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異質性企業貿易理論為什么沒有適用于中國(關于韋伯宗教思想的認識——讀書隨筆)

出理性的資本主義，其主要原因在于缺乏一種特殊的宗教倫理作為不可或缺的鼓舞力量，而歐洲由于展現出其特有的禁欲新教倫理作為精神動力，因此能發展出資本主義。其實，韋伯的宗教思想始終始終是圍繞著資本主義這個主題。他對宗教研究并不是研究宗教現象的本質，而在于因宗教而激發的行為，因為這種行為是以特殊的經驗及宗教特有的觀念與目標為基礎的。研究指涉的范圍僅在于作為現世的一種人類活動的宗教行為，重點首在宗教行為對于倫理與經濟的影響，其次則在于對政治與教育的影響。

韋伯在經濟部分提到現代資本主義產生的6大條件：占有一切的物質生產手段、自由的市場、自由的勞動力、合理的技術、可計算的法律、經濟生活的商業化。 他對世界宗教的研究其實也是從這6個條件出發的，最終將核心點落在說明這些世界宗教它們是否具備了現代資本主義下的資本主義的精神與經濟倫理。而對五個典型的宗教的論述主要是從擔綱者、社會主要階層的宗教立場、教義以及與現世的關系等方面展開的，最終也理清了韋伯在他的作品中所建構的資本主義，是一種西方所特有的的的一種資本主義的種類，這種資本主義是有不同于其他地方的形式與方向。他所建構的是具有自由勞動的理性組織之市民經營的資本主義，而不是以武力—政治或者非理性的投機利得為取向的資本主義。這種理性的資本主義是以財貨市場為取向，以把合理的資本會計制度作為日常標準的自由勞動的理性資本主義企業為先決條件，以特有的禁欲的新教倫理為精神動力的。下面，就分析一下，中國、印度等國家未能發展出理性的資本主義的原因。

韋伯認為，資本主義之所以沒有在中國產生，是缺乏一種特殊的心態，特別是根植于中國人的精神里而為官僚階層與官僚候補者說特別抱持的那種態度，最是阻礙因素。儒教是個適應現世的宗教，完全入世的俗人道德倫理，它的擔綱者是具有文書教養且以現世的理性主義為其性格特色的俸祿階層。而這官僚階層其實就是儒教的擔綱者階層。秦始皇統一天下后，中國一直處于一種家產制官僚體制的管理下，行政里的中央集權非常有限，位于最高支配地位的官吏階層并不個別地占有利得機會，而是以官吏構成的身份團體共同占有。官吏身份團體對官職、權力的壟斷會窒息行政的運作，各州省的分離主義，使得帝國中央財政的理性化以及統一的經濟政策未能實現。貨幣經濟發展，但卻沒有削弱傳統主義，反到強化了傳統主義的作用。在城市方面，城市完全處于王室官僚體的官職下，不是自有政治特權的共同體，缺乏資本主義理性發展的自主性與統一性。同時由于并無政治軍事力量再加上沒有公開承認的形式上的可信賴的法律保障，行會的發展就缺乏與西方能比擬的行會制度；官僚體系注重傳統的規范，阻礙了法庭辯論地位發展；血緣組織方面氏族是典型的血緣組織，氏族團體強力支持家計的自給自足，因此限制了市場的發展；在法律方面，在家產制的國家里，是以倫理為取向，帝王具有絕對的自由裁量權，所尋求的是實質的公道，而不是形式法律。最為知名的諸令諭，并不是法律的規范，而是法典化的倫理規范。在中國，士人是重要的統治階層，教育資格的測試由政治當局壟斷，考試并不測試任何特別的技能，而在于測試考生的心靈是否沉浸與典籍之中，并沒有任何算術的訓練，思想一直停滯在相當抽象且描述性的狀態。在私人經濟領域里，企業的聯合壟斷削弱了資本主義靈魂所在的理性計算，市場的自由就無從說起。同時，韋伯也提到中國的統一帝國也沒有海外的殖民地關系，也阻礙了中國類似于西方古代、中世紀與近代所共有的資本主義類型地位發展。

