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當前中國對外貿易發展的特點(當前國際貿易發展趨勢與特點)

種阻礙商品流通的因素。超越國界進行的商品交換，把各國的國民經濟聯結成為一個世界范圍的互相聯系、互相依賴的經濟整體，而國界又把這個整體分割成相對獨立的一個個國民經濟范圍，這是一個矛盾。正是這個矛盾決定了國際貿易不同于國內貿易的特點。

1.國家干預，限制嚴格

國際貿易的主體具有雙重性，即個別主體與國家主體，它既是廠商與廠商之間的貿易，又是國家與國家之間的貿易。國家為了保持國際收支平衡，保護民族工業發展以及保證正常的社會生活秩序等，往往采取一些政策和措施對國際貿易進行干預，或鼓勵出口，或限制進口。各國政府都設立有海關，所有進出口商品都必須經過海關，接受海關監管和繳納必要的稅費。否則就是走私，是違法的。由于國際貿易受國家干預，所以我們在對外貿易時，要注意了解、研究相關國家的對外貿易政策和措施，以便于更好地制定進出口商品方案。

2.情況復雜，風險很大

國際貿易是跨越國界進行的，遇到的問題既多且復雜，由此帶來的貿易風險也比國內大得多。比較顯著的有以下幾種：

(1)信用風險。這里所說的信用風險，主要是指錢貨不清的風險。在國際貿易中，從磋商交易到訂立合同，再到賣方交貨，買方付款，需要經過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在此期間，買賣雙方的財務狀況可能發生變化，有時危及履約，給對方造成損失。同時，賣方交貨、買方付款存在著時間差，可能出現交貨了收不到款，或者不能按期足額收到款；也可能出現付款了收不到貨，或收到的貨物不符合合同的要求。此類事情時有發生。一旦發生這類事情，雙方又在不同的國家，打起官司頗為麻煩 。為了規避信用風險 ，國際貿易中一般采用信用證結算，即在雙方交貨與付款之間引入銀行擔保。但這也不能絕對避免風險。

(2)匯率風險。這是指由于幣值不穩定 ，從訂立合同到成交期間的匯率變動給交易者帶來的損失。在國際貿易中，由于各國貨幣制度不同，買賣雙方必定有一方要用外國貨幣進行計價、結算和支付，這就發生了兩種貨幣按照怎樣的比率進行兌換的問題。這樣，從訂立合同到支付貨款期間的匯率變動，必然會給交易者的某一方帶來貨物本身以外的匯兌損失 。匯率風險 ，不僅直接關系到貿易當事人的盈虧得失，而且會給有關國家的進出口貿易、國際收支、國際儲備、物價等帶來有利或不利的影響。因此，在磋商交易時，用什么貨幣計價、結算、支付是交易者必須認真考慮的問題。

(3)價格風險 。這是指從訂立合同到貨物到達目的地期間所發生的價格變化而導致的交易者的損失。比如，訂立合同后，如果在賣方進貨前，貨物價格上漲 ，則賣方需承擔風險 ；如果在買方收到貨物后，貨物價格下跌，則買方要承擔風險 。當然 ，反之也可能帶來利益。但是，一方的利益，也就往往是對方的損失。在國際貿易中，從訂約到賣方進貨和買方收到貨物往往需要較長的一段時間，而世界市場上的商品價格是經常變動的 ，所以這種風險 ，相對于國內貿易來講，突出得多。并且，國際貿易多為大宗買賣，這使得雙方面臨的價格風險更大。

(4)運輸風險 。這是指貨物在運輸途中遇到突發性事件的風險，如暴風雨襲擊、戰爭、運輸工具故障等而導致的貨物損失或延期到達造成的損失。當然，在國內貿易中也存在運輸風險，但國際貿易中的運輸里程一般比國內遙遠得多，并且情況也復雜得多，所以其運輸風險也大得多 。為規避運輸風險 ，國際貿易中一般都要求投保貨物運輸險，但是即使投保了貨物運輸險，有的風險則可能仍然要由交易者自己承擔。

