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異質企業貿易模型假設差異化產品之間是可以相互替代的(簡述國際經濟學中解釋產業內貿易的理論有哪些)

建立在不完全競爭的基礎上的（傳統貿易理論一般都假設市場是完全競爭的）。

（2）規模經濟論

大規模的生產可以充分利用自然資源、交通運輸及通訊設施等良好環境，提高廠房、設備的利用率和勞動生產率，從而達到降低成本的目的。

20世紀70年代，格雷和戴維斯等人對發達國家之間的產業內貿易進行了實證研究，從中發現，產業內貿易主要發生在要素稟賦相似的國家，產生的原因是規模經濟和產品差異之間的相互作用。

這是因為，一方面，規模經濟導致了各國產業內專業化的產生，從而使得以產業內專業化為基礎的產業內貿易得以迅速發展；另一個方面，規模經濟和產品差異之間有著密切的聯系。正是由于規模經濟的作用，使得生產同類產品的眾多企業優勝劣汰，最后由一個或少數幾個大型廠家壟斷了某種產品的生產，這些企業逐漸成為出口商。

①內部規模經濟與國際貿易

對于研究和開發費用等成本支出較大的產業來說，規模經濟更顯得重要；如果沒有國際貿易，這類產業就可能無法生存。研究和開發費用可以說是一種固定的成本費用，隨著產量的增加，單位產品的固定成本降低。如果這種產品僅局限在國內市場上銷售，則由于產量有限，單位產品的固定成本就較高，因而平均成本較高，廠商難以實現規模經濟甚至無法收回投入的研究和開發費用。如果允許國際貿易，使產品在世界市場上銷售，產量就會增加，廠商能夠實現規模經濟下的生產。

②外部規模經濟與國際貿易

(3)需求偏好相似（或重疊）

瑞典經濟學家林德提出了偏好相似理論。偏好相似理論主要從需求的角度分析國際貿易的原因，認為產業內貿易是由需求偏好相似導致的。

基本觀點包括：國際貿易是國內貿易的延伸，在本國消費或投資生產的產品才能夠成為潛在的出口產品；兩個國家的消費者需求偏好越相似，一國的產品也就越容易打入另一個國家的市場，因而這兩個國家之間的貿易量就越大。

（4）經濟發展水平是產業內貿易的重要制約因素

西方經濟學家認為，經濟發展水平越高，產業部門內差異產品的生產規模也就越大，產業部門內部分工就越發達，從而形成差異產品的供給市場。同時，經濟發展水平不高，人均收入水平也就越高，較高人均收入層上的消費者的需求會變得更加復雜、更加多樣化，呈現除對差異產品的強烈需求，從而形成差異產品的消費市場。當兩國之間收入水平趨于相等的過程中，兩個國家之間的需求結構也趨于接近，最終導致產業內貿易的發生。林德在其提出的需求偏好相似理論中就指出，貿易國之間收入水平和國內需求結構越相似，相互貿易的傾向就越強。

比較優勢理論的新進展

比較優勢理論近年來的發展主要是基于對外生比較優勢這一主流理論的完善和挑戰。在近年來關于比較優勢的諸多研究中，一個比較突出的現象是，以克魯格曼、赫爾普曼和格羅斯曼為代表，在引入規模經濟、產品差異等概念體系批評傳統比較優勢理論的基礎上形成了所謂的新主流（Helpman and Krugman，1985；Grossman and Helpman，1989，1990），而其他學者們又在批評這一新主流的基礎上，從專業化、技術差異、制度、博弈以及演化等不同的角度對比較優勢理論進行了拓展。