韋伯說到，在印度，國家的政治和財政手段理性化、貿易與交通都以類似西方家產制樣板方式發展，法律制度的適合程度并不比中古歐洲的法律遜色等，近代資本主義之所以沒有在印度自發性的茁壯發展，是因為它是以一種制成品的方式輸入的。印度，是個村落之國，具有極端強固的基于血統主義的身份制，而這種身份制其實就是種姓制度，種姓制度的影響是不可忽略的。種姓制度具有極強的排他性。知識階層認為世界秩序是不變的。種姓秩序及其與輪回業報說的結合形成的儀式主義與傳統主義的對社會的各個方面都具有內在約制性。印度的宗教中的存在的禁忌規范對貿易、市場以及其他類型的社會團體共同體關系造成了極端重要的障礙。任何職業的變更、勞動技術的變革都可能導致禮儀上的降格貶等。種姓秩序是傳統主義的，在效果上是反理性的，經濟倫理與資本主義的經濟倫理是截然相反向的，從而也導致了職業倫理是一種特殊意義的傳統主義而非理性主義的，城市及其市場低度發展，行會與市民團體的發展。資本主義發展的自由勞動力、市場和可計算的法律在這種種姓制度的影響下不可能的。如在佛教中，俗人的救贖追求在于現世的報償，獲得財富和聲望，而修道僧則在于來世的報償。那二者之間就存在則倫理的矛盾。俗人階層信徒對導師的宗教人類崇拜、宗教救贖手段的非日常性和非理性以及未考慮到大眾的利益考量等也不利于資本主義精神的產生。特別是本地人部分且相當巨大的財富長期以來很少投入到近代企業作為資本。在韋伯看來，印度教所創發出的并不是對理性的、經濟上的財富積累和重視資本的動機，而是給予巫師和司牧者非理性的積累機會，以及讓秘法傳授者和以儀式主義或者救世論為取向的知識階層有俸祿可得。

關于現代性民族個性，韋伯歸納出這樣一些特點：

看待自然和社會現象時，不迷信，把自然或社會現象看作是現象本身，而不當作妖魔鬼怪或者神靈的結果。在解決自然問題時，也趨向于使用科學手段，而不訴諸各類法術；也不會用巫魅去理解社會，或用巫魅手段解決社會問題。

對人之間的私人交情持警惕或疏遠的態度，不熱心建立基于人情、交情、血緣、地緣之上的關系。更善于建立公共事務當中的合作關系，把目的和原則視作高于人情和血緣。

對道德的遵守，不再僅限于對待熟人，也推廣到對待生人。傾向于個人主義，同時厭惡人身依附。

蔑視對政治人物的崇拜，對人性之惡有著認識和自覺；理解民主與自由。

具有所謂的資本主義精神，也就是把工作或勞動神圣化，勤奮努力、禁欲、蓄財、樂于投資、敢于冒險。

幸福的人很少僅滿足于擁有幸福，因他感覺有必要為他享有的幸福辯護，將之正當化為他所應有的權利。一般而言他會在所屬的社會階層所持的判準中找到這樣的正當性，因為正當化所涉及的并不只于宗教因素，還牽涉到倫理的、特別是法律方面的考慮。因此，支配階層不只傾向于獨占社會的利益，并且也意圖壟斷精神上的恩典；此外，為了鞏固他們的權力，他們致力將其他人規制于某種道德行為類型之下，或更通常視規范于某種生活態度里。

在過去，在世界任何地區，構成人類生活態度最重要因素之一者，乃巫術與宗教的力量，以及奠基于對這些力量信仰而來的倫理義務的觀念。

最后，至于我們為什么讀韋伯，用福山的話作為結尾。 他寫道：“傳統價值觀不是源于理性，而是源于宗教激發的創造力。它們最終的源頭是具有超凡魅力的權威。而在現代世界，這種類型的權威讓位給了官僚－理性的形式，它窒息了人類的精神，造成了他所說的鋼鐵牢籠，雖然它也給世界帶來了和平和繁榮。在美國，對財富的追求已經扔掉了其宗教和倫理內涵，往往是純粹的世俗激情。它在很多方面的論述都被證明是非常正確的：以理性、科學為基礎的資本主義已經傳遍全球，為世界大部分地方帶來了物質上的進步，把它焊進了全球化的鐵籠。但宗教和宗教激情并沒有死。印度教在印度中產階級的復興，東正教在俄羅斯的復蘇，宗教在美國的持續活躍，都表明世俗化和理性主義并非必然跟現代化相伴而來。韋伯的《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成功地激發了人們思考文化價值和現代性的關系。但作為對現代資本主義的興起的歷史記述，或者作為社會預測，它不是那么準確。這本書出版后充滿暴力的一個世紀并不缺少超凡魅力的權威。”

