，并認為：“葡商寄居澳門之始，原於假地暴貨，揆諸當時情況，蓋為可信。”（注：見張維華《明史歐洲四國傳注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38頁。）

但是，如果查對《明史·佛郎機傳》、《明實錄》以及其它史料，問題就來了。據記載，正德十五年，明朝當權者鑒于佛郎機侵奪鄰邦擾亂內地而“絕其朝貢”。正德十六年，佛郎機以接濟朝使為詞來粵求市，禮部明文指出“佛郎機非朝貢之國，又侵奪鄰封，獷悍違法，挾貨通市”，“且夷情叵測，屯駐日久，疑有窺伺”，下令“鎮巡等官亟逐之，毋令入境”。嘉靖二年，發生新會西草灣抗擊佛郎機的戰役。嘉靖八年，巡撫林富奏請通市舶，也仍然不許佛郎機入境。嘉靖二十六年，朱紈為巡撫，嚴禁通番，佛郎機先后侵犯漳州、詔安，遭痛擊。朱紈死后，海禁復弛，但明朝當權者并未允許佛郎機“入貢”。有事實為證：嘉靖四十四年，葡萄牙人“偽稱滿剌加入貢，已改稱蒲都麗家”，結果，“守臣以聞，下部議，言必佛郎機假托，乃卻之。”據此，自正德末嘉靖初起，明朝當權者對佛郎機一直有所警惕。那么，在嘉靖三十二年，作為非朝貢國的佛郎機想以“舟觸風濤縫裂，水濕貢物，愿借地晾曬”為借口，公開進入澳門，顯然是不可能的。那么，又該如何看待《廣東通志》的記載呢？筆者認為，《廣東通志》所說的舶夷，當是泛指所有外國船只，全段記載旨在說明澳門成為夷商聚居地的由來。把它簡單地套在佛郎機身上，恐怕有失妥當。

從上面所引《廣東通志》的記載中可知：政府官員的貪污受賄，是葡人能夠混入澳門的重要原因。關于這一點，在中外史料中均可找到證據。至于“托言”的事，筆者認為，雖然有可能發生，但是，如果說夷商借口舟觸風濤便是以入居澳門，則未免把事情簡單化了。

我們知道，嘉靖四十三年，也就是在葡人入澳約10年的時候，龐尚鵬在《區畫濠鏡保安隅疏》中提到：“每年夏秋之間，夷舶乘風而至，止二三艘而止，近增至二十余艘，或又倍焉。往年俱泊浪白等澳，限隔海洋，水土甚惡，難于久駐，守澳官權令搭蓬棲息，殆舶出洋即撤去之。近數年來，始入濠鏡澳筑室居住，不逾年多至數百區，今殆千區以上。”這段話表明了一個重要事實，即：夷商入濠鏡澳筑室之前，已得到守澳官的許可，在外島搭蓬棲息。至于沒有在島上久駐，主要原因在于夷舶乘季風往返，船的數量少，停泊的島嶼水土差，故而回帆撤去。隨著夷舶的大量增加，那種在外島上季節性進行貿易的方法，顯然已滿足不了海上貿易，尤其是殖民主義者對華擴張的需要。葡萄牙人在1521年被逐出屯門后，很可能曾在雙嶼形成“宏偉而富庶的居留地”，（注：參閱龍思泰著《早期澳門史》，東方出版社，1997年。）當這個居留地被當作“賊巢”夷為廢墟后，葡人先后在泉州、漳州、上川島、屯門、浪白澳等地活動，并有住所。葡萄牙作為殖民主義國家，冒險來到南亞和遠東的目的是為了“發現”，即開拓殖民地。葡人一旦有機會涉足濠鏡，那么“筑室居住”也就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了。

對此，明朝的當權者是缺乏足夠認識的。雖然佛郎機以巨炮利兵橫行海上，已暴露出殖民者的面孔，但是，在一些人眼中，佛郎機畢竟有別于“夷狄”和“山海二寇”。這一點，從嘉靖二十八年朱紈被劾的事件中，得到充分反映。朱紈任浙江巡撫，曾采取嚴厲措施禁止通番，驅逐在浙閩沿海活動的葡萄牙殖民者，但遭到朝廷內外的反對，以至于被革職后飲藥自盡。反對朱紈的一個重要理由，正如閩人林希元在《與翁見愚別駕書》中所申述的：“佛郎機之來，皆以其地胡椒，蘇木，象牙，蘇油，沉、束、檀、乳諸香，與邊民交易，其價尤平，其日用飲食之資于吾民者，如米面豬雞之數，其價皆倍於常，故邊民樂與為市，未嘗侵累我邊疆，殺戮我人民，劫掠我財物。”還不僅如此，據林希元說，佛郎機初來時，“慮群盜剽掠累己”，曾驅逐“橫行海上，官府不能治”的強盜林剪，“據此則佛郎機未嘗為盜，且為御盜，未嘗害吾民，且有利于吾民也。”林希元也承認，佛郎機收買華人子女有罪，但在他看來，“罪未至於強盜。邊民略誘賣與，尤為可惡，其罪不專在彼”。林希元的觀點，是有一定代表性的，它反映了當時地方權貴對葡萄牙殖民主義本質缺乏認識。正由于朝廷內外有這么一股姑息佛郎機的勢力，葡萄牙殖民擴張活動才能夠得逞。

另一方面，中國是一個疆域廣闊、民族眾多的國家。早在西漢時期，京師長安城內便有“蠻夷邸”專供外人居住。北魏時的洛陽，則有“四夷館”。到了唐代，不僅在京城長安，而且在對外貿易口岸，都形成過外人聚居的“蕃坊”。唐朝末年，蕃坊一度衰落，到了宋代又重新復興，一直沿習到元代。如果考慮到中國封建王朝歷來奉行所謂“懷柔”政策，允許外人在

很赞哦!（5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