赫爾普曼和克魯格曼引入規模經濟來分析比較優勢（Helpman and Krugman，1985）。他們發展了一個壟斷競爭模型，該模型基于自由進入和平均成本定價，將產品多樣性的數目視為由規模報酬和市場規模之間的相互作用內生決定。在自給自足情況下，一個國家的產品多樣性數目很小，而貿易豐富了消費者的選擇。同時如果貿易增加了消費者的需求彈性，那么單個廠商的規模效率也能改進。這樣，單個廠商通過規模經濟作用確立了在國際市場中的優勢。實際上，克魯格曼更早時候（Krugman，1980）就提出國內市場規模會影響一國在國際上的比較優勢。他論述了在幾種背景下具有大的該國市場的廠商更能有效利用規模經濟從而在國際上更有競爭力。許多實證研究也表明出口商通常比內銷的廠商規模更大，廠商和產業的規模與出口量之間具有正相關關系。 沿著赫爾普曼和克魯格曼的思路，梯伯特（James R.Tybout，1993）進一步總結并集中論述了遞增性內部規模收益（increasing internal returns to scale）作為比較優勢的源泉。他認為具有遞增性內部規模收益的模型在三方面優于傳統的比較優勢學說：一是該模型建立了一個從專業化中獲取收益的新基礎，即使貿易伙伴們具有相同的技術和要素比例這種專業化也存在。第二，該模型認為具有大的國內市場的廠商在世界市場中有競爭優勢。第三，該模型有助于理解貿易、生產率和增長之間可能的聯系。

規模經濟并不是對比較優勢的充分解釋

但也有的學者認為規模經濟并不是對比較優勢的充分解釋。多勒爾（Dollar and Wolff，1993）等提醒我們，用規模經濟來解釋比較優勢主要是針對近年來具有相似要素稟賦的發達國家之間日益增加的產業內貿易。這些國家的貿易模式體現了很高的專業化程度。但是，他們認為，生產過程中的規模經濟可以部分解釋這種專業化，但不是全部。在大多數產業中，一些不同的公司共同貢獻了一個國家的出口成績，并且每個公司又有很多工廠，因此公司或工廠的規模經濟不能解釋全部的國家專業化。他認為技術差異是對發達國家專業化程度日益深化的合理解釋 (Dollar，1993）。日本、德國和美國的許多出口品之所以被看做是高技術產品，是因為在這些產品的生產中研發所占的比例很高，以及員工中科學家和工程師占很大比例。但是，多勒爾也認為，盡管技術差異能很好地解釋比較優勢，但這種解釋只是針對短期有效，對長期比較優勢的解釋并不能令人滿意。

因為任何一門專有技術最終會變成國際性的公共產品。那么，什么才能成為高技術產業長期比較優勢的源泉呢?多勒爾認為是在現有基礎上產生新技術和訓練補充性技術勞動力的制度。

赫爾普曼和克魯格曼的研究思路

有的學者從另外的角度提出了質疑（Hummels and Levinsohn，1993）。質疑從赫爾普曼（Helpman，1987）的論文《不完全競爭與國際貿易》入手。赫爾普曼在該文中發展了一個簡單的產業內貿易模型，用以說明國家規模與產業內貿易的關系。該文最重要的理論洞見是指出了，當每一種產品僅僅在一國內生產時，國家的規模是世界GDP構成的唯一決定因素。并且赫爾普曼在OECD的資料基礎上分析并得出，當國家的規模越來越相似時，貿易群體之間的貿易量也不斷增加。該文中模型的假設是：每一種產品只在一國生產；所有的貿易是產業內貿易；所有國家的偏好一致。對此，哈邁斯和萊文森認為這一假設過于苛刻，該模型不適用于每年的每對貿易國。他們認為，距離會增加差別化產品貿易的摩擦成本。距離相近的國家從事產業內貿易是因為喜好多樣化。遠距離國家中的消費者愿意消費國外的多樣化產品，但高運輸成本將限制這種貿易。此外像邊界貿易、季節性貿易、貿易限制以及語言文化因素都會影響產業內貿易。而且他們還進一步用OECD和非 OECD（14個國家）的資料作對比，通過回歸分析得出產業內貿易占總貿易量的比例在OECD國家為25.3%，而在非OECD國家僅為0.5%。他們認為這一實證結果也說明產品差別、規模經濟對產業內貿易的影響進而對比較優勢的影響并不充分，可能有別的更重要的因素。