2018.1.14包頭

里昂惕夫逆矩陣的推算過程有誰知道！謝謝！！

從今天開始回歸經濟，不談政治。今天說的是產業經濟學中的里昂惕夫逆矩陣，

讓我們首先來認識里昂惕夫。

美國籍俄裔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金的獲得者（1973）。

生平和著作 里昂惕夫出生于俄國彼得堡,1921年進列寧格勒大學學習，1925年畢業于該校經濟系，獲文學碩士學位，留校擔任經濟地理輔導員的工作。1925年秋去德國柏林大學學習，于1928年獲哲學博士學位。1927～1928年和1930年，在德國基爾大學世界經濟研究所任研究助理，1928～1929年到中國南京，任國民黨政府鐵道部經濟顧問。1931年初,由德國柏林移居美國紐約,任美國全國經濟研究局研究助理。1931～1975年在哈佛大學經濟系任教,1946～1952年任教授。1953～1975年,任亨利·李氏政治經濟學講座教授。1975年，在哈佛大學退休，轉到紐約大學，任經濟學教授、經濟分析研究所所長。從1941年起里昂惕夫還參加了美國政府部門的許多實際工作。

里昂惕夫發表的各種論文約有 200余篇，散見于西方各重要報刊上。重要專著有：《美國經濟結構，1919～1929》（1941）、《美國經濟結構研究：投入產出分析中理論和經驗的探索》（1953）、《投入產出經濟學》（1966）、《經濟學論文集：理論與推理》（1966）、《經濟學論文集：理論、事實與政策》（1977）、《世界經濟的未來：聯合國的一項研究》（與其他人合作，1977）。

投入產出分析法 里昂惕夫的最重要貢獻是創立投入產出分析法，并長期有成效地應用此法于實際經濟問題的研究，特別是通過投入產出分析，他提出了國際貿易理論中的“里昂惕夫反論”。

里昂惕夫對“投入產出分析法”的研究是從1931年開始的。1936年，他第一次發表了真正介紹投入產出理論和方法的論文：《美國經濟體系中投入產出的數量關系》。“投入產出分析”，就是在編制反映各部門之間產品量交流情況的“投入產出表”（“投入”意指每個部門從其他各部門購進的用于消耗的物品和勞務，“產出”意指每個部門出產并售給其他各部門的產品）的基礎上，確立一組線性方程，用以研究各部門間產品生產和分配的關系，即對生產單位和消費單位相互依存關系進行數量分析。

這種體系可寫成下式：

式中X i代表第i部門的產出量;a ij代表生產一單位的第j商品所消耗的第i商品的數量,即投入－產出系數；F i代表對第i商品的最終需求。

因此,第i部門的總產量分成兩大部分，一是在生產所有其他商品中所消耗的這個部門的產品數量（即中間生產，或中間投入量），二是最后所消費的這個部門的產品數量（即最終需求量）。用矩陣表示的這種體系可寫成下式：

A X+F=X

式中:A是a ij的矩陣,通常稱為技術矩陣；X是商品產出的向量;F是最終需求的向量。因此,有可能利用下式：X＝【I-A】-1F（I是單位矩陣）,求出為滿足一定的最終需求向量,在經濟中的每個部門所必需的產出總量。

投入產出分析法在世界各國已被迅速傳播和廣泛運用。迄今，約有90個左右國家和地區公布了各自編制的“投入產出表”。聯合國已把“投入產出分析”規定為會員國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近些年來，投入產出分析不僅應用到國際貿易、區域規劃、教育計劃、衛生保健活動等方面，而且還擴大應用于核算環境污染、收入分配、財富和資金流量、社會人口問題，以及建立多個地區、多類商品的世界貿易模型，乃至世界經濟的總體模型。

“里昂惕夫反論” 里昂惕夫應用投入產出分析法還得出震驚西方經濟學界的一個論斷，即“里昂惕夫反論”。本來，按照西方傳統的國際貿易比較利益說，美國經濟學界曾廣泛流行一種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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