(5)政治風險。這主要是指貿易對象國發生動亂或革命 ，政府更替 、政策改變以及兩國 關系突然惡化等政治原因給交易者造成的損失。

3.強手如林，競爭激烈

4.地區制約，需求多樣=

在國際貿易中，由于各國的經濟發展、風俗習慣、宗教信仰及文化傳統等不一樣，形成了國際市場上千姿百態的需求特點。這也是廠商在對外貿易中要注意的。

(2)風俗習慣、宗教信仰對市場的影響。不同的國家 、民族具有不同的風俗習慣和宗教信仰，這體現為不同的市場環境，決定了市場的需求特點。比如，日本人喜歡吃泥鰍，但黃鱔在日本市場卻難銷；喜歡吃河鰻，但鰻魚罐頭則不需要。又如，熊貓在世界上很受歡迎，但不能把具有熊貓圖案、商標的商品輸往伊斯蘭國家，他們把熊貓看成與豬相像，很忌諱。諸如此類，說明在國際貿易中要注意了解貿易對象國的風俗民情、宗教信仰，要實地調查，不能想當然。

(3)文化傳統對市場的影響。文化傳統對市場的影響 ，主要表現為語言、文字、圖案、顏色、數字等對市場的影響。比如，要注意到語言的一詞多義，各個國家、地區對語言的不同解釋和習慣用法；要注意到不同的國家、地區對圖案、顏色的不同喜好或忌諱；還要注意到數字的使用，有的數字在一些國家、地區受到歡迎，有的數字則要回避。

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對外貿易發展顯著的特點

改革使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歷史性變化.它深刻改變了中國的面貌,極大改善了中國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顯著提升了中國社會的文明程度,大大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地位.30多年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同堅決地推進改革和對外開放分不開的.目前我國改革仍然處于攻堅階段,要在體制創新方面取得重大進展,從根本上消除束縛經濟社會發展的體制性障礙,努力在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教育體制、科技體制、文化體制、衛生體制等方面的改革邁出新的步伐,還必須解決不少難度很大的深層次問題.改革是一項全新的事業,我們只能在干中學,在實踐中摸索,不斷總結經驗、吸取教訓,把改革推向前進,為落實科學發展觀、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提供體制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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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近代對外貿易的特點

中國近代對外貿易特點主要還是以勞動密集型，初加工為主，現在也在逐步向精加工，智能化，高端化的路線轉移

16世紀中葉至19世紀初葉中國對外貿易的特點及其原因？

中國在貿易全球化中的主導地位——16世紀中葉至19世紀初葉

16世紀中葉至19世紀初葉，以商品流通為基礎的貿易全球化是今天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第一階段。當其時，中國豐富的商品在國際市場上具有極強的競爭力，對推動貿易全球化起了舉足輕重的主導作用。一、中國是貿易全球化的大市場

15、16世紀是世界歷史發展的重大轉折時期。1405—1433年中國鄭和七下西洋；1492年意大利人哥倫布(C．Colonbo)發現美洲；1498年葡萄牙人達．伽馬(Vas買粉絲．Da．Gama)繞過好望角開辟歐洲到印度的東方航線；1519—1522年葡萄牙人麥哲倫(F．D．Magalh*aes)作環球航行等航海的偉大壯舉，從地理范圍上使分散隔離的世界逐漸變成了聯系為一體的世界，人類歷史也愈來愈大的程度上成為全世界的歷史，為商品貿易全球化提供了人文地理的條件。

但是，作為貿易全球化所賴以運轉的基礎即商品流通來說，則是有賴于中國強大的商品制造能力和生產出來的豐富商品。據史料記載，從世界經濟發展史的經濟規模上看，15世紀中葉(明中葉)至1796年(嘉慶元年)以至1820年(嘉慶二十五年)期間，中國是世界經濟發達的國家。據統計，1522—1566年(嘉靖年間)，中國的生鐵產量達到45000噸，居世界第一位，而英國到1740年才達到2000噸川。1750年(乾隆十五年)，中國工業總產量占世界工業總產量的32％，而全歐洲僅占23％；中國的國內貿易總值為4億銀兩[2]。直到1820年(嘉慶二十五年)，中國的GDP仍占世界經濟總量的32．4％[3]，居世界各國的第一位。所以，“在近代以前時期的所有文明中，沒有那一個國家的文明比中國更發達，更先進”[4],“中國乃是一個偉大、富饒、豪華、莊嚴的國家”[5]。就是說，直到1820年左右，中國在世界經濟史上是占著首要地位的，是世界經濟的中心。當時中國的商品如生絲、絲織品、瓷器、茶葉、棉布、砂糖、糧食、藥材等，在國際市場上享有很高的聲譽，具有很強的競爭力。正如當時一個西方作家報道說：