格羅斯曼和赫而普曼從研究與開發（R&D）的角度推進了比較優勢理論（Grossman and Helpman，1989，1990）。他們工作的重要性在于將原來盛行的對比較優勢的靜態分析擴展到動態分析。他們發展了一個產品創新與國際貿易的多國動態一般均衡模型來研究通過R&D產生的比較優勢和世界貿易的跨期演進。在他們的模型中，公司引進新產品會發生資源成本。前瞻性的生產者引導 R&D進入具有獲利機會的市場。新產品不完全代替老產品，并且當更多的商品可買到時，價格、利率和貿易模式會跨期演進。貿易有產業內的和產業之間的，前者受制于R&D支出，后者受制于資源稟賦。國際資本流動用來為R&D融資，在一些情況下跨國公司會出現。格羅斯曼和赫而普曼的動態分析盡管是建立在許多原有的靜態分析的基礎上，如克魯格曼（Kmgman，1979）與狄克西特和諾曼(Dixit and Norman，1980），但同先前的文獻相比較又有很大不同。他們不僅推進了比較優勢的動態分析，而且就動態分析而言，他們的方法也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早些時候對具有產品創新的貿易的動態研究。這些研究（Kru~nan，1979b；Dollar，1986等）對貿易均衡（當產品由北方最初開發后來被南方模仿）的穩態性質提供了有用的洞見，但由于沒有考慮到所有一般均衡的相互影響和驅動產品創新率的經濟因素，從而使分析不夠完全。而格羅斯曼和赫而普曼的框架很明確地處理了對私人投資 R&D的激勵和R&D活動的資源要求。資源通過分配到R&D部門，會導致差異化產品和同質產品的生產，然后就會形成沿著貿易均衡動態路徑的赫克歇爾—俄林貿易模式。這種貿易模式，會導致比較優勢的發展。 楊小凱和博蘭（Yang and Borland，1991）在批評新古典主流理論的基礎上，從專業化和分工的角度拓展了對內生比較優勢的分析。他們認為，內生比較優勢會隨著分工水平的提高而提高。由于分工提高了每個人的專業化水平，從而加速了個人人力資本的積累。這樣，對于一個即使沒有先天的或者說外生比較優勢的個人，通過參與分工，提高自己的專業化水平，也能獲得內生比較優勢。他們關于內生比較優勢的分析被置于一個將交易成本和分工演進相互作用的理論框架之中。按照這一框架，經濟增長并不單是一個資源配置問題，而是經濟組織演進的問題，市場發育、技術進步只是組織演進的后果。該框架分析了經濟由自給自足向高水平分工演進的動態均衡過程，并闡釋了斯密和揚格(Anyn Young）的思想：經濟增長源于勞動分工的演進。在經濟發展初期，由于專業化帶來的收益流的貼現值低于由專業化引起交易成本增加所導致的現期效用的損失，因此專業化水平將很低；隨著時間的推移，生產的熟能生巧效應將使專業化帶來的收益逐漸增加，因此將會出現一個較高的專業化水平，內生比較優勢隨之不斷增強。應當強調的是，他們的框架不同于標準的新古典框架，后者對比較優勢的分析主要基于規模經濟，而他們的框架將專業化和分工置于分析的核心，并且嚴格區分了規模經濟和專業化經濟，從而發揚了斯密關于分工和內生比較優勢的核心思想。

此外，格羅斯曼和麥吉，（Grossman and Maggi，2000）還從人力資本配置的角度分析了國際間的比較優勢。他們發展了一個具有相似要素稟賦的國家間貿易競爭模型，分析了人力資本的分配對比較優勢和貿易的影響。他們發現，具有相對同質人力資本的國家，出口產品所使用的生產技術以人力資本之間的互補性為特征。在這種情況下，當所有的任務被相當好地完成時，要比一部分任務被極好地完成而另一部分任務完成得很差時的有效產出更大。高效率的生產組織要求具有相似才能的人力資本匹配，這在有同質人力資本的國家更容易實現。另一方面，對于具有異質人力資本的國家，其出口產品所使用的生產技術以人力資本之間的替代性為特征。在這種情況下，具有相對杰出人物的公司完成一些任務，而另一些任務由才能相對較低的人組成的公司來完成。那么，對于具有異質人力資本特征的國家，如果杰出人物有更大的比例，將會在對杰出人物敏感的產業中占有比較優勢。

克萊里達和芬德萊（Clarida and Findlay，1992）分析了政府對比較優勢和貿易的貢獻。他們的觀點同傳統的經濟理論以及以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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