中國人有世界上最好的糧食——米；最好的飲料——茶；最好的衣料——棉布、絲織品及皮貨。擁有這些主要物品和數不盡的其他次要的物產[6]。

特別是中國絲貨，外國商人更是贊嘆不絕，說：

從中國運來的各種絲貨，以白色最受歡迎，其白如雪，歐洲沒有一種出品能比得上中國的絲貨[7]。

1629年(崇禎二年)，荷蘭駐臺灣第三任長官訥茨(Nuyts)在給其國王的一份報告書中說：

中國是一個物產豐富的國家，它能夠把某些商品大量供應全世界[8](p109)。

確實如此。根據史料記載。16—18世紀，中國向全世界出口的商品約有236種之多，其中手工業品有137種，占總數的一半以上。其中又以生絲、絲織品為大宗，其次是瓷器和茶葉等。

而在這個時期，歐美各個國家由于“價格革命”的沖擊，加多戰亂、災荒、瘟疫流行，經濟曰益蕭條，各類商品極為匱乏。所以，這些國家根本沒有什么民生產品可以打進中國市場。它們只好攜帶大量銀子來中國購買貨物販回國內傾銷。所謂夷船“所載貨物無幾，大半均屬番銀”[9]。在1830年(道光十年)以前，當中國對外貿易經常是出超的時候，白銀是不斷地從印度、不列顛和美國輸入中國。據統計，自1553年至1830年，西方國家到廣東貿易而流人中國的白銀達5億兩以上[10]。1585—1640年日本因到中國貿易而輸人中國的白銀達到1489.9萬兩[11]。可見，直到鴉片戰爭前夕，中國在當時商品貿易全球化中，是遙遙領先于世界其它國家和地區的[12]。全世界其它國家都來中國購買價廉物美的商品，使中國成為貿易全球化的大市場。

二、廣州是貿易全球化的中心市場

15—19世紀初中，中國明清政府基本上實行“時開時禁，以禁為主”的海外貿易政策，禁止沿海商人出海貿易。但是，卻對廣東實行特殊政策。嘉靖元年(1522)，“遂革福建、浙江二市舶司，惟存廣東市舶司”[13]。乾隆二十二年(1757)，規定外國番商“將來只許在廣東收泊交易”[14]。因此，自嘉靖元年至道光二十年(1522—1840)，廣東一直是中國合法對外貿易的省區，省會廣州則成為全國合法進出口貿易的第一大港，而且是“印度支那到漳州沿海最大的商業中心。全國水陸兩路的大量貨物都卸在廣州”[5](P116，序言）。因此，全世界各國商人到中國貿易，都萃集到廣州。1798年(嘉慶三年)，瑞典人龍思泰(Anders Liungstedt)，就記述外國商人來廣州做生意的實況：

廣州的位置和中國的政策，加上其他各種原因，使這座城市成為數額很大的國內外貿易舞臺。……中華帝國與西方各國之間的全部貿易，都以此地為中心。中國各地的產品，在這里都可以找到；……東京、交趾支那、柬埔寨、暹羅、馬六甲或馬來半島、東方群島、印度各港口、歐洲各國、南北美洲各國和太平洋諸島等地的商品，都被運到這 里[15](P301)。

據不完全統計，從康熙二十年至乾隆二十二年(1685—1757)的72年間，到廣州貿易的歐、美各國商船有312艘[16]；乾隆二十三年至道光十八年(1758—1838)有5107艘①，平均每年為63.8艘。

與此同時，中國各地和廣東省內各地的商人也集中到廣州進行進出口貿易，名曰“走廣”[17]。1629年(崇禎二年)，荷蘭駐臺灣第三任長官訥茨(Nuyts)在給其國王的一份報告中也記述：

中國人把貨物從全國各地運到他們認為最有現款購買他們貨物的市鎮和海港……后來他們運往廣州市集上的貨品的數量如此之大，以致葡萄牙人沒有足夠的資金購買，……參加這些市集的商人們看到他們的貨賣出去，就用他們自己的船，責任自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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